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章節已經充分闡明，在商業沒有得到發展和製造業沒有得到改良以前的沒有開發的社會狀態下，人們對於只有商業和製造業可以給人們帶來的那些昂貴的奢侈品還全然一無所知時，一個擁有大量收益的人能夠花費或享受到那筆收益的唯一途徑就是盡他所能地能贍養多少人，就贍養多少人。可以說一大筆收益在任何時候都意味著可以調節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在那種沒有開化的狀態下，收益大多數時候都是用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說，大多數時候用食品和粗布，穀物和牲畜，羊毛和生皮來實現的。當時既沒有商業又沒有製造業能夠把一個人消費之外剩餘的東西實行加工，讓他可以交換更多一點的東西，他就只有用自己的剩餘物資供養（他能夠供養得起的）人們。這樣的沒有奢侈的款待和沒有誇耀的慷慨在那種情況下就是富人和顯貴們的主要開銷。然而這些開銷，我在本書第三卷也給予同樣說明，不易於讓他們破產。可能再沒有什麼自私的享樂會是這樣的輕浮，追求這樣的享樂有的時候是毀滅不了一個睿智的人的。然而熱衷於鬥雞卻毀滅了非常多的人。儘管奢侈的款待和誇耀的慷慨也毀滅了一部分人，然而我相信被上面所謂的那種款待或慷慨而毀滅的人數量不可能非常多。
在我們封建社會的祖先中，一個家庭經常是長時間持有著大片的地產，這一點充分說明人們大多數時候還是習慣於量入為出地生活。儘管一些大地主時常舉行鄉村式的款待，在我們現在看上去彷彿和前面講的那種生活方式不相符合，因為我們一貫覺得那種方式是和節儉分不開的，然而我們也一定要承認他們至少還是盡量節儉的，大多數時候並沒有把他們的一切收益都花費掉。他們部分的羊毛和生皮大多數時候有機會變賣成錢，可能部分的錢他們在購買當時所可以帶來的少數虛榮和奢侈的物品時花費掉了。然而有一部分他們大多數時候則儲藏了起來。
的確，他們再沒有別的任何途徑能夠處置它們，沒辦法不把他們節省出來的錢存起來。做生意對於一個紳士來說是十分有失體面的，把錢放債在當時被看成是放高利貸，不僅為法律所不允許，那將會更為不體面。再說，在那種極端動亂的時代，把錢存在手上也方便，一旦有一天他們被趕出自己的家園，還能夠把一點值錢的東西隨身帶到某個安全的地方去。極端的動亂讓他們感到把錢儲存起來最方便，把儲存的錢隱瞞起來也同樣方便。人們經常發現的一些無主的寶藏或財寶充分證明在那些年代儲存和藏匿財寶是多麼常見的事。被挖掘的寶藏在那時被看成是君主收益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在今天就是把王國裡所有被挖掘的寶藏歸在一起可能還沒法構成一個擁有非常大的莊園的鄉紳的收益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樣的節省和儲存的喜好在君主和臣民中同樣盛行。在那些沒有多少商業和製造業的國家裡，我在本書的第四卷中已提到過君主所處的境地，自然而然讓他傾向於節儉以求積累。處在那個境地的君主的費用都沒法由他們的虛榮心來調節。他喜歡有一個裝飾華麗的宮廷，然而時代的愚昧，所可以給宮廷的華麗裝飾帶來的也僅僅是幾件小玩意兒。當時不需要任何常備軍隊，所以君主就像一個大的領主，他的財富僅限於對他佃戶的獎金和對家臣的款待。然而獎金和款待很少會導致浪費，儘管虛榮心總是會導致浪費。所以歐洲的所有君主都有財寶，這一點前面已經談到過了。據瞭解，現在任何一個韃靼首領都還有財寶。
在商業國家裡，各個地方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昂貴的奢侈品，君主就像他的疆土上絕大多數的大領主那樣很容易會花費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數去購買那些奢侈品。他自己的國家與他的鄰國供應的種類繁多價格昂貴的小玩意兒，構成了宮廷輝煌然而又毫無意義的華麗；為了追求與此相同的華麗，他的貴族們辭退了他們的家臣，讓他們的佃戶自己獨立，自己也漸漸變得就像他的領地裡大多數的自由民那樣無足輕重。影響著他們行為舉止的那種輕浮的激情，同樣也影響著君主的行為舉止。
怎麼可以設想他應該成為他的疆土上對這樣的享樂能夠無動於衷的唯一的富人呢？假如他不是，那麼他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數花費在那些享樂上，導致非常大地削弱國家的防衛力量，我們沒法期望他不把維持國防力量所必需的資金之外的一切資金都花費在那些享樂上。他的日常費用變成了和他的日常收益同等，假如開銷不時常多於收益，就算是好的了。再也不可能期望積累財富，當遇到特殊事件需要特殊費用時，他就一定要號召他的臣民做特殊的捐助。已故的和現在的普魯士國王是歐洲自從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於1610年死後，僅有的兩個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偉大王子。導致積累的節儉在共和政體的政府和君主政體的政府裡差不多與此同樣變得都十分少見。意大利的共和國，荷蘭的聯省全都已經負債。伯爾尼州是歐洲唯一的一個積累有財富的共和國。瑞士的其他共和國全都沒有。對於某種華麗壯觀的建築的喜愛，至少對其他的公共裝飾的喜愛，經常是在一個小小的共和國裡似乎嚴肅的元老院的會議室裡和最大的國王的放蕩的宮廷裡同樣盛行。
