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取有用的信息是人瞭解社會和適應社會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信息封閉落後的環境下，人們的思想行為活動等無疑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就是這樣的一個悲劇。
溥儀，1909年至1912年、1917年7月1日至12日在位，是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在位時年號「宣統」，故通稱宣統皇帝，他在偽滿洲帝國皇帝位上的時候年號為「康德」，所以又稱「康德皇帝」。溥儀有自傳小說《我的前半生》傳世，這也成為後人研究溥儀的重要參考史料。根據《我的前半生》中的記載，大致可以看出在信息閉塞的情況下這位末代皇帝是怎樣度過悲哀的一生的。
首先，溥儀的童年可以說是不幸的。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到自己「度過了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溥儀從小缺少父愛和母愛，卻因為自己是帝王，所以不得不接受年老迂腐的太師太傅的教育，這種教育完全違背了兒童的天性，嚴重扭曲了溥儀的思想。落後的教育模式和閉塞的信息來源，使得溥儀完全脫離了社會，同時心理也遭受嚴重的扭曲。對此《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我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聲光化電」，「由於讀書和生活兩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後的常識之不足，常常引起別人的驚奇」。到了溥儀這一代，先輩有膽有識的優良傳統早已蕩然無存，溥儀是一個甚至沒有接受過男子漢教育的懦夫。對此，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的妹夫康慶寫道：「臨歸國前，我曾向他獻策，叫他不要怕死膽怯，應堂堂宣佈自己是為了恢復祖業，不幸一切不能如願，反為日寇利用，應慷慨就死以謝國人。」一心想要做皇帝的溥儀，連殉國教育也沒受過，最起碼的男子漢氣概也沒有。
由於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會信息，溥儀對社會的認識是扭曲的。溥儀一方面接受復辟思想的灌輸，另一方面他沒有機會接受應對危機的教育。對此，《我的前半生》中寫道：「當時世續和王爺根本不和我談這類的事情，要談也要經過師傅。」溥儀周圍的人都對溥儀封鎖消息，對溥儀只提供片面信息，早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甚至直到溥儀長大，新文化運動已經廣為傳播，他自己也可以獨立思考、對社會進行認識之時，他得到的信息仍是「人心思舊」。儘管有很多的信息渠道，但是溥儀能得到的消息仍然十分有限。
1924至1925年間，溥儀避居日本公使館，據《我的前半生》記載：「有人建議勸余運動外交，出為干涉，余至死不從，余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對於那時正在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溥儀更是一無所知，他甚至不能進行獨立的價值選擇。
可悲的是，儘管溥儀已經成人，但是由於他少年時代接受的是迂腐教育，因此他並不具備良好的獨立思考能力。溥儀雖然被周邊的人尊為皇上，但也不過是他們為了實現目的的道具而已。逃到東北以後，在溥儀集團與日本人的談判中，溥儀則完全是一個任人操縱的木偶。一切事務都交由鄭孝胥和羅振玉等「臣子」去辦，當面臨複雜局面的時候，受到信息封鎖的溥儀更是成為了日本人的傀儡。
溥儀周邊的人對溥儀尚且只是欺騙，而日本人對溥儀則是直接的暴力控制。當了「滿洲國」的「皇帝」之後，溥儀被日本人完全封鎖信息。《我的前半生》書中道：「我就發現這些人，包括總長們根本沒有人向我請示什麼『公事』，只不過和我閒聊天。當我向他們問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說：『次長辦著了。』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向來不找我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溥儀對生命安全時時感到恐懼，得了神經官能症。溥儀只能在自己的宮內做「皇帝」，對日本人唯命是從，他對世界形勢的發展更是無從判斷。在信息封閉之下，溥儀只能是越來越愚昧，越來越無能。
終其一生，溥儀一直活在信息閉塞的環境裡，這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的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