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早晨，我們繼續沿著西北方向前進，而那個大商隊還有兩撥人馬留在原地。考察隊還沒走出多遠就碰到一隻被丟棄的駱駝,它已無法跟隨我們前進了，它站在路邊，腿不停地發抖，眼睛呆滯而無神地看著我們。
前路通往一條谷地，我們再次跨越了幾天前遇到的山系，這個廣闊地帶的風景真是無與倫比。
南面黑乎乎的山中有一條巨大的陡峭山脊伸向北方，似乎擋在我們前往西方的道路上。然而，還沒到跟前我們就發現自己處一個切割的很深的排水溝的邊沿，水溝出自南面的一條谷地。在谷地，水溝出水口的四周生長著茂密的蘆葦，那支漢人大商隊現在就紮營於此。我們的營地則安頓在下面一點的地方，該地名為沙拉—霍魯遜，意為「黃蘆葦」，一條小河咕咕作響，兩邊都是大塊的浮冰。北方如以前一樣是無邊瀚海，其風光是我們自離開包頭以來所看到的最為壯觀的景象之一。
黑德少校是一個好獵手，他天天帶著新鮮獵物來犒勞我們。在沙拉—霍魯遜附近他又打到了兩隻高大的雄瞪羚。我們的兩個人還從中國人那裡買到了少量的小米和糖。和我們所不同的是，中國人帶的給養不僅夠自己消耗，而且還可以接濟他人——他們確實有豐富的經驗。
劉拜訪了一位識路的中國人，他給劉講了去大石頭的路線的詳細的情況。根據劉從他那裡得到的關於宿營地、泉水、牧草和路程的情況，我們畫了一幅草圖，並據此判斷，考察隊距大石頭還有240公里，需要走11天。劉隨身攜帶的一幅中國地圖上，大石頭到塔什布拉克的距離為58公里，從塔什布拉克到哈密為120公里。因此，我們距哈密應該還有約420公里——那是不可能的，根據我們自己的行軍路線，距離不會超過300公里。
12月8日的路線首先通往西南方，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頂在一個拐彎處凸顯，其腳下有一堆石頭，茂盛的灌木一下子就到了盡頭，前面出現了一條奇特的谷地，其底部不足100米寬，兩邊高聳的山脈直插谷地底部，風光雖然壯觀，但色彩頗為憂鬱。
接著谷地變得開闊了一些，我們走過一處由兩座山峰構成的天然門廊。根據山頂上的石堆路標的指引，旅隊來到一處十分惡劣的宿營地，那裡沒水沒草，柴火也很稀少，因此我命令在此禁止用水洗東西，即使廚房也要節約用水，狗只能用洗碗水解渴，它們還可以利用不時出現的一堆堆小積雪來解渴。
傍晚8點時，氣溫已降至零下12攝氏度，但風卻小了一些。晚上出現了一幕令我難以忘懷的情景，當時從東面傳來了古老而又熟悉的駝鈴聲，其節奏沉穩、莊嚴，離我們越來越近，徐教授、胡莫和我急忙跑出去一看究竟。四野籠罩在滿月的銀色清輝之中，那個旅隊的第一批駱駝如幽靈般出現了，它們個個高大有力，步態莊嚴平穩，背上的行李也安放得穩妥有序，旅隊的所有人都步行向前。
那種感覺令人著迷，我已經無數次地看到過這種場景，但還是想一遍又一遍地看，那長長的行列消失以前我簡直無法離開。不，它沒有消失，在東面的遠處又傳來了新的駝鈴聲。然而，由於沒穿皮襖，我冷得受不了，我欣然屈服於我們的醫生的仁慈權威，他令人給我弄了一盆燃燒的炭火。在黑夜裡，當痛苦和不安攪得人不能入眠的時候，我認識到自己與寒冷和黑暗之神作對實在無益——我直到早晨才入睡。門托叫醒了我，他按時給我弄了一盆火，拉爾森和其他人已出發了，只有黑德留下來陪著我和門托。由於我認為自己的不適應只是暫時的，所以就沒有對胡莫博士說什麼，然而，我已沒有胃口吃早飯了，他們拆蒙古包時太陽已經升起，我坐在外面烤火，看著陽光將東方地平線上空的雲彩染成玫瑰色。
