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場徇私舞弊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名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闆陳范很識趣地走開了，只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地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丑」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儘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面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聚集了太多的有閒和有閒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閒人和閒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只是胡某人辦得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范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只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之流）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裡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干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與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因為對清政府的失望。
《蘇報》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場的拉動，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蘇報》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遲處死的）輕判，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讓遊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從那以後，輿論界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壓力，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拳民就是義和團的成員，這種稱謂是義和團運動發生的那個年月的產物，沒有褒也沒有貶，他們的對手被稱為教民。在那個農民起義比較被看重的年月，中學生都知道，義和團跟太平軍不一樣，沒有統一的領導、統一的組織。但是沒有統一組織的拳民卻穿著差不多的服裝，黃布包頭、穿紅肚兜，行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處（拳壇）「亮拳」，表演神靈附體（上法），然後舞刀弄槍，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槍頂著咽喉，展示「刀槍不入」的本領。從山東到直隸，從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積的土地上成千累萬的義和團都差不多，好像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樣。
很長時間以來，義和團研究是個顯學，但是學者都忙著給給義和團找根正苗紅的「爹」（組織源流），只是這個出身好的爹總也找不準，於是大家吵成了一鍋粥。有的說義和團源於魯南半土匪性質的大刀會，有的說源於譜繫上曾經有過造反歷史的民間教門八卦教，有的則說是源於跟教會有衝突的民間拳會梅花拳。除了這幾樣之外，學者們找到的其他的組織源流這個教、那個門，總括起來能有幾十種之多。「爹」找不明白，兒子的秘密自然也沒人理會，一本又一本的著述問世，但拳民到底是怎麼回事，看了之後依舊不明白（因為沒有人屑於說）。
其實，當年的史料文獻和後來的口述材料說得很清楚，義和團大體上由幾部分人組成，一是老師，或者叫師傅，屬於傳道授業的。義和團的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師，老師都有「法術」，說起來都是從峨眉山、崑崙山什麼地方下來的，有異人相授，比金庸先生還要早些給這些山抹上了帶有氣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當然，實際上這些老師也都是鄉下人，本沒有什麼特殊的本事，不過見過點世面，膽子大，敢說也敢做，就成了老師。好在要教的東西也不難，無非是點半似氣功、半似雜技的玩意兒。這種玩意兒現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運好了氣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項：不能用刀劃，一劃肯定出事），扎槍頂著咽喉（注意事項：找好角度，否則穿幫）等等。還有的有點類似於前不久曾經很是流行的氣功，老師裝神弄鬼弄幾下，接了功的弟子們馬上像神鬼附體一樣，亂蹦亂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們荷槍帶棒，手裡有傢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後，往往宣稱自己是什麼什麼神仙附體，跟鄉間跳大神的巫婆神漢差不多，跳夠了，馬上精神委靡，回復常態，回家照吃煎餅。
當然，老師傳功，也像後來的氣功大師，總是要弟子孝敬銀錢。不是一個拳壇一個老師，老師要到處走，義和團就是在老師的走村串街中流行開來的。老師雖然號稱傳的功法各有玄奧，但就跟前些年氣功熱的時候的氣功一樣，雖然大師們的門派不同，據說奧秘也各異，但基本的招式卻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劃起來，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樣了。應該指出的是，義和團運動過後許多年，華北鄉村興起紅槍會的時候，類似的老師，類似的功法傳播，又出現了。新面孔，老招術。
義和團拳壇的真正骨幹級人物，是被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的人。這些人或者是對氣功感悟性好，或者有點武功底子，或者脾氣比較暴，拳民行動的時候一般都是這些人領頭，燒教堂，殺教民，動真格的需要這些人帶頭下手。當然，下手的時候，原本在拳壇練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對方要是弱，比如婦孺什麼的，就剁成肉醬，對方如果強，堅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拳壇上的多數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歲上下，屬於義和團的兒童團，老的七八十的都有。這些人平時的時候，在老師的指導下和大師兄二師兄的帶領下，在拳壇上演練，個別有條件的地方，還有民間鼓樂伴奏。這種演練在美籍華人學者周錫瑞看來，很有表演性和儀式性。的確，看當時人的記載，拳壇下經常有很多人圍觀，跟看戲似的。後來氣功熱的時候，每逢大師出場聚眾練功的時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見古今一個道理。
當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門口表演，還要出去幹事（其實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遠門的，只在家鄉玩玩算了。但袁世凱做山東巡撫，非逼著拳民北上京津，說是那邊有鬼子打，實際上是以鄰為壑），出去幹事的時候，殺殺燒燒，吆喝吶喊，全指著這些普通拳民。
除此之外，一個拳壇，還有若幹不經常出現但卻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們算是拳壇的後台或者叫恩主。這些人多半是鄉紳或者富戶，以武舉居多，主要有武舉人和武秀才。明清兩代，雖然文、武都有科舉，但軍隊的軍官卻基本上不由武舉來充任，大多是行伍出身，武舉基本上成了人們求個功名，改變身份，取得紳士資格的一種方便門路（比起文舉，考試也相對容易通過），因此，武舉成了鄉村社會低級紳士的代名詞。這些人比較閒，好生事兒，所以官府鼓勵拳民起來的時候，他們往往樂於摻和其間，為拳壇張羅個吃喝什麼的。
說起來，拳民興起跟自打基督教開禁以來，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之後，綿延幾十年的民教衝突有關。「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教會和信教的教民。兩者的衝突有一些屬於利益方面，比如說一個地方只要出現了教民群體，一個社區就出現了另一個中心、新的權威，這種權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解釋，這樣或多或少會令原來的權威感到有一點不舒服。更多的是屬於文化方面的，屬於基督教自身的行為和中國傳統習俗的衝突。最早的文化衝突跟民間的戲樂活動有關。唱戲以及相關的社火秧歌活動是中國農民的娛樂，但這種娛樂卻往往以酬神演戲的方式展開，於是被教會理解為「偶像崇拜」。因此，教會特意給教民從總理衙門討來一項「特權」，既不許教民參加活動，也不要教民分攤戲份。但是當酬神演戲是為了求雨的時候，多少會有點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佔了大便宜，糾紛在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衝突，是跟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摩擦的時候，就更容易流於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鄉村世界，農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在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裡（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臍下三寸的聯想，從通姦到亂交、群交。至於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地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規定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產生了無數的關於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
顯然，對於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棄嬰事件。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農村比較普遍存在溺嬰的現象，即棄養女嬰，雖然背後有對生活的無奈，但不能說不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收養棄嬰，但這個事做得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健康狀況就不太好（視棄養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後，嬤嬤（對西方散堂裡年長或者輩分高的女修行者的尊稱）們往往對於拯救嬰兒靈魂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