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是我們在固定營地呼圖爾圖古爾的第一個休息日，不管喜歡與否，旅隊都得在此地逗留近整整兩個月。需要總是勝過願望——買200匹駱駝需要時間。
我們知道這種情況，而且這種情況對旅隊生活和工作的組織以及帳篷「城」的佈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前一天我已與赫姆波爾討論和解決了營地的組織問題，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解決的。
由於初夏日日颳風，帳篷不能串結起來，這樣在上風走動的人揚起的塵土，就會被風刮到下風處。我們決定將所有的帳篷排成一條長長的直線。拉爾森堅持要像蒙古人那樣把帳篷門開在南面，他說如果我們將帳篷口開在別處就會受到嘲笑。
在帳篷與帳篷之間放著箱子，有的並排，有的摞在一起。營地很壯觀，從南面不遠的山上看確實讓人印象深刻。那些山中的精靈自古以來就受到膜拜，現在他們的安寧被我們這個移動的「城」以未曾料到的方式攪擾了。
讀者也許認為身為一個有18名白種人、10名黃種人和34名僕役的探險隊的首領是一件苦差事。我確實也沒做過這種事情，因為以前我總是獨自旅行。但我發現領導這麼一個隊伍非常容易，如果所有的參加者都是智慧的學者，又對自己的任務充滿熱情的話，那麼領導他們就是人們所能想像到的最簡單的事情。有多少還處在青春年華的青年人渴望參加橫越這塊巨大陸地的旅行啊！目前這塊大陸已經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能夠在這個時候親眼目睹亞洲大陸是再幸運不過和令人羨慕的事情。旅行隊不需要用沉悶乏味的軍事紀律去管理其成員。想去打獵的人只要騎上從附近的蒙古人那兒租來的馬匹就行，晚上歸來時帶上一兩隻羚羊。如果人人都盡心盡責，就不需要嚴格的命令。在別的情形下需要以不斷地監督、規定和懲罰維持的紀律對我們來說是最自然不過和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人想著去違反紀律。
我們現在處在內蒙古一個小地區的中心，漢族人毛明安把此地稱為明—干—加薩克。該地區的首領住在距我們約50里的北方。旅隊剛一到達，他就派了一個軍官和3名士兵前來查看我們是幹什麼的和需要什麼。他們聽到了我們的射擊聲並很高興我們打死了3隻狼。首領的副手說我們想幹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在地上挖掘，因為那樣會觸怒土地神和山神。並且，我們被要求一定不要去攀登頂上有敖包的山脈。次日我派赫爾·沃爾茲和袁復禮博士去回訪，那首領是一位和藹的蒙古族老人，他提出了一大堆問題，好像要知道一切似的，最後他還說打算親自拜訪我們。兩天後一名資深陸軍上校來訪，他戴著大大的眼鏡，穿著奇異的黑藍色服裝，佩帶銀質劍袋和武器。他和隨同前來的士兵享受了我們的茶和雪茄煙，我們還拍攝了彼此一起坐在帳篷俱樂部入口交談的情景。
正如前面所言，旅隊的固定營地的海拔為1570米，這同西藏的情況相比簡直不算什麼。但對瑞典也正如對德國一樣，1570米已是相當高了。在通過中亞的高原和沙漠地帶時，這樣的高度也不算什麼。不管怎樣，這裡都是山區氣候，雖然時間已是6月中旬，但陰涼處的溫度沒有高過27攝氏度，有一天晚上的溫度竟降至1攝氏度，這令我們大吃一驚，兩天之後我們還經歷過2攝氏度的霜凍。但有一次白天帳篷中的溫度升到了38攝氏度，甚至在露天都可以感受到太陽光的炙烤。不管是白人還是黃人都被曬黑了，當然也有幾個中國人是例外，他們帶著時尚的紅色遮陽傘。氣候仍很理想，我們是在一處名副其實的山中療養地，不會有比這裡更好的地方了。只有中午11時到下午5時之間有值得一提的、但從未引起煩惱的熱意。太陽一下山，天氣就變涼了，在密度比較大的低層空氣中，太陽的光線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吸收了，但在這裡我們卻感受到了很強的太陽光的照射。然而，風總是從四面八方不停地吹著，我們已測到的最大風速超過了每秒20米。實際上，在這種新鮮涼爽的風的吹拂下，沒必要怕什麼熱。
一天，當一切都平靜下來的時候，明從溪溝裡提來一些水潑在我的帳篷周圍，於是產生了一股宜人的涼氣。我並不想抱怨天熱，在我的一生中有太多差點被凍死的時候。然而，我還是擔心隨著時間的流逝，等待我們的不一定都是好事。
