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的《神曲》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不朽之作。在已經過去了的古希臘時代，有偉大詩人荷馬，在緊隨中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時代，有偉大劇作家和詩人莎士比亞，而但丁則是基督教中世紀裡湧現出來的天才詩人。但丁的作品就像一幅巨大的歷史畫卷，正在開始走向衰落的中世紀時代的人們的思想和感情被集中濃縮於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但丁發展了托馬斯的政治觀點。在托馬斯那裡，維護和平是統治者最重要的職責。但丁認識到，僅有國家內部的和平是不夠的，國家之間的持久和平也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一種凌駕於各個國家君王之上的最高權威，一種至高無上的皇權，它不依附於教皇，而是直接受命於上帝。在但丁看來，教會和教皇的職權是有一定限度的，教會的世俗化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要真正理解但丁的政治觀點，我們必須瞭解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在整個中世紀，尤其是在但丁所處的時代，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之間充滿著權力之爭，除此之外，在意大利內部，蓋爾夫黨與奇伯林黨之間也存在著黨派之爭。但丁試圖超越這些具有時代局限性的紛爭，他不想站在某一個黨派的立場上，而是構想出一幅理想的藍圖，即不管是宗教勢力還是世俗勢力，它們的權力都應該局限於各自歸屬的範圍之內。
4後期經院哲學
[1]羅吉爾·培根
培根於1214年出生在英格蘭，先後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接受教育，他獲得了相當豐富的知識，幾乎涉獵了當時的所有門類：數學、醫學、法學、神學以及哲學。在中期經院哲學和後期經院哲學之間並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時間分界線。中期經院哲學大師還活著的時候，羅吉爾·培根在許多方面就已經超越了他的時代，他不僅對托馬斯主義進行了攻擊，而且還使整個經院哲學的基本原則受到了震動，從而為中世紀末期歐洲思想向近代的轉折準備了條件。和後面將要討論的幾位後期經院哲學家一樣，培根也是英國人，他也加入了方濟各修會，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托馬斯的哲學從一開始就遭到了抵制。1247年，培根又重返牛津，他閱讀了羅伯特·格羅塞特斯特的著作。
格羅塞特斯特是現代自然科學的早期奠基者之一，他在牛津大學從事教學活動，後來他將自己的藏書遺贈給了方濟各修會。或許是受到格羅塞特斯特著作的影響，培根開始潛心學習語言和鑽研自然科學，而且還動手做了一些試驗，如光學試驗，由於缺乏資金，也由於他的上司和教友對他的實驗缺乏理解，最後他只好放棄了。他的思想中也混合了一些巫術、占星術和煉金術的觀念，因而與教會當權者發生了衝突，據稱，他的最後歲月是在教會監獄裡度過的。培根計劃寫一部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當然他的目的是為宗教和教會服務。教皇克萊門斯六世對培根心懷善意，他於1266年請求培根給他一份副本。因為這部著作基本上還只是裝在培根的腦袋裡，於是他就先寫了一個提綱，名之曰《大著作》，接著又寫了《小著作》和《次小著作》，並陸續把它們寄給了教皇，並附帶寄去了一個放大鏡片和一幅世界地圖，這兩樣東西都是他親手製作的，可是，教皇在收到所有這些東西之前就離開了人世。
培根的著作其中也包括一部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語法書和一部哲學學習綱要。很大一部分都是針對中期經院哲學家及其哲學的指責，對他來說，過去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就是亞里士多德、阿維森納和阿威羅伊也就是三個異教徒。經院哲學家們首先缺乏的就是上述大哲學家所使用的語言知識，即希臘語和阿拉伯語知識。培根直言不諱地嘲笑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托馬斯，說他關於亞里士多德寫了許多厚厚的書，但是卻根本不懂亞里士多德的語言。培根堅信，此前的所有譯本，包括《聖經》譯本都非常的不完善，其中包含許多理解上的錯誤。並非迄今為止一直重視的語法和邏輯訓練，因為這些能力都是每個有理性的人與生俱來的稟賦，當務之急是學習外語，特別是學習希伯來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所以，此前的那些危害頗深的譯本最好都統統付之一炬。
