我們身邊並不缺少財富，而是缺少發現財富的眼光。
——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業界，英雄輩出，無數草莽之士崛起於大江南北。他們沒有任何商業經驗，卻以令人驚訝的膽識和智慧改變了國家和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時期，最流行的商業模式是「貿易——工業——技術」，簡稱「貿工技」。創業者從貿易切入，在流通環節完成原始積累之後，再投資於工業，形成生產和銷售的能力，最後再試圖向縱深的技術領域滲透。這是一個「百死一生」的過程，絕大多數企業都倒在了從貿易到工業轉型的道路上，只有少數傑出者完成了自我的提升，其中便包括TCL、聯想、清華同方等公司。
在這場「貿工技」運動中，廣東企業表現得最為搶眼，這得益於其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
香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曾發展為東亞地區最重要的電子、服裝工業基地，積累了大量的貿易、工業和技術經驗。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之後，香港才開始轉型，大量企業從製造領域撤出，這給廣東帶來了產業梯級轉移的天賜良機。
在TCL的創業史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特徵。
第一次去香港
1985年年初，TTK面臨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危機：港方投資人翁耀明宣佈將退出合作。
退出的原因與經營無關，而是翁的個人選擇。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7月1日正式回歸中國並實行「一國兩制」政策。消息傳來，舉國歡騰，百年恥辱，一朝得洗。然而，也有一些港商對香港即將被收回的局面感到惶恐，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感到憂慮，於是紛紛轉移資產，移民海外。翁耀明就在這些港商之列。
實際上，就在翁耀明退出TTK的時候，TTK牌磁帶正受到消費者的熱捧，香港流行音樂的興盛，更是帶動了磁帶銷量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叱吒港台樂壇的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等巨星，一張專輯就能賣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盒。1984年，TTK的銷量達到了1200萬盒，這個成績的確值得驕傲，但也實在來之不易。
TTK創業元老之一的鄭傳烈回憶道：「創業初期，我負責銷售與外經工作。那時候雖然有交易會，但其性質與檔次根本不可能與現在的交易會、訂貨會相比。當時所謂的交易會實際上就是『擺地攤』，只不過是有組織的『擺地攤』，裡面什麼樣的產品都有，我們TTK也是從『擺地攤』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銷售是一個苦差事，我們曾經自嘲地形容自己擠火車的時候像瘋子。到外地去參加交易會或訂貨會，天南海北地坐火車，一坐就是一兩天，如果沒有座位，人都會散架。而且當時的財務制度控制得非常嚴格，我們根本不允許享受臥鋪待遇。」苦歸苦，但是看到TTK的生意做得如此紅火，「工廠天天開，生意天天來」，大家也就心滿意足了。
就當大家幹得起勁時，翁耀明令人意外的退出，讓中方合作者開始重新思考未來之路。
從TTK創辦的歷程我們可以體會當時張濟時他們的心情。TTK在形式上屬於中外合資企業，但在那個流行「借雞生蛋」的年代，一窮二白的創業者，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幾乎沒有任何資本去要求平分權益和約束合作方。企業經營中更多的東西，包括資金、設備、技術、原材料、外銷等往往都要依賴外來合作者，一旦外來合作者出現變動，企業就可能會「雞飛蛋打」。
跟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的大多數企業一樣，TTK早期所做的事情更像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料裝配及補償貿易」這種「三來一補」。TTK正是靠這種模式賺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合作方突生變故，不啻一記警鐘。TTK的決策者們開始反思自己的經營模式和生存方式，雖然立刻進行改弦易轍的顛覆式變革不太現實，但他們已經懂得命運終究不能掌握在別人手裡，企業發展過程中必須盡可能多地佔據主動。這種危機感也成為TCL日後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1984年，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下屬企業除了TTK，又多了一家東日公司，主要做錄像帶生意。與TTK初創時一樣，由於原材料和外銷完全被外來合作者控制，利潤之薄可想而知。
翁耀明的退出促使公司在1985年年初作了一個重要決定，派自己的人去香港開設代表處，全權負責原材料的採購和外銷等業務，以彌補合作商單方面撤出後造成的業務空白和損失，同時借助香港這個平台尋找新的商機。代表處需要一個業務經理坐鎮，因為責任重大，甚至可以說直接關係到公司後續的發展，在人選問題上，公司領導慎之又慎。
董事長范品魁和總經理張濟時在再三討論之後，決定把精明能幹的李東生派往香港。對於剛剛完成塗帶車間籌建的李東生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機會。
多年後，李東生將這一次選擇看做自己職業生涯的一個最重要的轉變。曾經夢想做一名工程師的大學生李東生，完成了人生中又一次轉身。走上這一條路後，他就再也沒有回過頭來在車間和生產線上親自負責生產和技術方面的工作，而是在不斷地學習和歷練中逐漸由業務經理成長為能夠決定企業走向和命運的掌舵人。
跟著張濟時第一次抵達香港後，看到的一切讓李東生不禁覺得自己就是《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這座素有「東方之珠」美譽的國際自由港、現代化大都市，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街道寬敞整潔，商店鱗次櫛比，一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雖然香港並非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繁榮的背後也有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對於長期生活在內地的李東生來說，香港無疑就是一座擁有美好富裕生活的大觀園。
