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第41章 卷一·論地租 (16)
    在1487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四年,頒布的法令規定:「任何人賣出最上等紅色平呢絨或者上等精製的其他平呢一碼售價多於十六先令,每出售一碼將會被罰款四十先令。」所以,十六先令含有大約我們今天貨幣二十四先令的白銀就是那個時候被看做一碼最上等呢料的合理價格。並且因為這是一個節約法,這種呢料或許通常出售的價格還要高一些。然而一基尼在現在可能就被認為是最高的價錢了。所以,這些呢料的質量想來應當是相同的,並且今天的質量可能要更好。但是,即便依照這個假設,最為上等的呢料的貨幣價格看來從十五世紀末以來已經大大地降低,而其真實價格也下降了許多。六先令八便士,那個時候是並且在其後非常長一段時間裡一直被認做一誇特小麥的平均價格。因此,十六先令那個時候就是兩誇特小麥的價錢,並且是三蒲式耳多的小麥的價錢;估計一誇特小麥現在的價格是二十八先令,一碼上等毛料的真實價格在那個時候最起碼必須等於我們今天的貨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買了一碼毛料的人就需要放棄他對於等於今天所能購買的相同數量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權。

    粗呢的真實價格的降低即使非常可觀,也還是沒有上等毛呢的真實價格降低得那麼大。

    在1463年,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發的法令規定:「任何家用僕人、普通勞動者,還有居住在城外或者自治市外的工匠的僕人不可以穿一碼超過兩先令的衣料。」在愛德華四世第三年,兩先令的含銀量和我們現在的貨幣四先令的含銀量幾乎相同,不過現在每碼價格為四先令的,或許要比之前普通僕人中最窮困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好得多。所以,他們服裝的貨幣價錢按照質量的比例,現在的要比古代那個時候的便宜一些,其真實價格必定也要便宜很多。十便士在當時視做一蒲式耳小麥的所謂適中而合適的價格。因此,兩先令就是兩蒲式耳以及兩配克小麥的價格,而現今三先令六便士一蒲式耳,那麼那個時候的兩先令將會價值八先令九便士。為購買一碼這種衣料,窮苦僕人需要捨棄購買相當於今天八先令九便士所能夠購買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這也是一項限制窮人奢侈以及浪費的節儉辦法,由此可見,他們的服裝過去一直要比現在昂貴得多。

    依據同一法律,那一階層的人民禁止穿價格多於十四便士約等於我們今天的貨幣二十八便士一雙的長襪。而十四便士是那個時候一蒲式耳和將近兩配克小麥的價格。以現在的一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算,將價值五先令三便士。在現在對於最窮苦以及下賤的僕人來說,我們應當把它看做是一雙非常昂貴的長襪子的價格。不過,在那個時候為了一雙長襪他需要付完全等於這個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的時候,或許在歐洲還並不是任何一個地區都知道織襪子的技術。他們的長襪都是用普通布料製成的,這或許就是它們昂貴的原因之一。聽說第一個在英格蘭穿著長襪的人是伊麗莎白女王。那是西班牙大使贈給她的禮物。

    無論在粗呢製造業抑或在精呢製造業當中,古代使用的機器要比現在所使用的不完善得多。從那以後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改良,或許還有非常多小的改良。無論這些改良的具體次數還是它們的重要性,現今都非常難以斷定。這三項重大的改良是:(1)將手工紡紗桿(老式錠子)以及紡錘換成紡輪,有了這樣的紡輪同樣的勞動能夠完成兩倍以上的工作;(2)使用幾項十分新穎的機器,它們大大地方便也減少了精紡毛線捲繞的時間;換言之,縮短了在把經紗以及緯紗放入織機之前對於它們進行安排的時間。這一道工序在那一些機器發明之前是非常冗長乏味而煩瑣的;(3)採用漂洗機代替人在水中踩,讓布料變密。一直到十六世紀初期,在英格蘭既沒有任何種類的風車,也沒有任何種類的水車,並且據我所知,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曾有過水車以及風車。它們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引進到意大利的。

