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是人都有理性的一面，都明白打打殺殺對誰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間只要能夠對話，就意味著雙方都有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的需要，但是成見在，對話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增加敵意，結果適得其反。有的時候，雙方其實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為彼此做了很多努力，一碰到一起，話不投機，彼此都有委屈，如雞同鴨講越講火氣越大，說還不如不說。佛家有個概念，叫「我執」，大概可以翻譯為成見。從某種意義上說，雙方的立場和敵意都是我執，只有將它們丟開，對話才能進行下去，彼此間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了，仗也就打不起來了。
對毒與賭的另一種期待
養兒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個道理。蘇東坡作詩，說是「但願生兒愚且直」，那是氣話。不過在中國，還真就有不希望兒子成材的父母，對他們來說，兒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別厲害的敗家子就知足了。這樣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資，膝下的寶貝兒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敗，估計一時半會兒敗不光。他們培養兒子的辦法很獨特：教兒子抽鴉片。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這樣的人家還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剛長成個模樣，就把煙槍拿來，非讓熏一口，不大工夫，孩子成了煙鬼，每天不吃飯行，少了「福壽膏」（當時人對鴉片的雅稱）萬萬不能。有了這口嗜好之後，精神委靡，身子骨長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癮大的可以晝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挪窩，經年累月不出門。這樣的兒子，按說是廢了，但是有一樣好處，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當然也不可能出去幹「大事」，比如大筆的買賣（一般都是吃人騙），追歌星，泡戲子，甚至下海玩票，他們的家長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好在那個年月，鴉片沒有現在值錢，即便天天消費也耗得起。
軍隊是用來打仗的，但是也有軍隊的首長不僅不指望手下的軍人打仗，只希望他們不生事，只要當兵的老實待在軍營裡，就阿彌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間，廣州的水師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現在上岸以後，在水裡的時候跟綿羊似的，連鴉片走私船都打不過。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賭，尋釁鬧事，動輒插刀子放血，連八旗駐防兵都敢惹。對此水師的領導很是發愁，因為亂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總得想個辦法把這些丘八爺拴住才行。
於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師提督帳下的師爺想出來一個絕招——開彩賭博，立一個花會，有幾十種花頭，任參賭的人下注，每天開彩兩次，每次都有一兩種花頭中彩，每注額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幾十倍的利潤（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這樣一來，果然把水師士兵牢牢地吸在了軍營裡，安靜了許多。
安靜了的兒子和安靜了的士兵都成了廢物，但卻都實現了他們各自「領導」的期待。別誤會，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們現在差不多，當年的領導沒有吃錯藥，這樣的期待其實是被形勢逼出來的，不是說形勢比人強嗎？引導兒子吸鴉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頭有臉的那一幫，什麼王爺、貝勒、貝子和將軍、雲騎尉什麼的。