培根針對經院哲學家的第二個指責是，他們缺乏足夠的數學知識，而對培根來說，數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
培根曾經致力於日曆改革，他的這個理想在幾百年後才得以實現。他試圖為農耕提供一種科學的基礎。他曾預言：「用於航行的船可以沒有槳，在河上和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隻也可以由一個人駕駛，並且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航行，就像是有滿船的船員在用力划著槳。不用牲口拉的車也可以製造出來，它照樣可以跑得飛快……也可以製造出能夠在海裡和河裡行走的機器來，它甚至能夠潛入海底……」在光學方面，培根的幾項發現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他遠遠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培根提出的第三個指責是針對經院哲學運用到科學中的方法。經院哲學的方法在於，一切問題都以權威《聖經》、亞里士多德、教父為依據，並試圖通過邏輯推理來解決。而培根則主張，所有問題都應該以直接經驗為依據，這就是說，要通過觀察和借助於試驗去詢問大自然，在他看來，大自然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沒有經驗，一切知識都是沒有充分依據的。」需要指出的是，培根所理解的經驗既包括經驗認識也包括神聖靈感。
這一切與哲學有何關係呢？這標誌著西方思想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中世紀即將終結，現代自然科學的時代即將來臨。像培根這樣的人給了經院哲學以致命的一擊。
[2]鄧斯·司格脫
鄧斯·司格脫大約出生於1270年，1308年他就去世了，才活了不到40歲。他在牛津講授神學，後來又去了巴黎，最後他來到科隆，在這裡生活和工作了不久他就去世了。由於他是一位廣受歡迎的教師，而且他的著述頗豐，這就足以使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獲得顯赫的聲名，使他成為最偉大的中世紀哲學家之一，同時代人稱他是「精細博士」。
英國的方濟各修會僧侶鄧斯·司格脫從另一個方面給了經院哲學以致命的打擊，以致在托馬斯主義那裡似乎已經達成的神學和哲學之間的和解又一次破裂了。誰要是費點精力去閱讀這位「蘇格蘭的約翰內斯·鄧斯」的著作，那麼就會發現以上對他的稱呼可謂恰如其分，而且也會同意20世紀的一位思想家對他的評價，他稱鄧斯·司格脫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思辨哲學家，是所有時代思想最深邃的形而上學家之一」。
這使得鄧斯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即神學和哲學不可能達成完美的統一。對於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鄧斯·司格脫也是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並對他們進行了攻擊，儘管在許多方面他還要感謝他們，特別是，若沒有他們所作出的傑出貢獻，鄧斯就不可能對亞里士多德有那麼深入的瞭解，更不可能在這方面超越經院哲學的大師們。但是，對亞里士多德的精神世界瞭解的越多，他就越清楚地認識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異教哲學家與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立場之間有一條難以彌合的鴻溝。儘管托馬斯曾經致力於神學與哲學的結合，並且也相信已經達到了目的。鄧斯對那些將神學和哲學緊密融合在一起的人提出了指責。他說，一句話在哲學上是對的，在神學上則可能是錯的，反之亦然。從整體上看，在這兩個領域內並沒有完全的對應物，這主要是因為，神學具有更多實踐的特徵。他甚至懷疑，從嚴格意義上看，神學能否被稱作一種科學。雖然鄧斯並不想用一種非基督教的哲學取代基督教信仰，因為他是教會的忠實的兒子，但是，他在精神上卻為此後不久發生的神學和哲學的分離作了準備。
