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在冬天的大多數時候，當牲畜只能吃得半飽的時候，我們無法設想它們會長得非常肥壯。重四英石也就是十六磅一張的公牛皮，在現在可能被當做是中等牛皮，而在那個時候就可能被認為是十分好的牛皮了。不過我知道在那個時候，在1773年2月每英石半克朗就是公牛皮的普通價格，而那樣的一張牛皮今天僅僅價值十先令。因此，即使它今天的名義價格要比古代的高一些，但它的真實價格，它所能購買或者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數量要少一些。就像上述賬單所述，母牛皮的價格接近於普通公牛皮價格，羊皮的價格則超出它許多。它或許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則又大大低於母牛皮的價格。在牲畜價格非常低的國家，但凡不打算留下來保持存欄頭數的牛常常非常小就被宰殺了，就好像蘇格蘭二三十年之前的情形那樣。由於這樣能夠節省牛奶，而牛皮的價格還不足以來補償奶價。
生皮的價格現在是大大地低於前幾年。這或許是由於取消了對於海豹皮的關稅，並且1796年又允許在一定的時間內從愛爾蘭以及殖民地免稅進口生皮的緣故。取整個這個世紀的平均數，其真實價格或許多少要比古代高一些。這個商品的性質不像羊毛那樣能夠非常方便地運往遠方的市場，與此同時，它不容易保存。一張醃製過的皮革常常認為不如新鮮皮革，它的賣價要低一些。這個情況肯定會降低生皮在只可以生產而無法製造加工的國家內的價格，所以生產國只好出口生皮。如此一來，這個情況肯定會降低生皮在野蠻國家裡的價錢，而提高生皮在進口以及製造加工的國家的價錢。所以，在古代生皮的價格肯定是趨向於降低，而在現代則趨於提高。除此之外，我們的制革工人也遠遠不能像織布工人那樣成功地讓國人相信國家的福祉安全維繫在他們行業的繁榮中，所以他們受到的保護就要少得多。
確實，生皮被阻止出口，並且被宣佈是有害的行為。不過它們卻能夠通過納稅從國外進口，即使從愛爾蘭以及殖民地的進口關稅被取消了（期限僅為五年），但是愛爾蘭在出售其剩餘還有其他國內無法製造加工的商品上，並不將自己局限在大不列顛的市場當中。普通牲畜的生皮在這些年份裡被列入殖民地只可以送回母國不可以運往別處的商品之內。但是愛爾蘭的商業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並未由於支持了大不列顛的製造業而遭到什麼大的損害。
任何的法規只要是想降低羊毛或者生皮的價格，讓它低於它應該有的價格，那麼在一個進步以及文明的國家裡就肯定會提高鮮肉的價格。在經過技術改良以及耕作過的土地上飼養的大小牲畜的價格，需要足以支付地主對於改良以及耕作過的土地所期望的地租以及農場主，有理由期望的從經過改良以及開墾過的土地上獲得的利潤。假如無法這樣，農場主就會立刻停止飼養它們。所以，所有通過羊毛以及生皮的價格還無法支付的那部分就必須由軀體來支付。前者支付得比較少，後者就需要支付得多。至於將這個價格如何分攤在軀體的不同部位之上，地主以及農場主並不關心，只要對於他們應該支付的都支付了就可以了。因此，在一個進步以及文明的國家當中，這些法規對於地主以及農場主利益的影響不會非常大，即使作為消費者他們的利益或許會受到食品價格上漲的某些影響。
但是，在一個並沒有經過改良以及野蠻的國家裡情況就完完全全不同了。由於在那裡大多數的土地只能用於飼養牲畜，羊毛以及生皮構成了那些牲畜的價值的主要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地主以及農場主他們的利益將深深受這類法規的影響，而作為消費者其利益則將幾乎不受什麼影響。羊毛以及生皮價格的下跌在這樣的情況下將不可能提高軀體的價格；由於國家的大多數土地只適於飼養牲畜，不適於做他用，所以人們還是會繼續飼養相同數目的牲畜。相同數量的鮮肉仍然將投入市場，對於它的需求也不會比之前增大，其價格也仍然與之前相同。牲畜的整體價格將下跌，並且伴隨它的下跌，主要生產牲畜的那些土地，即那個國家的大多數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潤也將下降，長時間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禁令並不是由愛德華三世所制定，但是卻常常被說成是愛德華三世所制定的）在那個時候的情況下變成了可能想像獲得的最具破壞性的法規。它不僅降低了聯合王國大多數土地的真實價值，並且通過降低最重要的一種小牲畜的價錢，它將大大地延緩土地之後的改良。