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當口，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學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過來，沒出息待在家裡還好，一出來准惹事敗家，眼看著家裡的那點家底已經薄了，皇上的鐵桿莊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過兩天富裕日子，想來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裡這一招。八旗人家開了頭，後來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著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干怪事的人多了，也就見怪不怪，反倒顯得咱們老北京厚道。廣東水師也是這樣，到了道光年間，距離打台灣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承平日久，陸上的綠營還說不定有個土匪和造反的農民需要剿，水師則連這點事都沒有。沒事做，卻有走私者的賄賂可以享用，飽暖思淫慾，不鬧事才怪！凡事積習已久，成為大家共同的習慣性行為就難改了，除非把這個群體整體換掉——顯然這是誰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領導的為了自己在任期間的太平，開花會賭博倒也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咱們中國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對於得過且過的領導來說，不出亂子就是做事的原則，況且，這個「鴆」（毒藥）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僥倖混過了，管他以後洪水滔天。
上海外教激起眾怒的背後
前段時間，有位據說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國教師，在自己的博客上比較誇張地描寫了自己跟幾十個中國女人的性經歷。這個博客描寫被一位中國教授發現後，立即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舉國共討之，而且憤激者還揚言前去抓捕這個「流氓外教」。大概發現自己惹了眾怒，於是這個外教趕緊聲明，自己在博客上寫的無非是一種行為藝術。事情真相如何，到現在也不明瞭。
當然，這個外教的行為（就算是行為藝術也罷）按我們現行的道德標準來衡量，的確有點出格，甚至可以說是齷齪，該罵。但是，在這陣陣的罵聲中反映出來的是某種國人持久不衰的心態。關於這個事件，如果涉及的僅僅是外國人，也就是說那個外教的所有性夥伴都是外國女人，那我們的網民還會這樣激憤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事實上，大家之所以憤憤不平，甚至義憤填膺，不止動口，還要動手，關鍵是因為老外動了「我們的女人」。這個網絡事件，跟更早時候發生的珠海日本人集體嫖娼事件所導致的民怨沸騰相似，在國人內心激起的倒海翻江本質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反過來，如果中國人動了外國女人，尤其是西方女人包括日本女人，無論是不正當的嫖、一夜情，還是名正言順的「涉外婚姻」，大家無不興高采烈，自我標榜說是報了八國聯軍和南京大屠殺之仇，好像做了一件為國爭光的大事。
其實沒有人不明白，跟八國聯軍和南京大屠殺時侵略軍的強姦暴行不一樣，現在發生的中外「男女關係」事件，無論是「行為藝術」的上海外教還是買春的日本人所作所為，也包括讓國人引以為豪的中國男人動了外國女人的各類接觸，實際上都是兩相情願的。不管我們多麼的生氣和憤怒，都擋不住某些愛慕虛榮或者實惠的中國女孩子傍老外，就像我們擋不住她們中的某些人傍大款一樣，同樣我們也管不了「小姐」們掙外國人的錢，即使網民們為此舉起「森林般的手」阻止了小姐國內的生意，也阻止不了她們的「勞務輸出」。據報紙說，連阿富汗這種貧窮落後而且戰亂不息的國度，都有了她們的身影。
這種現象無疑是可悲的，這種可悲在於國與國之間兩性關係的不平等，奴隸味道的性交易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尊嚴的喪失，而不是誰動了誰的女人。本質上對於「我們的女人」的這種特別的在意，是一種「部落意識」，女人是物，是部落的財物，男人活不下去的時候，就要拿女人來換錢，賣孩子首選是女兒，做丈夫的也可以把妻子典給人家，就像典當一件皮襖一樣。男人們彼此征戰的時候，征服者不僅要燒光被征服者的房屋，掠走財物，而且還要佔有對方的女人。在歷史上，漢人打不過北方的遊牧人的時候，往往要獻上「女子玉帛」換取一時的平安。這種奉獻，實際上代表著被對方的「半征服」。八國聯軍和侵入南京的日本人，表演的都是一種所思所為都屬於中世紀的獸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參加八國聯軍號稱以文明討伐野蠻的西方人和一門心思脫亞入歐、自以為很文明了的日本人並沒有走出叢林。
