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37年至1700年，包含這兩年在內，十七世紀的最後六十四年間在溫莎市場一誇特（或者九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依據同一記載，一直是兩鎊十一先令三便士，比十六年前上漲了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不過在這六十四年之間發生了兩件大事，它們讓穀物的匱乏大大超過氣候不好所能夠引發的歉收。並沒有必要設想銀價的更多下跌，就那兩個事件已經足以說明穀物價格小幅度上升的原因了。
這兩個事情中的第一個事件是內戰。它阻礙了耕種，阻斷了商業，肯定使穀物價格上漲，並且大大超過氣候不好所引起的災害的影響。它肯定對於聯合王國各個不同市場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倫敦周圍的那些市場，由於它們需要從極遠的地方獲得供應。依據同一記載，1648年溫莎市場上的上等小麥的價格一直是四鎊五先令，而在1649年卻是一誇特（九蒲式耳）四鎊。這兩年當中穀物價錢在兩鎊十先令（1637年之前十六年的平均價格）的基礎之上上漲了三鎊五先令，把它平均分在十七世紀最後的六十四年裡，僅憑此就足以說明為何這些年穀物價格僅有微弱的上漲。但是，它們即使是最高的穀物價格，也絕對不是由內戰引起的唯一昂貴的價錢。
第二個事件是1681年所頒布的關於穀物出口的獎勵金。很多人一直以為通過對耕種的鼓勵，獎勵金在長期以內可能會導致較大的富足，使得國內市場上穀物價格比沒有獎勵金的時候便宜。至於這個獎勵金在什麼時候能產生如何深遠的影響，我將在之後進行探討。現今我只是注意到在1688年至1703年它還沒有產生影響。在這麼一個短短的時間裡，它的唯一結果是通過鼓勵出口每一年的剩餘產品，使得前一年的豐產無法補償後一年的匱乏，從而提高了國內市場的價錢。從1693年到1699年（包括這兩年在內）瀰漫整個英格蘭的匱乏，雖然氣候不好無疑是其主要的原因，並因此讓缺糧擴展到了歐洲非常大一部分地區，不過獎勵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穀物的缺乏。因此在1699年，阻止穀物出口達九個月之久。
與此同時還發生了第三件事。即使那件事不會引起穀物的缺乏，可能也不會引起平常支付給它的白銀的真實數量的任何的增加，但肯定要引起名義金額上的某些增加。這個事件就是由於削減以及磨損所造成的銀幣貶值。這一件壞事開始於查理二世統治的時期，而後一直持續到了1695年。在那個時期，如同我們從勞恩迪斯先生那裡獲知的一樣，當時通行的銀幣平均低於標準價格將近百分之二十五。不過構成每件商品的市場價格的名義資金，與其說是依據其標準中應有的含銀量所調控，不如說是依據經驗發現的其中實際含銀量所調控。所以這個名義金額在銀幣由於削減以及磨損已經十分貶值的時候必須高於當銀幣接近其標準值的時候的金額。
在十八世紀，銀幣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比現在更低於它的標準重量了。但是即使貶值得非常厲害，其價值卻由它能夠與之兌換的金幣的價值堅持了下來。由於即使在上次重新鑄造之前，金幣的外表也磨損得厲害，僅僅是要比銀幣磨損得少一些罷了。相反，在1695年，銀幣的價值卻沒有獲得金幣的支撐，一基尼那個時候通常可兌換磨損以及削減了的銀幣三十先令。在上一次金幣重新鑄造之前，銀錠的價格不多於五先令七便士一盎司，它僅僅要比鑄幣廠價格高五便士，不過在1695年，銀錠的普通價格是六先令五便士一盎司，它要比鑄幣廠價格高出十五便士。因此，即使在金幣重新鑄造之前，金銀硬幣在與銀錠相比的時候，不會多於其標準價值的百分之八。
相反，在1695年，根據推測幾乎要低於那個標準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不過在十八世紀初期，也就是在威廉時代，銀幣大規模重新鑄造後不久，大多數流通的銀幣仍然要比現今更加接近其標準重量。在十八世紀中並沒有什麼大的社會災難，比如內戰，它不是阻礙耕種，就是中斷國內商業。並且十八世紀的大多數時候都實行獎勵金，肯定總是會把穀物的價格略高於按照那個時候實際耕種情況所應該有的價格。在十八世紀，獎勵金有充分的時間產生通常它所應該有的好效果，促進耕種，從而增多穀物在國內市場的數量。