蘇格蘭的羊毛因為和英格蘭的聯合被從歐洲的市場驅逐了出來，被禁錮在大不列顛狹隘的市場裡，結果價錢大幅度地下降，蘇格蘭南部縣市的大多數土地的價值（由於蘇格蘭主要是一個養羊的國家）將會深受聯合的影響，假如鮮肉價格的上漲並沒能充分補償羊毛價格的下跌的話。
人的勤勞對於增加羊毛或者生皮產量的作用就其依賴於本國牲畜的產量來說是有限的，就其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產量而言也是不確定的。就這點來說，它主要並不取決於那些國家的產量，而取決於那些國家自身是否能進行加工，與此同時也取決於他們認為是否應該對於這種原生產物的出口採取禁止的措施。因為這些情況都完全與國內工業無關，它們肯定使人的勤勞的作用變得無法確定。因此在增加這種原生產物的生產當中，人的勤勞作用不僅是有限的，並且是不確定的。
在增加另一種非常重要的原生產物鮮魚的上市數量中，人的勤勞作用同樣也是有限以及不確定的。它要受到國家地理位置的限制，受到不同各省距離海港的遠近的限制，受到河流湖泊的數量的限制，還有受到那些海洋、湖泊、河流當中這種原生產物的蘊藏的豐富和貧瘠的限制。伴隨著人口的增長，伴隨著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越來越大，買魚的人更加多了，而這些買魚的人也有比之前更多的其他的各種貨物，或者說，有數量更加大、品種更加多的貨物能夠來買魚。不過假如不僱傭比之前只供應一個狹小以及封閉的市場所僱傭的勞動更多的勞動，一般也就不會供應這個大的以及擴張了的市場。一個市場從每年僅僅要求一千噸魚到每年要求一萬噸魚，假如不僱傭比之前多十倍的勞動量，市場就不會獲得充分的供應。魚常常必須到較遠的地方去捕獲，這就必須用較大的船隻，使用各種各樣較昂貴的機器。因此，這個商品的真實價格當然要在技術改良的進程中不斷上漲。我相信各個國家的情況多少都是如此。
即使具體某天捕魚的成功性可能不確定，不過假定一國的當地的情況不變，則人類勞動在將一定量的魚送到市場中的一般效力，在一年或者幾年以內能夠想像是相當確定的，並且無疑它也一定會是如此。但是，因為它更多取決於國家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取決於國家的財富以及工業，所以不同的國家在改良的每個不同時期，人的勤勞的作用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時候又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它和改良的狀態的聯繫是不完全肯定的，我這裡說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
在增加從地下開採的不同礦物以及金屬中，特別是某些較為寶貴的金屬中，人的勤勞作用好像是並沒有限制的，但也是完全不確定的。
任何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貴金屬量，不受到其地理位置中任何東西的限制，如其自身礦藏的豐富或者貧瘠。在那些並沒有礦山的國家常常擁有大量的這些貴金屬。其數量在每一個國家似乎都取決於兩種不同的情況：第一，取決於其購買力，取決於其工業的狀況、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依據上述各種情況它就能夠決定在從本國的礦山或者從其他國家的礦山輸入或者購買黃金以及白銀等這些奢侈品的時候，是僱傭較多的勞動量還是較少的勞動量以及投入較多的還是較少的生活必需品。第二，決定於在一特定的時間裡能夠向商業世界供應這些貴金屬的礦山是富饒還是貧瘠。由於這些貴金屬運輸容易並且便宜，它們體積小並且價值高。所以即便在距離這些礦山非常遠的國家，這些貴金屬的數量肯定也要受到礦山的富饒或者貧瘠的影響。它們在中國以及印度的數量肯定一直受到美洲礦產的富饒程度的影響。
