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習俗，我的家鄉的聖誕桌上鋪設的白色桌布和狹長的藍色絲綢上面會覆蓋許多宗教畫，畫上有神采飛揚的亞當和夏娃手挽著手在漫步，還有四處飛翔的小天使和滾皮球的胖乎乎的聖誕豬。
在蒙古的一個隆冬時節，胡莫博士曾以熟練的手藝用紙張製作了一大捧盛開的紅色玫瑰。
這時諾林嘬著嘴「吹」出一陣嘹亮的喇叭聲，張端來一鍋滾熱的湯，湯的味道很美，漂在上面的羚羊舌片使我一下子想到了烏龜，諾林藏在箱子底部的一瓶酒現在就在桌子上，大家的杯子都斟滿了酒，我講了幾句話，內中涉及聖誕節、我年輕時的聖誕筵席和沙漠中的聖誕前夜，並舉杯為家鄉親人的健康、為考察隊的成功乾杯。
然而，我差點忘記了我們美好的聖誕筵席上一項非常重要和最容易勾起人鄉思的一個節目——我們給神靈敬獻了一道真正的瑞典菜——魚子醬、沙丁魚、瑞典火腿、牛舌、奶油和黃油，還有地道的瑞典硬麵包，這些儲備中孑遺的美味是諾林、胡莫、伯格曼在西伯利亞之旅留下的。
接著上來的第二道菜是羚羊脊肉，烤肉中還加了綠豆和醃黃瓜。味道真棒！我們現在在沙漠之中品嚐的這道羚羊脊肉遠遠超過了皇家大酒店的水準，回到斯德哥爾摩，我一定要將我們的醫生胡莫推薦到皇家大酒店當主廚。
甜食有松果香芋冰片、奶油小圓麵包和糖塔，接著上來的是餅乾和乾酪，還有布裡乾酪，最後是咖啡、法國白蘭地和上等雪茄。桌子上一直擺放著一盤甜點、檸檬糖和巧克力，在各道菜的間歇，我們還抽了一兩根香煙。
最後，胡莫博士講話，他講話方式獨特，語言詼諧感人，諾林和伯格曼不時予以其鼓勵，大家一致表示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4位瑞典人在沙漠中的瑞典國旗下度過的這個聖誕節。在這個距額濟納河和哈密分別為400公里和300公里的地方，我們發誓要盡全力以自己的工作為科學服務，解決幾個重大問題，為瑞典創立榮譽。
聖誕節過去了，當年的最後一個星期也過去了，1928年的新年開始了。我們仍然深困沙漠之中等待救援，就像被冰圍困的極地探險者一樣。「旗子高地」上的瑞典國旗就是我們發出的求救信號，但西面的沙海仍杳無人跡，令人望眼欲穿的救援隊似乎永遠也來不了。狂野的風暴刮了一整天，像刀子似的一陣一陣刮進透風的帳篷。天色陰沉憂鬱，但我們的情緒依舊高漲。
1月3日，廚子王報告，燕麥片、糖、鹽、胡椒、咖啡和土豆已然告罄，第二天將是我們最後一次吃麵包，大米也只剩下幾把了。但我們還有一些豌豆湯粉、可可和茶，僕人們還有一定數量的小米，水也不缺，而且伯格曼每天起碼能打一隻瞪羚。
次日，門托早早叫醒了我，他說西面來了兩個騎駱駝的人，我聽見此話就如同被毒蜘蛛蜇了似的一蹦而起。
「他們還有多遠？」我問。
「三里。」門托答道。
大望遠鏡已在「旗子高地」上架了起來，可以看清來者是蒙古人，他們行動迅速。等他們再走近一點時我認出了來人是班徹和桑傑吉勒徹。他們穩穩地騎在駱駝上，皮膚黝黑，身體裹在如袋子般的羊皮襖中，腰間纏著皮帶，頭上戴著襯著毛邊的巴什利克皮帽。他們從大石頭晝夜不停地騎行了5天到達這裡，給我們帶來了50斤麵粉和幾封激動人心的信件。
真是一個美好的新年！
瑪斯考爾在信中說，他聽說赫姆波爾、哈斯倫德和穆倫溫格已經到達哈密，有人曾看到沃爾茲在軍隊的保護下正在前往迪化的途中。士兵們雖粗魯卻友好——他們可不是土匪。
徐炳昶在另外一封信中講了他和黑德的大石頭之旅。
黑德對此也有生動的匯報：第一天打到了6只瞪羚，還發現了一匹野駝。
12月17日，斷水，西風強勁，兩匹駱駝死了。
12月18日，一場猛烈的暴風雪，一匹駱駝被宰殺。
12月20日，風暴更猛，我們仍留在原地。
12月21日，一場暴風雪襲來，無法上路。
12月22日，兩匹駱駝被凍死，我已筋疲力盡，決定讓拉爾森和兩個蒙古人帶上所有行李留在後面，其他人帶上駱駝和必需物資繼續前進。
12月23日，帶領102匹駱駝上路，其中兩匹在途中死掉，無水，但下雪。
