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顛對於肥皂、鹽、皮革、蠟燭等生活必需品徵稅是否會提高勞動的價格，還有相繼提高所有其他商品的價格，我在之後探討各種稅收的時候，將再作論述。但是，與此同時，假如它們有這種影響，並且它們無疑會有這種影響，則因為勞動價格的提高，所有商品的價格普遍上漲的這種情況，就正好和某類商品因直接課稅而產生的價格上漲有下面兩個方面的不同。
第一，人們總是能夠極準確地知道因為這種徵稅這樣一種商品的價格會上漲多少，而勞動價格的普遍上漲對於僱傭該勞動所生產的各種不同商品的價格能有多大影響，則從來就不會相當準確地知道了。所以就不可能相當準確地來對每一種外國商品定稅，使其和每種國產商品的價格的這種增長互成比例。
第二，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對於人民生活條件的影響和貧瘠的土壤以及惡劣的氣候的影響相同。所以食品會變得貴一些，好像需要特別的勞動以及費用去培植它們一樣。就如同在由於土壤以及氣候所造成的天然匱乏中去指導人們應該用什麼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以及勞力是荒謬的一樣，在因為徵稅而造成的人為匱乏中如此做同樣是荒謬的。他們只有盡量地使自己的勞動去適應他們的處境（即使他們的條件不好），尋找那些他們可能在國內市場或者國外市場有某種優勢的用途。這才是在這兩種情況之下顯然最為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為了讓他們為其他大多數商品同樣付出過於昂貴的價格，而對他們徵收新稅肯定是最為荒謬的賠償方法，由於他們的稅已然是不堪重負了，並且他們為生活必需品所付出的已是太過昂貴了。
這一類稅收，當它們提高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是一種和土地的貧瘠以及氣候的險惡相等的災禍；但是在最富裕以及最勤勞的國家，它們常常是普遍徵收的。其他國家都無力承受如此大的混亂。就好像只有最強壯的身體才能夠在不健康的攝生法下生存以及保持健康一樣，也只有在每種產業都具有天然的以及取得了優勢的國家才能夠在這類稅收下生存以及繁榮。荷蘭是歐洲有這樣的賦稅最多的國家，它因為其自身的獨特環境而繼續繁榮，但是並不是像那種最為荒謬的設想那樣借助一些賦稅而繁榮的，而是不顧它們而繼續地繁榮的。為了鼓勵本國的產業，有兩種情況常常有利於對於外國商品徵收某種稅收，同樣還有兩種情況徵稅則有可能是值得考慮的事。一個就是繼續允許某些外國貨物自由進口，到何種程度才適宜；另外一個是在自由進口被中斷一段時間後恢復到什麼程度或者以什麼方式恢復可能算做合適。
當某一個國家通過高關稅限制或者禁止我們的某一些製造品進入他們國家的時候，我們繼續允許某些外國貨物自由進口，自由到何種程度才適宜，這種情況有的時候可能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之下復仇自然會要求我們報復，我們應當對於它們某一些或者所有製造品的進口徵收同樣的稅收或者同樣實行禁止。各國極少有不以這種方式進行報復的。法國一直特別偏愛對能進入和它們本國商品進行競爭的這種外國商品的進口進行限制。正是這一些組成了科爾伯特先生政策的大多數。科爾伯特先生即使有很大的才能，看來在這件事件當中是深為那些一貫要求對於它們本國同胞實行壟斷的商人以及製造業者們的詭辯所迷惑了。現在法國最明智的人的看法是他在這個方面所採取的行動對於其本國一直是有優勢的。
這位大臣通過1667年的關稅法對許多外國製造品的進口徵收了非常高的關稅。在他拒絕對荷蘭減輕關稅之後，荷蘭在1671年禁止了法國的葡萄酒以及白蘭地的進口。1672年的戰爭好像部分就是因為這個商業糾紛引起的。尼麥根和約在1678年結束了那一次戰爭，通過減輕某些對於荷蘭商品的關稅，荷蘭人隨之也取消了禁令。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法國人以及英國人通過同樣的關稅以及禁止又開始相互壓迫對方的產業。但是這種情況似乎是法國人率先做出榜樣的。從那之後，存在於兩國之間的敵對情緒一直妨礙著雙方緩和。1697年英國人禁止弗蘭德人建造的花邊進口。那個時候弗蘭德的政府是在西班牙的管轄之下，當做回報，它們宣佈要禁止進口英國毛紡織品。1700年英國就取消了花邊進口的禁令，其條件是英國的毛紡織品要像之前一樣進入弗蘭德。