    這些情況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向我們說明,粗紡以及精紡製造品的真實價格為何在古代要比現在高那麼多。再說將商品運到市場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因此當這些商品到達市場之後,它們需要購買或者交換更加大量的商品的價格。

    在古代英格蘭的粗紡製造業或許跟工藝以及製造業都處於萌芽狀態的其他國家一樣,它或許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中每種不同的工作是偶爾由家庭當中不同成員完成的,並且是只有當他們沒有其他事要做的時候,紡織才是其工作。與此同時,那也並不是他們賺取大多數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工作。之前已經指出過,用這種方式完成的產品總是要比以紡織為職業作為主要或者唯一生計的人完成的商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在那個時候英格蘭還沒有精紡業,僅僅有富裕的商業國家弗蘭德才會有精紡業,並且在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以和現在相同的方式由完全依賴或者主要依賴以紡織為生的人所進行的。除此之外,它是一種外國製造品,因此必須向國王繳納某些關稅,即古代的噸稅或者磅稅。自然,這個關稅或許不會很高。那個時候用高關稅去限制國外製造品進口並不是歐洲的政策,其政策是要鼓勵進口,讓商人可以盡可能以一個優惠的稅率供應達官貴人其本國無法提供的而又需要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

    這一些情況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向我解釋了為何在古代,粗紡業的真實價格和精紡業的真實價格相比,大大地低於現今的價格。

    本章結論:

    社會狀況的每一次改良,不是直接地就是間接地提高真實地租,增多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加其對於勞動或者他人勞動產品的購買力。我就將以對於這一傾向的論述來結束這長長的一章。

    改良以及文明的增進趨於直接提高地主的購買力。地主在產品當中的份額,肯定隨著產量的增長而增大。

    土地原生產物當中有一些部分真實價格的上漲是改良以及文明增進的第一個效果,並且也是後來可以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如牲畜的價格的上漲趨向於直接提高地租,並且提高的比例更大。地主份額的真實價值,即他對於他人勞動的真實支配權不僅僅伴隨著產品的真實價值而增大,並且他的份額在和總產量的比例中也伴隨之增大。在產品的真實價格上漲後,收集產品所需的勞動力並不比之前需要的更多。因此,其中較小的一個比例就足夠補償僱傭勞動的資金以及平均利潤。所以,其中較大的比例肯定屬於地主。

    勞動生產力當中的所有這些改良都趨於直接降低製造品的真實價格,趨於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將自己消費之外的那部分原生產物,也就是把消費以外的那部分原生產物的價格用於交換製成品。任何東西降低了後者的真實價格就肯定提高了前者的真實價格。前者的一個相同數量因而變成了相當於後者的一個更加大的數量。地主從而可以購買數量更加大的便利品、裝飾品或者他偶爾想要的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每一次增長,投入其中的有用勞動量的每一次增長都趨向於間接地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這一勞動量中的一部分自然地投向了土地。更多的人和牲畜被用於耕作,產量隨著投入生產的資金的增多而增多,地租隨著產量而增長。

    與之相反的一種情況,就是忽視耕作和改良,土地原生產物當中各個部分的真實價格下跌;另一方面由於製造工藝以及產業的減退,所有這一切都趨於降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減少他購買他人勞動或者他人勞動產品的能力。

    每一個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全部年產物,也就是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而然把自己分成三個部分。這就是之前已經說過的:土地的租金、勞動的工資以及資金的利潤。從而組成三個不同階層人民的收入:依靠地租收入生活的人,依靠工資收入生活的人以及靠利潤收入生活的人。這是每一個文明社會三個大的原始的組成階層,任何一個其他階層的收入最後都是從他們的收入當中剝離出來的。

