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這些非生產階級完完全全是靠此外兩個階級——擁有者階級和耕作者階級——的費用來維持與僱傭。後兩個階級給前一個階級帶來加工的材料和維持生活的基金，供給他們在僱傭期間所需要消費的穀物和牲畜。擁有者和耕作者最終還要支付非生產階級的所有工人的工資，還有他們一切僱主的利潤。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僱主事實上就是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僕人。就像在室內工作的家僕一樣，他們是在戶外工作的僕人。然而，前者和後者都與此相同是由同一主人所供養。兩者的勞動同樣都是非生產的，它對土地的原生產物的總值不增添任何東西。它不僅沒辦法增加那個總值的價值，而且是一定要支付的一個費用。
然而，這個非生產階級不但是有用的，而且對於其他兩個階級還大有用處。通過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勤勞，所有者和耕作者用比他們自己應投入的少得多的勞動產品，既能夠購買到他們需要的外國貨物，又可購買到他們自己國家的製造品。假如他們想要用笨拙而不熟練的方式自己去進口外國貨物或者製造自己國家的製造品供自己利用的話，那麼他們就一定要花費大得多的勞動，而借助非生產階級耕作者就可免去很多操勞，否則那些操勞將會讓他們分心沒辦法專注耕作土地。沒有分心而可以專心一致地耕作形成的產品的優勢完完全全足夠支付耕作者或他們自己維持和僱傭非生產階級所需的一切費用。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儘管就其本質而言完完全全是非生產的，然而它通過這樣的方式間接地增加了土地的產品。他們的勞動會使生產性勞動的生產力可以自由地專用於其本身的工作上，也就是土地耕作上。因此耕作這一職業常常因為不通過耕作為業的人的勞動，而經常變得更加輕鬆和耕作得更好。
從任何一方面講，限制或挫傷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勤勞從來就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這個非生產階級享受到的自由越大，構成這個階級的所有不同行業的競爭就越激烈，其他兩個階級就會得到更便宜的供應，不管是外國貨物，還是自己國家的製造品。
壓迫其他兩個階級從來也不可能符合非生產階級的利益。土地的剩餘產品，在先後去掉了耕作者和所有者生活維持費用後的剩餘物，維持和僱傭了這個非生產階級。這個剩餘物越多，它所維持和僱傭的那個階級也必定更多。建立完完全全的公正、完完全全的自由和完完全全的平等，是最有效地保障所有這三個階級的最大限度的繁榮的其他簡單的秘密。
就像荷蘭和德國這些商業國家，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構成了這個非生產階級，是通過與此相同的方式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費用維持生活而且受雇於他們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其中絕大多數）遠離靠他們帶來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極不方便的遙遠地方的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他們是其他國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
然而，這樣的商業國不僅有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居民也大為有用。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空缺，填補了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位置，那些國家的居民原本應該是在自己國家能夠找到這些人的，然而因為他們政策的某種缺點在國內沒有辦法找到。
通過和他們的貿易或向他們帶來的商品徵收高關稅，來挫傷或壓抑這些商業國家的工業從來就不是農業國家的利益，假如我能夠這樣來稱呼那些國家的話。通過讓那些商品變得昂貴的關稅，只可能讓他們自己國家土地剩餘產物的實際價值在和那些商品，也就是那些商品的價值進行交易時降低。這樣的關稅只可以阻礙剩餘產物的增加，因而也阻礙其土地耕作的改良。相反，提高剩餘產品的價值，刺激它增長，因而促進其土地耕作的改良，最有效的應急措施是允許所有這類商業國家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貿易。
這樣的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貿易在恰當時機能夠帶來國內缺乏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通過最恰當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補他們感觸非常深的那個非常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餘產物的連續增加到了恰當時機會創造一個比按尋常利潤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資金更大的資金。然而其剩餘部分又很容易地投入到僱傭於自己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身上。這些工匠和製造業者在國內找到了他們工作的材料和維持生活的基金，即便技藝差很多，他們也就可能像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樣廉價地進行生產。因為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定要從遙遠的地方去獲得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因為缺乏技術他們可能開始有一段時間沒辦法那麼廉價地進行生產，然而在國內找到了市場，他們便能夠像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樣，通過同樣便宜的價格賣出他們的產品，後者卻必須要從遙遠的地方才可以把商品運送到這個市場上來。不僅這樣，隨著技術的提高，他們就可以很快把產品賣得比較便宜了。所以，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很快在那些農業國家的市場上受到挑戰，因為售價超過對方，不久便會完完全全被擠出市場。那些農業國家因為技術的逐步改進，它的製造業便宜到一定的時候就又會把他們的銷售推廣到國外市場去，把產品送往非常多外國市場去，在那裡通過與此相同的方式可把很多商業國的製造品漸漸擠出市場。