我們繼續騎著駱駝前進，一陣劇烈的西風刮來，凍徹骨髓，我渴望到達72號營地，好在再走14公里就能找到一處開闊的泉水，其浮冰周圍都是不錯的牧草。胡莫博士在帳篷之間的篝火旁給我做了首次體檢，立刻確定了診斷結果——膽結石症復發。他命令我休息——起碼在今明兩天，徐教授同意他的意見，請求我躺在床上等待疼痛減輕後再開始行動。我的抗議無濟於事，沒有比不能繼續旅行讓我感到更痛苦的事情了，在任何情況下考察隊都不能停止前進，更何況現在的情況很不妙——駱駝疲憊不堪，給養越來越少。不過，在72號營地待一天並無大礙，這裡的水和牧草都很好，於是我立刻躺在床上，像一個小孩似的備受呵護。
休息的時候一支來自安西的蒙古商隊來到我們這裡，他們帶著大麥和麵粉去加薩圖汗。他們說兩天前碰到過諾林縱隊，並說他們準備今天在塞比斯特泉附近宿營，其地在距此3天路程的西南方，諾林縱隊的駱駝走得很好，顯得很活躍。這一消息令人欣慰，因為我一直更為惦記進入陌生地域的他們。自離開安西以後，蒙古人已在路上走了13天，還要走6天才能到家。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是應該趕到塞比斯特泉附近和諾林、伯格曼和瑪斯考爾會合呢？或者只是從他們附近穿過？
幾天以來，所有的人，包括中國人，都在步行。駱駝越來越疲憊，幾乎每天都會有一個新的「烈士」倒下，我們必須保存它們的體力，甚至乘騎駝也被當做載貨駝使用了，不善於走路的蒙古人依然騎行，生病的我仍被安置在自己的「鳥巢」裡。
12月11日早晨8點30分出發，胡莫博士走在我的旁邊，風靜塵息，雲霞滿天。
兩個小時後他下令停下，然後生了一盆旺火，將我扶下來躺在鋪於軟沙之上的皮襖裡。我的膽疼得很厲害，他只好給我注射了一針嗎啡和咖啡因，這樣可以減輕疼痛。我在火盆邊整整躺了兩個小時，然後循著其他人的足跡繼續前進。我坐在高大的駱駝背上，隨著它的走動前後晃動，我坐得極不穩，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宿營。前面不遠處終於出現了營火的煙柱，我們很快就和其他人會合了，我的蒙古包已經支好了，它現在充當的是「野外醫院」的角色。
為了照顧我，胡莫博士在晚上將自己的睡袋、皮衣以及其他東西都拿到了我的蒙古包，他覺得這樣做很有必要。
第二天我和胡莫博士以慣常的方式跟在隊伍後面行進。離開74號營地剛兩公里，我們就看到兩個人影在陽光裡匆匆走上前來，他們是拉爾森和諾林。看到諾林他們安然無恙真讓人高興，他們說伯格曼和瑪斯考爾就在西北約50里處的塞比斯特泉宿營。
諾林在既無水、草也不好的74號營地與我們一起待了一個晚上。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生病的我運到塞比斯特泉，那裡有一切——水、草、柴火全都有。而且醫生以不容辯駁的口吻命令我必須在那裡休息兩個星期。同樣，他還不准我再騎駱駝，因為其顛簸起伏明顯對我的病不利。
走不動又不能騎駱駝，那我到底怎麼樣才能捱到塞比斯特泉呢？這裡也沒有任何交通工具，用我們那點可憐的木料也做不出一個來。