在近代的很長時間裡，所謂的文明民族也一樣難以接受自己民族的女人被「野蠻」或者「低等」民族中人「侵犯」的事實。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一半以上被私刑殺戮的黑人，都是因為他們「碰」了白人婦女，無論這種「碰」是想當然，還是白人的幻覺。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上海的西方人也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十月革命後白俄女人在華賣淫的事實，看到白種女人被中國人睡了又叫又跳，甚至不惜花錢供養這些白俄女人，直到供不下去為止。還好，這種維護白人尊嚴的傻事他們現在已經不幹了（雖然當年的三K黨還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國人還是有點進步的，畢竟當年八國聯軍打來的時候，我們的先人們居然把個「以身事敵」、傳說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睡過的妓女賽金花捧到了天上。那個時代，是我們奉獻女子玉帛而且心甘情願的時代。現在，我們的網民們已經有了覺悟，覺悟到了20世紀早期的西方人的水平，自家的女人不讓動了，動了就要嚷。當然，我們這些網民們雖然網上表現瘋狂，跟當年捕殺黑人的三K黨人和美國小鎮的居民還是不一樣，基本上屬於動口不動手（或者僅僅宣稱動手）的君子。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暴力都不會發生，當然更沒有人傻到出錢給那些跟外國人做生意的小姐，贖下她們的身體以維護男人的尊嚴。
只是進步了的國人，心目中的女人還是物，是一種經常在我們心裡會引起某種酸味的物。
洋人的膝蓋
洋人跟我們一樣都是人，是人就有膝蓋，基本構造沒有什麼兩樣，除非像我們古代一個偉大的兵學大師孫臏一樣，被人「臏」掉了。不過，這個道理，曾經一度讓中國人不太明白，說起來事情是洋人惹起的。
乾隆末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來華，打著為乾隆皇帝祝賀80歲生日的旗號，要求建立平等通商關係，禮物沒有少送，從鐘錶、光學儀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獨見了皇帝不肯彎曲自家的膝蓋下跪。結果呢，建立關係的請求泡了湯，除了一個隨團來的孩子得了乾隆賞的一個荷包，使團一無所獲地離開了中國，禮物原封不動地被封存在圓明園裡。1860年英法聯軍打上門，被搶掠的圓明園財寶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國的東西。
馬嘎爾尼使團回去以後，西方有了很大的動靜，此前來華傳教士們多年宣傳所建構的那個理性的中華帝國形象破滅了，使團成員用自己的記錄和素描向歐洲人展示了一個外強中乾的東方大國的形象，從此埋下了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伏筆。與此同時，在他們走過的中國，也留下來兩個相關的傳說。
第一個傳說有點阿Q的味道，說是雖然洋鬼子嘴上硬，堅持不肯下跪，但見到皇帝的那一剎那，天威之下居然雙膝跪倒。第二個傳說有為鬼子開脫的意思，說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為他們的膝蓋不能打彎，直腿，屬於生理問題，不是態度問題。馬嘎爾尼回去之後歐洲發生了什麼事情中國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這兩個傳說，卻一直在坊間流傳，傳得中國官員軍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則徐來到廣州禁煙，連這個號稱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都信。
林則徐來廣州禁煙的時候，底氣很足，底氣建立在兩個「情報」上，一個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沒有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就會大便不通脹死；一個就是我們上面說的鬼子膝蓋打不了彎，打仗的時候，肉搏很吃虧。
好在林則徐到了廣州之後，親自觀察了洋人，而且還特意去了一趟澳門，跟洋鬼子來了個近距離接觸，總算有點明白了。從澳門回來以後，請人收集西方的「新聞紙」（報紙），編了《四洲志》，還從一個在廣州的洋人醫生那裡討來了一條疝氣帶，治他的疝氣病。
不過，林則徐明白的事情，其他的中國人依然不明白。儘管林則徐編的《四洲志》已經被魏源改編成了《海國圖志》，印成了書，但看的人卻寥寥無幾。京城內外的官員們依舊津津樂道那些個關於洋人直腿的傳說，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了門。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人和法國人向中國動了武，但參與修約談判的美國人卻沒有跟中國人撕破臉皮。所以，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美國的使節進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見皇帝，只是必須下跪，哪怕僅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沒想到，美國人一小下也不肯，一個中國官員說，你們就是現在不答應跪，見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國人說，肯定不跪，我們只對上帝和女人下跪。無計可施的中國官員最後只好認定，洋鬼子的膝蓋的確不能打彎。跟他們有同樣認識的還有前線的一批軍官，因此他們準備了很多長棍子，預備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時候，沖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們掃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