在一般和特殊的關係問題上，鄧斯·司格脫與他的教友威廉·奧卡姆的觀點基本一致。和托馬斯一樣，鄧斯在共相問題上也是個實在論者。他認為，在每一個事物中，除了存在一般屬性之外，還存在其獨一無二的特殊屬性，與托馬斯相比，他更強調事物的特殊屬性。他明確指出，個別是更為完美的，個別是自然的真正目的。在這裡，鄧斯不僅為唯名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還為文藝復興時期人實現其個性自由和解放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針對托馬斯的另一個思想，方濟各修會的反對派曾經展開過批判，而鄧斯·司格脫則幫助他們實現了思想上的突破。關於理智和意志的關係，托馬斯的觀點是，理智高於意志，意志從屬於理智。鄧斯·司格脫卻把這種關係顛倒了過來，在他看來，意志高於理智。意志是自由的，人不完全是某種消極的和惰性的東西，人的幸福在於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去行動，而不是沉思上帝。這樣一種觀點對於認識論是非常重要的，鄧斯強調了人的主動性，思想的獨立性，因而它不同於托馬斯那種被動的和接受的理智。這種觀點對人的上帝觀念也產生了影響。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型創造出來的，即使在上帝那裡，上帝的意志也是第一性的和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被創造成這個樣子，因為這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沒有自在的或必然的善而托馬斯則認為有。善之為善，都是由上帝的意志決定的。如果上帝意欲創造另一種東西，那麼，那另一種東西也仍然是「好的」。這也同樣適用於人類行為的倫理價值判斷。一個行為是善的，因為它是上帝的意志所規定的。如果人完全服從上帝的意志，那麼人的意志也是善的。對鄧斯來說，上帝的意志與基督教教會的信條是完全一致的。以上是鄧斯與托馬斯主義者在思想內容上的幾點區別。
與托馬斯相比，鄧斯思想的興趣也發生了轉移，這一點對於經院哲學的發展來說比上述的區別更為重要。基督教關於上帝、世界和人的基本學說是托馬斯思想的出發點，他認為，哲學就是「用來支持和證明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因此，對他來說，重要的是需要證明的學說而不是證明本身。在很多情況下，鄧斯·司格脫針對托馬斯以及他自己的教友所提出的批評並不是針對他們的學說本身——因為他與他們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是針對他們求證的方式方法。
鄧斯開始思考其他人關於世界的思想。在哲學史上，那些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思想的客體轉移到思想的形式、方法和可能性上去的思想家往往會對思想的發展帶來一次革命性的飛躍。在這方面，康德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鄧斯·司格脫也是如此，他的批判以及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經院哲學的思想內容上，而是是放在了哲學求證的方法上，因此，他為哲學內部發生的一次革命性的轉折鋪平了道路。「科學的求證本身至關重要，它甚至成為哲學的主要事務，因此它從『經院哲學的』附屬地位中解放了出來。儘管鄧斯是羅馬教會最忠實的兒子，但是他卻使得羅馬教會不得不放棄它對哲學的統治地位。」
[3]奧卡姆的威廉
威廉於1290年出生在奧卡姆。和他的前驅者一樣，他也就學於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奧卡姆的威廉所實施的唯名論革新對於經院哲學的基礎產生了更大的衝擊，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由於他在辯論中表現得非常機敏和睿智，因而獲得了一個雅號，被稱為是不可戰勝的博士。
因為經院哲學的方法就是不去直接觀察自然，它所有有價值的知識都是來源於古代權威，它的基本信念就是，古代權威的思想中已經包含了所有的信仰和教義，我們只需要去把它們發掘出來。如經院哲學的實在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只有當一般是原初的和「實在的」，並且一切個別事物已經完全包含於其中，每一種方法才有意義。早期的唯名論之所以遭到教會的譴責，其直接的原因在於洛色林的唯名論思想是針對三位一體的基督教教義的。教會之所以竭力壓制他的思想，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雖然一種立場堅定的唯名論並不能對基督教信仰構成多大的威脅，但是它如果與古典哲學結合到一起，那麼經院哲學的基礎將會被動搖。
「若無解釋必要，切勿增加實質論據、看法。」，這種原則被稱為「奧卡姆的剃刀」，它已經成為一種科學和哲學的方法論。對威廉來說，一般和個別的關係正好與之相反。他說，那些「實在論的」經院哲學家們試圖從一般出發推導出個別，這就像把籠頭套到馬尾巴上，是本末倒置。因為個別事物本身就是實在的，而一般則是存在於頭腦中的觀念和思想，人類的一切知識也都是從個別事物開始的。在他那些不那麼容易被理解的內容廣博的著作中，威廉對共相問題作了詳細考察，我們只強調指出他的基本思想。他將邏輯學定義為符號的科學。那些被實在論者給予高度評價的一般概念或共相也都是純粹的符號，並沒有現實的東西與它們相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