第二天早上，已經出現的水短缺迫使我們繼續向塞比斯特泉方向前進，徐教授建議用帳篷柱的箱子板做一個雪橇，可以由人或駱駝拉著走。但拉爾森指出，由於地上石頭很多，這樣的交通工具走上兩公里就會散架。他主張做一個擔架，由4個騎著平穩駱駝的蒙古人抬著走。然而，我堅決抗議坐這種「飛機」。因為它隨時都有掉在4只駱駝中間的危險，要不然就會被一旦受驚奔跑的駱駝扯成碎片。
就這樣我們迎來了12月13日，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應用3個星號來標識，它是我最珍貴的記憶之一。因為在這一天，最偉大、最美好的事實充分證明，我曾擁有最值得珍視的友誼和忠誠，我相信我的同伴們也會記住這一天——不論怎樣，至少有一件事情他們肯定忘不了，那就是抬著我這個沉重的大活人穿越死寂的戈壁沙漠的奇特景象。
早晨9點30分我們出發了，等著我的是一張鐵床，床的兩邊是兩根固定的帳篷桿，床上鋪著睡袋和幾隻墊子，我穿著毛皮襖和山羊絨靴，戴帽子躺在上面，身上還蓋著一張大羊皮。等我像一個木乃伊一樣被裹好後，頭一批人就進入了位置，根據約定好的次序，黑德和胡莫、諾林和馮·瑪森巴希將單架扛在肩膀上一齊前進，7分鐘後馬特換下了黑德,其他3人只是換了一下肩，不久又有人接了過去，那是裡艾伯潤茲和他的僕人查理以及蒙古人將遜。行進的速度和擔架的重量要求每7分鐘換一次班，因此我們組織了兩套人馬互相換班，這樣一套人馬負重時另一套人馬就可以休息7分鐘。我手裡握著表，7分鐘一到我就喊換班。蒙古人不會齊步走，單架在他們肩膀上不規則地扯動，因此，每當4位歐洲人換班時我都有一種輕鬆和安全感。與此同時，我還像平時一樣在筆記本上記錄觀測結果。
走了約一個半小時後我們又休息了半個小時，擔架就放在熊熊燃燒的火堆旁。可能我是唯一需要火的人，那些抬著我走的人早已大汗淋漓了。休息時，黑德騎上諾林的駱駝先走了，他去傳令拉爾森立即派出至少8名蒙古人前來接替頭兩組人——他們騎駱駝，因此可能會很快就到達這裡。
稍事休息之後我們一行人繼續在荒野上行進，裡艾伯潤茲又是攝影又是拍照，我對他拍攝的那些膠卷很好奇，但只有到了哈密才能將其沖洗出來。
中午1點時，我們在一處有蘆葦的地方停下來，並點燃起了一大堆蘆葦火，還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午餐有烤羚羊腎、綠豆、餅乾、黃油、茶和奶油。
吃完飯後我們又上路了，我的「轎子」在一片新的戈壁上晃悠著，舉目望去看不到盡頭。門托、班徹、馬特和將遜抬著我，現在的換班時間已縮短為5分鐘。3點30分時太陽已接近地平線，我們走進一個由低矮山丘組成的迷宮，地面起伏不平，這對抬著我的人來說更為吃力。
又過了半個小時，前面出現了一隊迅速移動的隊伍，他們的黑色剪影在落日餘暉中顯得格外生動。那是我們的10位蒙古人和漢人，他們從塞比斯特泉前來迎接我們。他們騎行的速度很快，我們原地停下來等他們。他們下了駱駝以後，其中4個人立即走向擔架接替原來的人，他們的步子邁得又小又快，路邊的山丘比以前更快地向後閃過。然而，他們的步調很不一致，我感覺自己好像在海嘯中划船一樣。
突然，伯格曼走過我的身邊，我倆熱情地握了一下手。伯格曼年輕，充滿活力，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幾分鐘之後瑪斯考爾出現在我的旁邊，他和平時一樣，平靜而快活，我向他表示了對失去可愛的小羚羊的同情，指出在我們的和平進軍中小羚羊已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