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行為如果符合道的要求，他就能和道合而為一。如果他達致終極目的並與道融為一體，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他也就獲得了永生。「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聖人的基本標誌就是，他能夠擺脫自我。「功遂身退，天之道。」「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一個擺脫了一切的聖人不追隨任何人和物，並因而能夠獲知萬物。「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徜徉於道之中，聖人鎮定自若，不為外物所動。「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4]國家與社會
智者的人生信條是通過無為和深刻地領悟道的要義而有所作為，這一信條也同樣適用於統治者。沒有過多的辭令，沒有煩瑣的法律，沒有戒律和禁忌，以清靜無為之道治國便可一統天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在這裡我們仍然能夠看到老子和孔子的某些相近之處，因為孔子也提倡統治者應該成為臣民效仿的榜樣。但是，在對待知識和教育問題上，他們卻存在較大的分歧。老子認為，頭腦簡單，思想淳樸更能使人獲得幸福。孔子所極力倡導的音樂教育以及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方面的各種繁文縟節都被老子斷然拒絕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就像智者所身體力行的那樣，王侯統治國家也應該遵循道的原則。「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遠：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有道主宰的地方，便會有和平。因為智者憎惡武器和戰爭。如果他被迫拿起武器，那也只是出於自衛和無奈。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道治國而產生的理想社會便是能夠使人民過上簡單質樸和富足安寧的生活。
[5]道家後來的發展
老子的學說帶有一種貴族氣派——他自己就說，只有少數的人才有資格和能力踏上道德之路，因為一個造詣高深的人聞道後會激動不已並醉心於其中，而一個沒有多少修養的人則會嘲笑它。「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而《道德經》的真正的思想幾乎後繼無人。後來的思想家在接受和發展以及普及老子的學說時總是越來越多地摻入了自己的觀念並歪曲了老子的本意。雖然道學思想在民眾中傳佈範圍較廣，但是卻摻入了過多的迷信色彩，諸如裝神弄鬼和巫術以及尋求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等，這些都遠遠地偏離了老子原初的思想，其共同點僅僅在於他們幫以道為名——因此我們在本書中對他們略過不提。在我們看來，與老子騰雲駕霧般的奔放的想像力相比，或許孔子的那種有些平淡無奇的幾近於老氣橫秋和平庸的按照人的本性量身定做的學說更適合於實踐中的社會生活。事實上，儒家學說——本章的最後我們還要討論——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據著主導地位。
4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幾個學派
[1]墨子
墨家的創始人是墨子，這位哲學家大約生活於公元前500—前396年之間，墨家學派的名稱由墨子而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起主導作用的第三種思潮就是墨家。
關於人民的普遍福利，墨子解釋得很清楚。他說，古代帝王統治國家其目的有二，一是國家的富足；二是子民的繁庶。是促進國家的富足和子民的繁庶還是阻礙它，這是衡量每一種理論和實踐措施的標準。起阻礙作用的首先是戰爭，因為戰爭耗費國家的財富，導致人民家破人亡，並從而降低人口數量。墨子及其追隨者都對戰爭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們極力主張完全裁軍。基於同樣的原因，墨子也不贊成儒家對音樂和藝術的推崇。他說，音樂將會使統治者沉迷聲色，這將導致國家稅收的增加和人民負擔的加重，如果農民、商人和官員沉迷其中，那麼他們會遠離生產性的勞動。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這一思想運動的座右銘。這是一種純粹實踐性的實用哲學。墨子的哲學思想帶有徹底的實用主義特徵，因而也是非教條主義的。一切都應合乎實際的生活經驗。在他看來，每一種哲學理論都應該滿足三個要求：它必須具備堅實的基礎，它必須經得起批評，它必須具有實用價值。對墨子來說，古代聖賢的事跡可以作為一種理論的基礎，人的實際生活經驗可以作為一種理論的檢驗標準。是否存在諸如「命」之類的東西，這要取決於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經驗。如果人們看到或聽到了所謂的「命」，那麼，我就可以說「命」這種東西是存在的。如果沒有人看到或聽到它，那麼，我就說「命」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一種學說要最終接受實踐檢驗，那麼就應該把它運用到國家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之中，並以此來檢驗它是否有利於大眾的福利，這就是說，要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有和子民的繁庶。