依據我將闡明以及檢驗的一系列原則，能夠設想它一方面在降低穀物的價格之上起了一些作用，另一方面同樣對於提高它的價格也起了一些作用。許多人認為它起的作用還不止這一些。所以，在十八世紀最開始的六十四年，溫莎市場一誇特（也就是九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依據伊頓學院的記載，已然是兩鎊六便士，大約合十先令六便士，要比十七世紀最後六十四年的價格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要比1636年之前的十六年也就是美洲發現的富饒的金銀礦已經能夠充分產生效果的時候的價格便宜了九先令六便士，並且要比1620年之前的二十六年，即能夠有充分理由推測在那個發現可以充分產生其效果之前二十六年的平均價格大約低一先令。根據此，在十八世紀初的六十四年間，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大約為三十二先令一誇特（八蒲式耳）。
因此，銀子的價值在十八世紀和穀物價值的比例上好像是略微上漲了一些，並且非常可能在十七世紀末就開始了這一上漲。
1687年，九蒲式耳一誇特的上等小麥在溫莎市場中是一鎊五先令兩便士，這是自從1595年以來最便宜的價格。
格裡戈裡·金先生是一位對這類事情有著豐富經驗的知名人士，1688年他估算在一般的豐收年份小麥生產者的平均價格是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或者說一誇特二十八先令。我所理解的生產者的價格就是有的時候我們稱做的合同價格，即農場主簽訂合同在一定的年份向商人提供一定數量穀物的價錢。因為這種合同節約了農場主把穀物送到市場上去的費用以及麻煩，所以合同價格常常低於所設想的平均市場價格。金先生覺得，二十八先令一誇特在那個時候是一般豐收年份的平均合同價格。我相信，在上次非常壞的氣候所引起的匱乏之前，這個價錢是所有正常年間的普通的合同價格。
1688年，國會通過了對穀物出口的獎勵金。鄉紳們那個時候在立法機構所佔的比重要比現在大，他們感覺到穀物的貨幣價格在下降。獎勵金是一種應急的措施，是將穀物的價格人為地提高到查理一世以及查理二世的時代的通常價格。因此，直到小麥價格已經漲到四十八先令一誇特的時候，都採用了那個應急措施。即這個價格要比金先生在那一年估計的一般豐收的年份生產者的價格高二十先令，也就是高七分之五。假如他的估計獲得了十分普遍的讚許的話，那是完全應當的。除去特別匱乏的年份，四十八先令一誇特這個價格在那個時候假如沒有獎勵金這個應急措施是無法達到的。不過威廉王的政府在那個時候還並沒有完全鞏固，他沒有理由拒絕鄉紳的任何建議。那個時候，正是威廉王向他們懇請第一次建立了年度土地稅。
因此，銀子的價值在與穀物的價值的比例上或許在十七世紀的末期有一些上升，在十八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似乎一直在繼續上升。即使獎勵金的肯定作用阻止了那一上升的勢頭，使它無法依照那個時候的實際耕作狀態發生更為顯著的作用。
在豐收的年頭裡通過意外的出口，獎勵金肯定會把谷價提高到並沒有獎勵金的那些年份的價格之上。經過繼續保持穀物在最為富足的年份裡的價格來鼓勵耕種是那個制度公開宣佈的目標。
當然，在非常匱乏的年份裡獎勵金製度一般情況下就中止了。但是，它對於那些年份的價格還是會有一些影響，豐收年份獎勵金引發的異乎尋常的出口，肯定常常會妨礙以一年的富裕補償另外一年的匱乏。
所以不論在富足的年份還是在匱乏的年份，獎勵金將穀物價格提高到並沒有它的時候的價格之上。所以，在十八世紀初的六十四年其平均價格一直低於十七世紀的後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在耕作狀態一樣的情況下假如並沒有獎勵金的作用，穀物價格肯定會低一些。
能夠這樣說，沒有獎勵金，耕作狀態不可能是這樣。這個制度對於國家的農業會有怎樣的影響，我在之後專門闡述獎勵金製度的時候將努力解釋清楚。現今我只是觀察到銀子價值和穀物價格成比例地上漲並不僅僅為英格蘭所特有。在相同的時期，三個十分忠實、勤勞以及努力的谷價收集者——杜普列·戴·聖莫爾先生、麥桑斯先生以及關於穀物政策專論的作者均觀察到在法國也一樣發生了這個現象，並且程度幾乎相同。不過在法國，直到1764年，穀物的出口還是被法律禁止的，所以多少有些難以想像，在一個禁止出口的國度裡發生的降價會在另外一個對於出口實行異常鼓勵的國度發生。