實際上，李東生並不是單槍匹馬去香港拓荒。在與翁耀明合作辦TTK時，最初的原材料採購和外銷都由港方一手包辦，TTK只管加工成品。做了一陣，TTK似乎覺察到港方在採購和外銷方面存在著貓膩。鑒於此，TTK的控股公司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便先後委派張濟時和鄭傳烈等人去香港，受到監督的港商果然不能再肆無忌憚地盤剝利潤，公司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對於駐港的人來說，工作確實辛苦異常。
派人駐港的最初目的無非是防止被港商過多地壓搾，為企業多爭取點利潤，被派去香港的人自然捨不得亂花錢。因此，李東生的前任們就住在香港老闆家裡的鍋爐房。原本狹窄逼仄的空間還要放兩張床，這讓身高一米八幾的鄭傳烈苦不堪言，每晚只能蜷縮著睡覺，稍一翻身就兩頭在外了。晚上休息不好，白天還要到處奔走，瞭解行情，討教經驗，疲累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李東生接替鄭傳烈駐港，對這些情況當然有心理準備，所以條件再怎麼艱苦他也不會太覺意外。反倒是此前已經赴港的張濟時第一眼見到李東生，就忍不住大笑道：「你怎麼穿個涼鞋就來了啊？」
李東生不明就裡，張濟時二話不說，趕緊先帶著李東生去商店買了一雙皮鞋並讓他立刻換上。回去之後，張濟時才解釋其中的原委。原來在香港，做生意的人是不會穿涼鞋的，連普通白領都是穿皮鞋的，只有做苦力的人才穿涼鞋。李東生恍然大悟，這段經歷也讓他切身體會到了文化和習慣的重要性。數年之後，在實施國際化戰略時，為了向團隊強調入鄉隨俗和尊重當地人的文化和消費習慣的重要性，李東生還常常以這個小故事現身說法，聽者無不覺得生動而傳神。
李東生到香港，其使命是非常清晰的。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要處理由於TTK的港方股東退出之後造成的業務真空，其次是要把TTK的出口業務穩定下來。另外，他還要把當時TTK磁帶的海外採購業務渠道維持住，使公司能平穩地繼續運作下去。
這三個使命對李東生來說，並沒有多少難度。在香港，張濟時將TTK的一些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介紹給李東生，要他將TTK香港採購和銷售的業務做起來。第一次轉做業務經理，而且在香港，這讓李東生感到壓力巨大。好在張濟時手把手教他許多業務經驗，並放手鼓勵他大膽工作。幾個月下來，李東生逐步適應了香港的環境，將工作開展起來。
此外，TTK在香港得到了惠州市政府窗口公司廣惠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惠）的幫助，還有中資香港窗口銀行——南洋商業銀行金融方面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TTK雖小，但卻背靠著中國內地的大市場。在那個時代，外資進入中國還有很大的疑慮，但又不願意放棄這麼大一個市場，多願意與對外開放程度高的廣東企業合作進入這個市場，所以李東生在業務上進展得順風順水。
但李東生的日子並不好過。雖然在內地看來，駐香港是一件美差，但實際生活苦不堪言。白天李東生在外西裝革履，很像個大公司的代理人，一到吃飯和晚上住宿，就顯得有點寒酸了。
當時香港的生活水平遠高於國內，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李東生在香港開始住的是小賓館最便宜的「黑房」，沒有窗戶，白天房裡都是漆黑一片，必須開燈；後來在香港旺角新填地街租了一個辦公室落腳，晚上也住在裡面，來人多時，就打地鋪。那時按規定，駐港工作每天補助130元港幣，李東生只能吃快餐，坐公交車辦事。李東生回憶，當年自己在香港最大的開支是買西裝、襯衫和領帶，對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在處理完TTK的突發事件之後，李東生很快得到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幫助公司尋找新的業務機會。
TTK管理層對於僅僅依托於磁帶這一個產品生存，抱有一定的戒備之心。因此張濟時指示在香港的李東生，要努力尋找，看有沒有適合內地市場的產品，可以引進一些。
這種做法符合中國古老的「狡兔三窟」箴言，是很多中國公司領導者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後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中國公司在經濟上成功之後普遍採取的多元化姿態。不過，這些多元化的方向選擇，卻常常因為執行者不到位的選擇而最終失敗。年輕的李東生會為公司選擇什麼方向，就是一道放在他面前的考題。如果他答不好，之後很可能就無法執掌TCL的命運了。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李東生給出的答案是：他盯上了一個名叫蔣志基的香港商人和一款康力牌的進口錄音電話機。
合建電話機廠
1946年出生的蔣志基，為人豪爽，有俠義氣，本是做銷售出身，有經商天賦，自1982年創建香港長城電子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城電子）後，生意越做越紅火。與當時諸多前往內地淘金的港商一樣，他也很早就開始從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貿易，業務擴大之後還在惠州建立了自己的生產基地。
張濟時以他對市場的敏銳，感到錄音電話機是個很好的商機，決定開展這項業務。李東生通過關係找到蔣志基，直接說明來意，希望蔣志基能提供電話機的貨源。蔣志基看著比自己小十多歲的李東生，覺得這個年輕人既坦誠又幹練，猶如看到了創業前的自己，立刻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加之他也特別喜歡惠州，因此很爽快地就簽訂了2萬台錄音電話的合同。
2萬台進口錄音電話機很快銷售一空，雙方都大賺了一筆。這讓公司領導大喜過望，一是因為豐厚的利潤回報，二是因為發現了一個蘊藏巨大能量的新市場。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曾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對生活的美好憧憬，沒想到直到20世紀80年代，電話依然是老百姓眼中的奢侈品。
據統計，1978年，全中國的電話用戶不過214萬，電話普及率僅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而且全國的市話約有1/3還要靠人工轉接，絕大多數長途電話要靠專門的長途接線員轉接，大部分的縣城和農村更是停留在「搖把子」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