農業國原生產物和製造品連續增加到一定的時候，將會創造比通過尋常的利潤率投入農業或製造業所可以創造的更大的資金。這個資金的剩餘部分很容易轉向對外貿易，投入向外國出口其國家原生產物和製造品中的剩餘部分，因為它們多於國內市場的需求。在出口其國家產品的過程中，農業國的商人和那些商業國的商人相比，具有他們的工匠和製造業者曾經有過的優勢。
他們可以在國內找到貨物及食品，這些東西別人就一定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尋求。所以，儘管航運技術差一點兒，他們在國外市場上也可以把自己的貨物和商業國的商人們一樣通過低廉的價格賣出，然而在技術同等時，他們就可以賣得更便宜。所以，他們就會迅速和商業國在外貿這個領域進行競爭，到一定時候就把它們完完全全從外貿中擠走。所以，依照這一自由和寬大的體系，農業國培養自己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是給予一切其他各國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最完完全全的貿易自由。從而使它能夠提高它土地剩餘產物的價值，剩餘產品的連續增加會漸漸建立起一個基金，這個基金到一定時候就會培養出自由貿易所必需的各種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
相反的是，當一個農業國家通過高關稅或禁令壓制對外貿易時，它必定會在兩個不同方面傷害自己國家的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國貨物和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定會降低自己國家土地剩餘產物的實際價值，因為它正是用這些剩餘產物也就是用剩餘產品的價格來購買外國貨物和製造品的。其次，通過給予自己國家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它必定會把商業和製造業的利潤率提高得比農業的利潤率高，從而讓原本投入農業的一部分資金從農業中抽回，或者妨礙原本能夠進入農業的資金進入農業。
因此，這個政策在兩個不同方面阻礙了農業的發展。
首先，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值，從而讓農業投資的利潤率降低；其次，通過提高其他一切行業的利潤率，從而降低了農業投資的利潤率，讓農業變得更為不利，然而商業和製造業卻變得比它們原本可能的有更多利益。每個人因為他的個人利益的驅動都會想要盡可能把自己的資金和勞力從前者轉向後者。
通過這樣的壓制政策，農業國家應該能夠通過自由貿易更快地培養出自己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然而，這事頗值得懷疑，假如是在時機沒有完完全全成熟以前培養出他們，過快培養一種勞動，將會壓制此外一種更有價值的勞動。通過過於匆忙地培養一種只可以用來償還用於它的資金與尋常利潤的勞動，將會壓制一種除償還資金和利潤外還可以為地主帶來淨產物、自由地租的勞動。過於著急地鼓勵那種全然非生產勞動，會壓制生產勞動。
依照這樣的體系，土地年產物的總額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在上面所提到的三個階級中進行分配，還有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非生產勞動只是償還了它自身消費的價值，然而沒有在任何方面增加那個總額的價值，這個體系的天才而又學識淵博的鼻祖魁奈先生已經用某些數學公式對此作了表述。在這些公式的第一個當中——他通過突出的方法有意把它稱為《經濟表》——表述了他如果在最完完全全自由的狀態下，也是最繁榮的狀態下所可能實現的方式。
在那種狀態下，年產物足以帶來最多的淨產物，不僅這樣任何一個階級可以享受到在整個年產物中應得的份額。在此後的一部分公式的表述裡，他假設在不同的限制和規定的狀態下進行這種分配的方式。在那種狀態下，所有者階級或非生產階級比耕作者階級要受到更多的優惠。不僅在那種狀態下，前者或後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蠶食本應屬於這個生產階級的那個份額。
依照這個體系，每一次這樣而來的蠶食，對這個最完完全全自由情況下的自然產生的分配方式的每一次破壞，必定一年年降低年產物的價值和總額，而且，必定引起社會實際財富和收益的漸漸減少。依照這個蠶食的程度，依照最完完全全自由情況下的自然分配方式受到破壞的程度，這個減少的過程必定漸漸加快或放慢。這些公式表述了減少的不同程度，依照這個體系，這個減少的不同程度總是會和那個自然產生的分配方式受到破壞的程度相一致。
有些純理論的醫生彷彿認為，只有通過某種嚴格的飲食和運動的制度，才可保持人體的健康，因此對那個制度的任何一個最小的違反就必定引起相應程度的疾病或混亂。然而，經驗卻彷彿向我們表明，人體，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在極端不同的飲食和運動制度下，甚至在某種大多數時候覺得極端不健康的制度下，也常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狀態。然而看上去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包含著某種尚沒有為人所知的保持健康的本性，在很多方面，它可以防止或糾正一個非常錯誤的生活制度的不良影響。
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個內科醫生，還是一個極端純理論的內科醫生，他對政治實體彷彿抱有同樣的觀念，彷彿認為只有在一個嚴格制度下，政治實體才可以繁榮興旺。他彷彿沒有思考到，在政治實體中每個人連續地爭取改善自己處境的自然努力，就是能夠在很多方面防止和糾正一個政治經濟學體繫帶來的不良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公平和壓迫性的不良影響，保持健康的本性。這樣一來，一種政治經濟學體系儘管無疑要延遲，然而卻不總是可以完完全全阻止一個國家走向富裕和繁榮的自然進程。假如一個國家沒有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繁榮，那麼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個國家繁榮過。然而，在這個政治實體內，大自然的智慧幸好為糾正人的愚蠢和不公正所造成的很多不良影響做了充分的準備，就像它在自然體系中糾正自然體的怠惰和沒有節制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