    由此可見,三大階層當中的第一個階層的利益是嚴格地以及不可分割地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相聯繫的。任何東西或者促進或者妨礙前者,就肯定會促進或者妨礙後者。每當公眾考慮關於商業或者政治的任何法規的時候,土地的所有者為能促進他們自身階層的利益是從來不可能把公眾領錯路的,最起碼在他們對於利益還有一定的瞭解的時候是如此。確實,他們也經常是在這個理解上有一些欠缺,他們是這三個階層當中唯一的一個階層:他們的收入既不需要他們勞動,也不要他們操心,那些收入好像是自己跑到他們手中去的,而且不依賴於他們的任何計劃或者規劃。他們舒適以及安全的地位產生的自然的結果就是怠惰,這個怠惰也常常使得他們不僅僅無知,並且沒有運用他們的頭腦去預見以及理解任何公共法規會產生的後果。

    依靠工資為生的第二個階層的人的利益,和第一個階層的人的利益同樣,也是嚴格地和社會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勞動者的工資只有那時勞動的需求不斷增長的時候,或者當每年僱傭的勞動量大幅度地增長的時候才最高。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變成停滯的時候,其工資馬上就會降低讓他們僅夠養家餬口或者維繫其種族。每當社會衰退的時候,工資還會下降到這個限度以下。所有者階層或許從社會的繁榮中所得到的東西可能多於勞動者階層,不過並沒有哪個階層從社會的衰退中所受到的痛苦要比勞動階層更大,即使勞動者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有緊密的聯繫,不過勞動者卻無法理解那個利益,也不會理解它和自己利益的聯繫。他的條件讓他並沒有時間去接收必需的信息,即便他獲得了充分的信息,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習慣通常也讓他不善於判斷。因此在公眾審議當中,無法聽到他的聲音,他的聲音也極少受到重視,除了在某些個別情況下,當他的吵嚷受到鼓勵,受到他的僱主們的慫恿以及支持,而且並不是為了私人的目的,而是為僱主們的特殊目的的時候,他的聲音才可能受到重視。

    他的僱主們組成第三個階層,他們依靠利潤為生。他們將每一個社會的有用的大多數勞動投入運行,他們所投入的資金是為了獲得利潤。擁有資金的僱主們的計劃以及設計調控著並且指揮著所有最重要的勞動活動,而利潤是所有那些計劃以及設計的目的。不過利潤率並不像地租以及工資那樣隨同社會的繁榮而上升,隨著社會的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裕國家當中相當的低,在窮困國家當中自然而然的高,並且它總是在最快地走向滅亡的國家中最高。

    因此,第三階層的利益並不像那兩個階層一樣和社會的總體利益有那樣緊密的聯繫。在這一階層中,商人以及製造業主常常是投入資本最多的兩個階層,他們通過財富將公眾絕大多數的尊敬吸引到自己身上。在他們整個一生中,他們從事計劃以及設計,所以他們要比大多數鄉紳的理解力更加敏銳。

    但是,因為他們的思想經常主要思考的是他們自己的特殊部分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因此他們的判斷,即便具有非常大的坦誠,在每種場合都會是更多地偏向於他們的特殊部分的利益。他們對於鄉紳的優勢主要不在於對於公眾利益的認識上,而在於他們對於自身利益的認識要比鄉紳更為深刻。正是因為他們對於自身利益認識的優勢,他們經常利用鄉紳們的慷慨,與此同時,從一個極其簡單但是誠實的信念出發——他們的利益,並不是其他人的利益,而是公眾的利益——來說服鄉紳們放棄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買賣人的利益在任何一個商業或者製造業部門總是在某些方面和公眾利益不同,甚至相對立。擴大市場以及縮小競爭總是生意人的利益所在。擴大市場可能常常和公眾利益一致,不過縮小競爭則是和公眾利益相悖,並且只會為買賣人服務,讓買賣人把他們的利潤提高到高於它們應該有的高度,與此同時,為了他們的利益對於他們其他的同胞則課以荒誕的稅收。

    所以聽取這個階層提出的關於任何商業新法或者法規的建議應該極為審慎,並且在沒有經過長時間地認真考察前不應輕易接受;在考察的時候不僅僅應抱以最大的細心,甚至還應抱以最大的懷疑。由於這個階層的利益從來不和公眾利益相一致,並且他們通常熱衷於欺騙甚至壓迫公眾。在非常多場合,他們既欺騙了公眾,又壓搾了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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