12月24日，一場兇猛的暴風雪，只走了3公里，沒水。
12月25日，一場風暴，兩匹駱駝倒下，蒙古人最後一次分到麵粉，然後他們就只能吃駝肉了。
12月26日，一場寒風，一匹駱駝死了，另一匹被宰殺。
12月27日，另外一匹駱駝倒地不起。
12月28日，我們遇到了4頂蒙古包，這是離開額濟納河以來第一次遇上蒙古包。購買麵粉、糖和5隻羊。
12月29日，到達大石頭。一匹駱駝死去，我們希望7天內到達哈密，班徹和桑傑吉勒徹被派到我們這裡。
最後，拉爾森報告說他正處在我們西方160里處，4天的暴風雪摧垮了駱駝的抵抗力，他本人還可以靠剩下的麵粉對付。
這樣我們得到了第一批消息，雖然不是來自外部世界，但也是我們自己前鋒隊伍的消息，於是我們陸續知道了他們所遇到的困難。然後大家又恢復了慣常的生活，而等待援軍的心情則更為迫切。
當1月5日到來時，我們4個瑞典人已在塞比斯特泉待了24天，時間如往常一樣不急不慢地過著，然而晚上10點20分時所發生的一場變化一下子把我們從計劃和幻想的王國帶回了實實在在的現實世界。
當時我們4個人都坐在蒙古包中的「寫字桌前」，胡莫和我正在寫作，伯格曼在研究亞洲考古，諾林在製作最新的圖表，除了火爐的辟啪聲和帳篷外面風的怒吼聲之外，一切都很安靜。突然響起了敲門聲——僕役們從不敲門，他們都是直接走進來，而且狗也沒叫。
「是瑪斯考爾！」我十分肯定地喊了一聲。
「是的，是我，瑪斯考爾。」瑪斯考爾在帳篷外用純正的瑞典語回答，他緊接著問，「有喝的嗎，夥計們？」
我懷疑在瑪斯考爾的一生中他再不會受到如今天晚上這般精心細緻的照顧和關愛了，我們小心翼翼地將他拖到屋子的一角，在墊子和皮毛之間收拾出了一張床，然後端來熱騰騰的茶水。他已被完全凍僵了，門托將爐火撥旺，火光紅彤彤地跳躍著，與此同時，瑪斯考爾以其慣有的平靜和輕鬆，回答了我們連珠炮般的問題。
「就你一個人嗎？」我問道。
「不，還有奧特宏和3名中國人，還有25匹雇來的駱駝和我們自己的5匹駱駝，另外還有一頂轎子和幾封信。」瑪斯考爾說。
「講講你們的旅行經過。」我說。
「經過艱苦的強行軍後我到達穆傲溝村，那裡儘是粗魯的士兵。我與他們說笑飲酒，很快成了朋友，他們幫我雇駱駝、買給養並幫忙製作轎子。轎子很快做好了，然後我就往這裡趕。在路上走了7天，由於暴風雪太大又耽擱了3天——凍得人真夠嗆。前天我與拉爾森一起度過了一夜，給他留了一些羊肉。今天的路似乎長得永遠也走不到盡頭似的，我們走呀走，有時騎駱駝，有時步行，為的是不被凍僵。在距離此地大約有半小時的路程時，我們終於看到了塞比斯特泉閃閃發光的浮冰，很快又看到了帳篷和旗桿。現在，這不你們都看到了，我到了這裡。」瑪斯考爾說。
我們感謝瑪斯考爾如此漂亮地完成了艱難的任務。不錯，他有學生劉當翻譯，但如果沒有過人的幽默和與漢人、蒙古人出色的交往能力，他是不會成功的——人人都喜歡他，都願意幫助他。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感謝，我們一致推選他為瑞典公民。
最後，瑪斯考爾還告訴我們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即我們將會遇到一些麻煩，但他相信只要我一到達哈密，這些問題就都會迎刃而解。關於我們的謠言飛得滿天都是，有人說我們是一支入侵軍隊的前鋒，對新疆不懷好意。為了不讓我們在沙漠中買到給養，通往東面的商隊交通已被阻斷，軍隊也已被召集起來。除了已經送到哈密的信件外，所有歐洲人的郵件都已被送往北京進行徹底審查。
形勢很清楚，我們受到了懷疑，關於我們可能被迫原路返回的擔心也許是正確的，也許我們根本進不了新疆，可這是我們宏大計劃的最終目標，難道我們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諸東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