和平時期缺少節儉就一定讓戰爭時期借債。當戰爭來臨時，國庫裡除了用於和平編製的日常費用外就再沒有其他的錢財。戰爭時期國防的必需費用是和平時期編製的三四倍，因而收益也須多於和平時期收益的三四倍。也就是說，就算君主有（他大多數時候非常少有）依照稅制立即啟動增加收入的方法，然而等到構成增加收益的稅款進到國庫可能要在開始增收的十個月或十二個月以後了。在戰爭開始的時刻，或者眼看就要開始的時刻，軍隊一定要擴大，艦隊一定要做好準備，駐防的城鎮一定要進入防禦狀態。這些軍隊、這些艦隊、這些駐防的城鎮都一定要配備武器；軍火和給養。在那危急的時刻就急需一大筆費用，它是不可能去等待新徵稅收漸漸進入國庫的。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政府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借款。
正是社會所處的那種商業狀態通過道德因素的作用讓政府不得不用這樣的方式借債，同時在臣民中也產生了貸款的力量和意向。假如說社會所處的商業狀態帶來了借債的必要性，那麼它同樣也帶來了借債的方便。
在一個充滿了商人和製造業主的國家裡必定有一批人，他們的手中不僅掌握著他們自己的資金，也掌握著貸款給他們的錢，或者是委託給他們經銷的貨物，這些資金通過他們的手比通過一個沒有經營過商業單靠收益生活的人的手在社會上流通必定要頻繁得多。個人的收益常規地通過他的手一年只有一次，然而一個經營商業的商人的一切資金和信貸，則周轉得很迅速，有的時候一年可能周轉三四次。因此，一個充滿商人和製造業主的國家必定有一大批人，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力量墊付一筆非常大數量的金錢給政府，假如他們願意這樣來做的話。這就是商業國家的臣民中蘊藏的貸款力量。
商業和製造業在任何一個社會內不可能長期繁榮，假如那個社會沒有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人民就會對自己的私有財產沒有安全感，對合同的履行也會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國家的權威沒法常規地用於迫使一切有力量償還債務的人償還債務。簡單來說，假如在一個國家裡人民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商業和製造業就不可能繁榮。正是這個信心在日常生活中讓大商人和大製造業主樂意把他們的財產托付給政府保護，在非常時期讓他們願意把他們的財產托付給政府利用。他們通過借錢給政府，絲毫也沒有削弱他們實行商業和生產的力量。與此相反的是，他們大多數時候還擴大了他們經營商業和生產的力量。在大多數的場合，國家的需要使得政府願意通過極其優惠的條件放貸。政府給予原債權人的擔保品能夠自由轉讓，不僅這樣，出於對政府公正的廣泛信任，擔保品大多數時候在市場上出賣時價錢遠比原價要高很多。商人或有錢人通過貸款給政府能夠賺錢，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增加了他的經營資本。因此，當行政當局允許他參與購買新的公債時，他們大多數時候把它看成一種優惠。所以在商業國家的臣民中也就產生了一種貸款給國家的意向和願望。
這樣的國家的政府在非常時刻傾向於把一切寄托在他臣民的借貸力量和願望上。它預見得到借款的容易，因此也就不實行儲蓄。
在社會的原始階段，沒有什麼大的商業或製造業資金。人們把自己能夠儲蓄的一點錢儲存起來，然而把儲存的又隱藏起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政府公正的懷疑，出於一種恐懼，害怕別人知道他們儲存了財物，害怕一旦儲存的財物被發現，迅速就會被掠奪乾淨。處在這樣一種狀態，沒有人有力量，也沒有人願意在緊要關頭把錢借給國家。君主預見到要想借款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感到一定要儲蓄來防備急需。這個預見更加加強了他們儲蓄的天然習性。
現今不僅壓迫著，而且最終將會讓歐洲一切大國毀滅的巨大債務的積累過程在歐洲一切大國全然同樣地存在著。國家就像個人一樣，開始是用所謂的個人的信用貸款，無須指定或抵押任何特殊基金作為償還債務的擔保，當這個方法行不通的時候，他們才指定或抵押某種特殊基金。
大不列顛的所謂沒有擔保國債就是通過上面所說的兩種方式中的前一種方式借入的。它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沒有或者假定沒有利息的借債，它就像私人記賬的債務；一部分是有利息的，它就像私人用票據或期票做抵押而借入的債務。對於特殊服務所欠的債務，或者對於那些沒有帶來或者帶來了然而尚沒有給予報酬的各種服務所欠的債務，或者是陸軍、海軍和軍械方面的特殊開支當中的一部分，對外國王補助的欠款、海員工資的欠款等大多數時候組成了前一類債務。有的時候為了支付部分這樣的債務，還有的時候為了其他目的而發行的海軍證券和財政部證券組成了後一類債務。
財政部發行的證券從發行之日起開始計息，然而海軍證券卻要在發行後六個月才開始計息。英格蘭銀行通過對它們的流通價值自願打折扣，或者通過和政府合作對財政部證券的流通給予一定的照顧，也就是以和票面價值同等的價值接受它們，支付到期的利息，保持它們的價值，方便它們的流通，因此讓政府經常能夠借到巨額的一種國債。由於法國沒有銀行，國家的證券（billetsd晣etat）有的時候必須打折通過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七十在市場上賣出。在威廉王時代重新鑄幣時，當英格蘭銀行覺得應該停止普通交易時，據瞭解財政部證券在市場上通過票面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六十打折賣出。毫無疑問部分是因為對革命後新成立的政府的穩定性表示懷疑，部分是因為缺少英格蘭銀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