假如有這種可能：因為報復而使得對方取消所抱怨的高關稅或者撤銷所抱怨的禁令，則這類報復可能是一個好政策。一個廣大的國外市場的恢復所帶來的好處，常常遠遠超過對在一個短時期內對某種貨物所付出的比較高的價格的暫時不便的補償。要判斷這樣的報復是否可能產生這種效果也許與其說是屬於立法家的科學（由於他們的思考應當是受永遠不變的普通原則所支配的），不如說是應當屬於俗稱為政治家或者政客的那種陰險狡猾的動物的技巧（由於他們的委員會是受到事物的頃刻波動所指導的）。
假如沒有任何這種取消的可能性，則為了補償對我國人民某一些階層所造成的傷害，而對於我們自己，不僅對那一些階層，並且對幾乎所有其他階層進行另外一次傷害，看起來並不是一種辦法；當我們的鄰邦阻止我們某些製造品進口的時候，我們常常不僅禁止同類的製造品進口，並且還要禁止它們的某些其他商品進口。由於只禁止了同類的那兩點不足以對於它們產生重大影響。這無疑會給予我們的某種工人以鼓勵，並且通過排除了它們的某些競爭者使它們可以在國內市場提高它們的價格。但是，那些受鄰邦禁令殘害的工人並不會從我們對外國商品進口的禁令中獲得收益。反之，他們以及我們公民中幾乎所有其他階層都因此而必須為某些貨物支付要比之前更高的價格。所以，每一道這類法令都是對整個國家徵收了一種事實上的稅，它不利於受到我們鄰邦的禁令傷害的那個階層工人，而是有利於其他的某一階層的工人。
一種有的時候可能是值得考慮的情況，那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禁止後，對於外國貨物的自由進口恢復到什麼程度或者以什麼方式恢復才是合適的。當某一些製造品由於對於能夠和國內某一些製造品進行競爭的外國貨物徵收高關稅或者禁止進口的時候，它們已經大大地發展了，發展到要僱傭大批量的人手。這個時候，人道主義或許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逐步地恢復貿易自由，但是要有很大的保留以及慎重。假如那些高關稅以及禁令一下子立即取消，較為便宜的外國同類貨物就會洪水般湧入國內市場，如此一下子就會剝奪我國成千上萬人的日常工作以及生存手段。它所引發的混亂無疑將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因為下述兩個原因，這種混亂很可能要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小。
第一，所有不享受獎勵金而常常有一部分向其他歐洲國家出口的製造品不會受到對於外國貨物最自由的進口的多少影響。這類製造品在國外的銷售價必須和任何外國同類產品相同質量的商品同樣便宜，而在國內售價還需要更便宜。從而，它們才可以繼續佔有國內市場。即使喜歡時髦的人有的時候寧可買外國貨，而不願購買本國生產的價格較為便宜並且質地也較為好的同類貨物，這種愚蠢的行為從事物的本性出發是不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對於人民的一般就業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我國毛紡織業、制革業以及五金業的所有不同部門有很大一部分產品每年都要出口歐洲其他的國家，它們並沒有享受獎勵金，而這一些製造業卻僱傭了最多的人。也許，絲織業是自由貿易的最大的受害者，其次是麻織業，即使後者要比前者所受的害小很多。
第二，即使有很大數量的人會因為貿易自由的恢復而被一下子從日常的工作崗位上拋了出來，而失去了普通的生存手段，但是卻無法得出結論，他們將會從此被剝奪了工作或者生存的手段。在上次戰爭結束之後由於裁減陸軍以及海軍，十萬以上的士兵以及水兵（其數目相當於所有最大製造業當中所僱傭的工人的人數），他們都一下子被從平常崗位上拋了出來。但是，他們即使無疑遭遇到了某些不便，他們並沒有因此而被剝奪了所有的就業機會以及生存手段。可能大多數只要有機會就逐漸地轉入了商船界；與此同時，水兵以及陸軍士兵也都被融入了人民大眾之中，而受雇於各個行業。十萬以上的人習慣於使用武器，並且其中很多還已習慣於搶劫以及掠奪的軍人所處地位的巨大的變化並未引發什麼大的騷動以及混亂。