科學家成員中以瑞典人居多，艾裡克·諾林博士是地質學家，他現在正忙於用1︰50000的比例尺描畫營地周圍的地圖。醫生戴維·胡莫博士不僅要治療旅隊中的病人，而且還要為那些行蹤不定的蒙古人和漢人治病。然而，營地中的人健康狀況非常好，這樣他就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植物和動物標本收集工作。只要機會允許，他還進行人類學統計工作，這是北京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斯蒂文森博士交給他和幾名德國人的工作。這是一個極好的計劃，我們的一些人在他的指導下參加了這項工作。考古學工作委託給了夫克·伯格曼，儘管在北京已作出決定，所有的發現都歸中國，但伯格曼還是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然而，我還是很有根據地懷抱一種希望，那便是中國人會以一種真正的高姿態讓我把複製品帶回去，因為這些東西不會使他們變得更窮，同時也不會使我、確切地說是斯德哥爾摩的東亞收藏品更為豐富。我自己則正在畫旅隊的行軍圖，而且使用的是我以前在亞洲進行長途旅行時使用的方法。當然，我還記日記，收集反映該圖地理和地形特徵的資料。
你也應該看看拉爾森，那個來自瑞典瓦斯特曼蘭德的蒂爾伯加的57歲的「年輕人」，他在蒙古待了34年，以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在那兒進行的旅行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白人。當他看到我帳篷前面的瑞典國旗時，兩眼盈滿了激動的淚花。他跨馬而來，氣定神閒，兩手背後，唇邊洋溢著友好的微笑，這就是你應該看到的他。這不，說著他就來了，腰桿筆挺還一臉傲氣，目光如炬地掃視營地，審視著情況是否正常。
什麼都逃不開他的眼睛，他簡直無處不在，他洞悉在營地發生的一切。他是一份活報紙，向我報告當天所有的新聞。他把帽子拿在手中踱到我的涼篷下面，總是用那寬厚的瓦斯特曼蘭德口音說：「原諒我的打擾。」可他從未打擾我——他總是受我歡迎的左右手，我事無鉅細都要和他商量。他坐在我的寫字桌右邊的箱子上，一邊擺弄著手中的帽子一邊向我作匯報。如果沒有他我該如何是好？他管理著駱駝和蒙古人，沒有他們我們哪裡也別想去。
拉爾森從心底裡喜歡這次旅行，這使他適得其所。看到他盡顯才能，舉手投足都透出一股行家的神態時真讓人高興。他尊重自己的工作，認為那是高尚的事情。他說：「在蒙古度過的漫長歲月裡，我一直夢想著能夠參加一次真正的探險，但我從來未敢奢望成為如此壯觀的一支探險隊的一員。」
我把最多的感謝送給了拉爾森，在北京的艱難日子裡他經常幫我渡過難關。在最困難的時刻他總是鎮靜自若——和我一樣。拉爾森不會得意忘形，他不會講一句不友好的話，他總是心情愉快、友善待人。他什麼時候都不會失去自控，因為他深知，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永遠也不可能控制別人。他表達意見時的友好和幽默是他贏得所有人尊重和喜歡的秘密。當緊要關頭到來時，就是那些曾當過軍官的德國人也能心甘情願地聽他調遣。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有說有笑，尤其是在飯桌上。
但是，如果誰得罪了拉爾森，或做了什麼對駱駝不好的事情，如不必要的出行，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拉爾森絕不會放過他。拉爾森不發怒或大喊大叫，他用最輕柔的聲調清晰地表達那樣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他站著的時候總是雙腿分開，雙手放在褲兜裡，帽子高居頭頂，臉上掛著友好的笑意。在這位鎮靜而泰然的首領面前，沒人敢說一個「不」字。沒有人向他表示異議，一切事情都很順利。這種事情對他來說簡單地就如同讓別人按照他的意志做事一樣。然而不是人人都具有這種力量，因為這首先要有自制力，其次需要具備對人的認知力，然後是謙和和正義感。拉爾森具備所有這些素質，有這樣優秀的管理人才，誰說世界不能被征服。
哈斯倫德原來受雇於英美煙草公司，現在是拉爾森的得力助手。他是一個特別機靈、能幹和熱情的青年。把安德魯斯的駱駝帶到大本營一事已經足以證明哈斯倫德的能力。
索得鮑姆只有22歲，他與其他人完全不同，因為他到這裡時，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外沒有別的東西，沒有床，沒有毛皮，除了牙刷以外也沒有其他行李。我對自己說，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聰明人。比起我們帶著40000公斤行李上路的做法來，兩袖清風地騎著駱駝穿越亞洲大陸該是多麼省心啊！當然，索得鮑姆被重新打扮了一番，他得到了一套簇新的服裝，看上去就像一位身著週日盛裝的莊園僕人。他處事極為冷靜，既不怕土匪也不怕惡狼，並且能恰到好處地與我們的自我意識很強的廚子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