因為在每個特定的國家裡，它們的數量取決於以上兩種情況的前一種（購買力），其真實價格，就像所有其他奢侈品以及多餘品的真實價格一樣，或許隨同該國的財富以及技術改良一同上升，隨著該國的貧困以及蕭條而一同下跌。擁有大量剩餘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國家可以比並沒有什麼剩餘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國家用更多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來購買這些貴金屬。
因為它們的數量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裡取決於以上兩種情況中的後一種（供應商業世界的礦產的富饒或者貧瘠），因此其真實價格，它們所能夠購買或者交換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真實數量無疑也多少與那些礦山富饒程度成比例地下降，而和礦山的貧瘠程度成比例地上漲。
即使，在一特定的時候裡能夠向商業世界供應這些貴金屬的礦山的富饒或者貧瘠是一個條件，但是它和一特定國家的工業狀況並沒有任何的聯繫。它甚至和世界的工業狀況也沒有必要的聯繫。當然，技藝以及商業逐漸地擴展到地球上更多地區，在擴展了的更加廣闊的地面上找尋新礦或許要比禁錮在一個狹小的地帶更加具有一些成功的機會。但是，因為舊礦趨於枯竭，新礦的發掘是一件最不確定的事情，並且也是非技術或者努力所能夠絕對保證的。大家都承認所有的跡像是不可靠的，只有真正發現一個新礦並且成功地開採了才可以確定這個礦的價值的現實性以及存在。在這種尋找當中似乎對於可能的成功或者人類努力的可能失敗並沒有確定的界限。在一兩個世紀的進程當中也可能發現一些新礦，它們要比我們現有的任何礦山都更加富饒。
同樣可能的是，已知的最豐富的礦山可能比在美洲的礦山發現之前所開採過的任何一個礦山都要顯得更加貧瘠。無論是這兩種事件中的前者或者後者是否可能發生，對於這個世界的真實財富以及繁榮並不具有什麼重要意義，對於人類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也並不具有什麼重要意義。其名義的價值，換言之，表示或者代表這個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將非常不同；不過其真實價值，它所可以購買或者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則將非常接近。在前一種情況下，一先令或許代表的勞動不多於現在一便士所代表的勞動；而在後面一種情況下，一便士可能代表的和現今一便士所代表的相同。不過在前一種情況下，一個之前口袋裡有一先令的人並不比現在口袋裡有一便士的人更加富有；而在後面一種情況下，一個之前有一便士的人將和現在有一先令的人一樣富有。金銀餐具的便宜以及充足將會是這世界從前一事件中獲得的唯一好處，而那些奢侈的小玩意兒的昂貴以及稀缺則是這世界從後一事件中獲得的唯一不便。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大多數收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家好像都認為穀物及一般物品的貨幣價格低，換言之，認為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僅是那些金屬缺乏的一個證據，並且也是那個時候國家貧窮野蠻的一個證據。這一概念和金銀富足讓國家富裕以及金銀缺乏讓國家貧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有著緊密的聯繫。關於這個體系我將會在本書的第四卷當中作詳細的說明以及探討。目前我僅僅想說明貴金屬昂貴的價值無法作為任何一個國家當時的貧窮或者野蠻的證據。它只是那個時候供應商業世界的礦產貧瘠的證據。一個窮困的國家因為它沒有能力購買非常多的金銀，所以它不會比一個富國為金銀支付更高的價格，那麼這些金屬的價值在前面一種國家要比在後面一種國家更高。在中國，一個要比歐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國度，貴金屬的價值要比在歐洲任何部分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