就我所瞭解到的，並沒有任何地方流民的人數因此而增加，甚至任何職業的勞動工資除去商船界的水手之外也並未因此而有所減少。不過假如我們拿一個士兵的全部生活習慣和任何的一類製造業的工人的所有生活習慣相比較，就可以發現後者的習慣並不比前者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更加難以適應一種新的行業。製造業者一直習慣於憑借自己的勞動並且僅僅是自己的勞動而生活，而士兵是靠著薪餉生活。一個慣於運用以及勞動；一個慣於懶散以及放蕩。不過把勤勞從一種勞動轉向另外一種勞動肯定比把懶散以及放蕩轉向任何的勞動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對於絕大多數製造業來說，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還有很多屬於性質非常相近的附屬製造業，工人能夠較為容易地把自己的勞動從他們當中的一個轉向另外一個。大多數的這類工人偶爾也從事農村勞動。之前某一製造業僱傭他們的資金將會仍然留在國內以另外某種方式去僱傭同樣數量的工人。
國家的資金依然未變，對於勞動的需要同樣也將未變，或者幾乎未變，儘管它可能是用在了不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職業上。當然，士兵以及水兵從皇家服役退役之後，他們可以自由地在大不列顛或者愛爾蘭的任何城鎮從事任何職業。假如要讓國王陛下的所有臣民都能恢復享有士兵以及水兵的那種喜歡從事哪種勞動就可以從事哪種勞動的天然自由，則就只有打破行業公會的排他性特權，廢止學徒法。這是因為這兩者都是對於天賦自由的實際蠶食，除此之外還應廢除居留權法，讓窮苦工人從一個行業或者一個地方被解雇後，能夠到另外一個行業或者另外一個地方去尋找工作，而沒必要擔心受到控告或者遣返，那樣無論是公眾還是個人，就不會因為遭到某一類製造業的偶爾遣散而受到要比士兵遭到遣散還大的傷害。我們的製造業者無疑對我們的國家有很大的功績，不過他們的功績仍然不會大於用自己的鮮血保衛了我們國家的人的功勞，當然也就不應當受到更大的照顧。
確實，指望貿易自由能夠在大不列顛完全恢復，是同指望在大不列顛建立「理想島」或者「烏托邦」一樣的荒謬。那樣不僅僅會遭到公眾的偏見，並且會遭到更為難以戰勝得多的非常多的人的個人利益的堅決反對。假如軍隊的軍官用製造業主反對可能增加其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任何法律同樣的熱情以及敵意，反對裁減軍隊的數量；假如前者以後者煽動工人的相同方式鼓勵士兵用暴力以及暴行對付任何這類法規的提議人，則企圖裁軍，就將同現在企圖在任何方面削減我國製造業者們所獲得的壟斷一樣的危險。這個壟斷已經大大地增加了某一些製造業的人數，它已經像一支成長得過於大的常備軍，對於政府已構成威脅，並且在許多場合可以恐嚇立法機構。議員當中支持每一份加強這個壟斷的提案的人，不僅可以獲得懂得貿易的美好名聲，並且還會在人數以及財富都具有很大重要性的那個階層中得到極大的歡迎以及影響力。相反，假如他反對他們，尤有甚者，假如他有權威，其權威足夠挫敗他們，則無論是公認的最正直還是最高的地位，抑或是最大的功績，都將無法保護他，使他免受由憤怒而失落的壟斷者的瘋狂報復所發出的最不名譽的謾罵以及誹謗、人身攻擊，有的時候甚至是實實在在的危險。
一個大的製造業主，因為國內市場的對外國競爭者的突然開放，被逼放棄了他的行業，無疑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失。他過去一直用於購買原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資的那部分資金或許並沒有多大困難就能夠找到另外的用途。不過在處置被固定在廠房以及生產工具上的那部分資金的時候，就不可能沒有非常大的損失了。所以，對於他的利益給予公平的關懷就要求這類變化在任何時候都不要來得突然，而應是慢慢地、逐漸地，並且要在發出警告後的一個非常長的時間之後。假如可能，立法機構的思考不應該總是受局部利益的糾纏不休、高聲叫嚷所支配，而應當受共同利益的廣闊的視野所調控，根據這一點，或許立法機構就應該特別小心地不去建立任何新的這類壟斷，與此同時，對於已經建立起來的不予進一步擴大。由於每一種這類法規都會引發國家內部機構某種程度的混亂，要克服這種混亂就難免不引起其他新的一種混亂。
並不是為了阻礙進口，而是要提升政府的收入，對於外國貨物進口徵收關稅應當走多遠才能算是適當，我將在以後探討各種稅收的時候予以考慮。為阻止或者減少進口而徵稅顯然對海關的收入的破壞就同對自由貿易的破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