或許，把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當中的這個變化視做銀子在歐洲市場真實價值的一些逐步上漲，要比視做穀物的真實平均價值的任何的下跌還更合適一些。大家都已然注意到，穀物是在一個長時間裡要比銀子，甚至要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加準確的一個價值尺度。在美洲發掘了一些富饒的礦山後，穀物的貨幣價格要比之前上漲了三四倍，這一變化常常被歸咎於銀子真實價值的下降，而並沒有歸咎於穀物真實價值的任何的上漲。假如說十八世紀的頭六十四年間，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下跌得要比十七世紀的大多數時候的平均貨幣價格低一些的話，我們就應該以同樣的態度把這一變化歸因於銀子在歐洲市場真實價值的某一些上漲，而不應該歸因於穀物真實價值的任何下跌。
確實，在過去十年或者十二年間穀物價格的昂貴引起了一種懷疑，認為銀子的真實價值在歐洲市場上仍然在繼續下跌。但是，穀物的昂貴價格明顯的來看是氣候非常不利所造成的，所以應當把它視做一種過渡以及偶然事件，而並不是一個長時期的事件。過去十年或者十二年的氣候在歐洲大多數地區一直十分不好，波蘭的動亂更大大地加劇了歐洲各個國家的匱乏，由於在穀物價格高昂的年歲，這些國家通常都是依賴於波蘭市場的供應。氣候長時期不好，即使並不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也絕對不是個別現象，並且只要是對於先前時期的穀物價格的歷史進行過深入研究的人都肯定會收集到幾個其他同類的例子。除此之外，十年的異乎尋常的缺乏要比十年異乎尋常的富足更沒有什麼讓人奇怪的地方。自從1741年到1750年，包含這兩年本身，穀物價格的低廉剛好可以和過去的八年或者十年的谷價昂貴形成一個對照。從1741年到1750年，包含九蒲式耳的一誇特上等小麥在溫莎市場上的平均價格，依據伊頓學院的記載，僅僅為一鎊十三先令九便士，要比十八世紀頭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低將近六先令三便士。包含八十一誇特的中等小麥，依據那個記載，在那十年當中價格僅為一鎊六先令八便士。
但是，在1741年到1750年間，獎勵金肯定阻止了穀物價格在國內市場本來應有的下跌。在那十年當中，各種穀物出口的數量依據海關的記錄達到八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誇特一蒲式耳。對於此支付的獎勵金達到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二鎊十七先令四便士。一樣在1749年，那個時候的內閣首相佩蘭先生向下院陳述時說道，在前三年當做穀物出口的獎勵金支出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數目。他這樣講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並且在來年他可能還有更加好的理由。由於單是那一年支出的獎勵金就高達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先令六便士。這個強制性出口把穀物的價格比它在國內市場上應有的價格提高了多少，就不必要再說了。
當然，在十八世紀大不列顛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上漲了。但是，這個上漲與其說是歐洲市場中銀價下降的後果，不如說是大不列顛幾乎遍及全國的繁榮引起對於勞動需求增長的後果。在法國，一個並沒有英國繁榮的國家，勞動的貨幣價值自從十七世紀中葉起就明顯地伴隨著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漸漸下降。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普通勞動的日工資聽說在那裡相當一致，大約為小麥一塞蒂埃的平均價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略微多於四溫切斯特蒲式耳。前面已經說過，在大不列顛勞動的真實報酬，也就是給予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實數量，在十八世紀已經有了非常大的增長。其貨幣價格的上漲好像並不是歐洲市場銀價普遍下跌的後果，而是大不列顛個別市場因為國家環境非常良好，勞動的真實價格上漲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