或許墨子哲學的「認識論」部分不免會讓人覺得過於原始和簡單，這也是一般具有實用哲學傾向的思想家所常犯的毛病，但是，他關於倫理學方面的思想卻令人矚目。公元前400年前，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兼愛」思想。他要求每個人對待他國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國家那樣，對待別人的家庭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家庭那樣，對待他人都應該像對待自己那樣。如果人人都遵守這一原則，那麼和平與大眾的普遍幸福就會實現——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贊成墨子。墨子所忽視的是社會混亂的原因，但是，墨子也沒有忘記為這一理想的人類之愛的基本原則賦予其實用價值：「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墨子對待中國古代宗教的態度是積極的，他比孔子更為堅決地維護宗教信仰，這當然也是出於其實用主義的考慮：若每個人都相信神的力量，都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麼社會將會變得太平安定。可以說，在對待宗教的態度上以及在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方面，老子是中國偉大思想家中的一個「極左派」，這就是說，他持一種批判的甚至否定的態度；墨子是個「極右派」，因為他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宗教捍衛者；而孔子在這方面仍然堅持他一貫的立場，即尋求一條「中庸之道」。
[2]名家
名家最著名的是惠施和公孫龍。邏輯上的咬文嚼字使他們寫出了如下的句子：「白馬非馬」，「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儘管孔子時代的統治者曾經對名家實施了武力鎮壓，但是名家的思想卻不可能長期被壓制。尤其是墨子死後的那個世紀裡，名家重又出現。除了玩弄概念遊戲以及由此導致的荒謬的結論之外，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意識地吹毛求疵，因為一個「辯者」為了與自己的對手展開辯論，他必須提出一個帶有挑戰性的辯題——在那些古代詭辯家們的學說中，我們甚至能發現一些令人覺得帶有現代意味和歐洲色彩的思想。
他們討論諸如空間與時間、運動與靜止、物體和質量等概念，並且提出了一種極為現代的理論，即認為一塊石頭的「堅」與「白」是與石頭的物質屬性相分離的！
[3]後期墨家
中國古代哲學的三個占主導地位的學派都對名家展開了激烈抨擊。尤其是墨家哲學，在其創始人死後便與重新活躍起來的名家展開了爭論，在這種爭論中他們也相互對對方產生了影響。不過，後期墨家也認識到，為了保護自己的學說免遭名家學派的攻擊，他們有必要為自己的學說奠定一個堅實的邏輯基礎。在這裡和在後來的其他民族那裡一樣，雖然名家學說一方面有一定的破壞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刺激和促進作用，他們迫使其對手對自己的基本理論進行徹底反思，並從而拓展出一條新思路。
必須認清的一個真理就是，一切都應該服務於一個目的，那就是「造福大眾並戰勝邪惡」，在這裡，他們又重複了墨子的思想。為了迎接名家的挑戰，後期墨家也開始涉足邏輯學和認識論領域，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停留在其中，而是試圖最終能夠證明，邏輯和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而且也必須服務於生活實踐。他們堅持認為，人的一切認識活動，不管是研究、試驗、學習還是純粹的理解，都應該以解釋具體的現實世界為目的，知識的唯一作用就是幫助他作出正確的人生抉擇。
毫不奇怪，當近代中國的思想界開始廣泛接觸西方科學和技術之後，名家及其辯論對手即後期墨家的思想，在中國又引起了人們強烈的興趣；因為名家的那種分析性的、為認識而認識的、對直接的現實實踐不感興趣的思維方式和西方的思維方式極其相似。而在古代中國，這一思想運動卻過早地夭折了。
[4]法家
法家這一名稱是指中國哲學早期的一個思想家群體。孔子以及其他思想家所倡導的治國原則是，最好由統治者為臣民樹立一個可效仿的榜樣，用傳統的風俗習慣作為制約民眾的行為規範。但在法家看來，這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強調製定和頒布詳細的法律條文的必要性，以確保人們遵循正確的行為準則。他們的基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與儒家思想有共同之處。
暫時在統治者那裡得寵的法家就成了公元前213年的那一場大規模焚書運動中的主要支持者。儘管基本思想存在共同之處，但是這並沒有避免兩個學派之間在實踐中的激烈鬥爭。當時的統治者秦始皇下令將所有的儒家書籍從公共藏書室裡清除出來並全部焚燬，私藏儒家書籍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儘管如此，許多勇敢的學者和學生還是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一部分儒家書籍使之得以流傳後世。在後來的朝代中，儒家思想經歷了它的輝煌時期，其影響經久不衰。
5佛教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