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在戰術上沒有絲毫的優勢。按照日本人的說法，蒙古人的戰鬥力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強大。戰爭開始後，日本人採取了與蒙古人貼身近戰戰術，使蒙古人的弓箭和回回炮優勢失效。平心而論，蒙古兵能吃苦耐勞，必要時他們可以靠吃生馬肉、喝馬血維持生命，且作戰機動性很強，一般只帶很少的糧草，士兵的吃穿問題主要通過掠奪戰爭地區來解決。可這兩次戰爭中蒙古人偏偏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一直未能突入內地居民區，自然不可能有掠奪之地。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戰術十分高明。
三，蒙古在武器裝備上沒有明顯的優勢。對日作戰，蒙古第一次遇到了武器裝備不遜於自己的對手。日本人裝備的優勢不僅在於戰刀，也在於武士的鐵甲。據說元軍普通士兵的刀劍與日本刀一碰即斷（當時日本的冶煉和刀具製作技術世界一流，日本戰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亞出產的大馬士革鋼刀可以媲美。）只要距離稍遠，蒙古弓箭就無力穿透日本武士的盔甲。
四，日本武士自小開始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戰技遠勝蒙古人。蒙古人的記載稱日本人擅長單打獨鬥，這可以和日本人的說法相印證。日本人對元軍中的漢人評價最低，在他們看來，漢軍貪生怕死，士氣低落，是標準的魚腩部隊。
五，跨海作戰保密不嚴。兩次入侵日本都不是突然襲擊，攻其不備，而是日本事先都得到可靠消息，做了充分的迎戰準備。特別是第二次入侵，日本人嚴密偵視了元帝國的動向，對蒙古來襲做了充分的戰爭準備。此時日本政局穩定，北條時宗對鐮倉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遠勝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夠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擊入侵。幕府在九州徵用民夫，於博多灣一帶敵人最有可能登陸的地區沿海灘構築了一道石牆，用以阻礙蒙古騎兵。事實上蒙古兵始終沒有突破這個防線。
六，天公不作美，颶風幫了日本的忙。蒙軍兩次入侵日本都遭遇猛烈的颶風，損失慘重。公元1281年第二次侵日時的8月1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颶風，風暴持續四天，元軍南方艦隊的艦船基本被毀，北方艦隊的艦船也損失大半。北方艦隊剩餘的艦船搭載指揮官以及部分蒙古軍和高麗軍逃離戰場駛返高麗。南方軍的指揮官和部分高級官員眼看回天無術，也只得丟下大部隊，乘南方艦隊殘存的幾艘船逃離。此時九龍山的海灘上尚留有近十萬元軍，這些人失去了補給和退路，又無力突破日軍的防線，陷入絕望境地。三天後，日本人開始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然後縱兵攻擊。元軍大部被殺，剩餘的兩萬多人做了俘虜。
明朝中葉的倭患何以猖獗
日本古稱倭奴國，故中國古代史籍將這些日本海寇以及後來與之勾結的內陸奸民，統稱為倭寇。倭寇的活動，歷史上稱之為「倭患」。自元末至明萬曆年間，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和破產農民，不斷侵擾中國、朝鮮沿海地區，前後歷時三百年之久。
一般認為，所謂倭寇，即明朝時期，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日本海盜。但是經過進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在明朝中葉，倭寇並不全是日本人，甚至可以說主要是中國人。既然這樣，明朝政府何以將沿海反叛者稱為「倭寇」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封建統治階級利用民族矛盾掩飾當時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這樣稱呼可以激起民間對蠻夷入侵的本能反感和抵制，從而弱化了國內武裝軍隊的反明義軍本質，以免國內對官府不滿的人群起加盟，暫緩國內階級矛盾，這不過是近現代都流行過的「輿論戰」而已。
二，那些封建王朝的叛逆者們既利用當時統治階級懼怕日本人的心理，又為了不牽連村鄰、家人而假稱「倭」來嚇唬他們。嘉靖以前，明朝國力不強而日本正值南北朝內亂，大批因戰敗而失去軍職的南朝武士流入海島，匯同部分日本走私商人和破產農民，夾雜著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部及後來建文帝朝廷的逃亡臣民，不斷侵擾遼東、山東沿海一帶，燒殺淫掠，造成明王朝對日本人的仇視和恐懼心理。
三，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反抗鬥爭的極端仇視。如同歷史上眾多史書中把所有的起義農民都稱之為「賊」、「盜賊」、「流寇」一樣，當年國民黨政府也「義正詞嚴」地指責朱毛紅軍「拿了盧布」、「共產共妻」、是蘇俄侵略中國的內奸云云。「倭寇」一詞中也包含著對封建王朝叛逆者的蔑視和鄙夷。
明代倭寇的活動，以嘉靖朝為界可大體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從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間。元末，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其內戰中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及破產農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機，屢犯濱海州縣。洪武時，海防整飭，尚未釀成大患。經永樂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堝之戰，明遼東總兵劉江率師全殲數千來犯之倭後，倭寇稍稍斂跡。正統以後，因明代海防逐漸空虛，倭寇侵擾時能得手，致倭患又起。這一時期的倭寇成員多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擾外，還利用中日間存在的貿易便利，載運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則矯稱入貢；乘其不備，則肆行殺掠。總的說來，嘉靖以前，倭寇侵擾只限於個別地區，時間亦短，尚未成為明朝東南地區的嚴重禍患。
嘉靖以後，是倭患猖獗的重要時期。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中葉極端的海禁政策。首先，明政府推行海禁政策的初衷本是為了防止國內反明勢力與日本倭寇勾結起來,進而威脅到明朝的統治。然而,這種政策實施後的客觀效果卻是在抵禦倭寇騷擾的同時嚴重限制了中國沿海居民進行正常海外貿易的自然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沿海地區的許多海上商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武裝起來,組織成走私集團,裝扮成「倭人」的模樣起來反抗，這就是明代海外貿易史上所謂的「海寇」。在嘉靖年間，經過二三十年的征剿未能消除的「倭寇」而到隆慶元年朝廷不得不稍開海禁，准許販貨於東西二洋。之後，所謂「倭患」也就自然減輕。其次，明代農業生產經過建國到嘉靖時期一百多年的恢復和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繁榮的程度，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業生產尤為發達，農產品充足，成千上萬的人轉向了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資本主義萌芽破土而出,可以說發展海外貿易既是中國當時發展社會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可明代海禁政策，窒息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長，必然同沿海商民、百姓的謀生及發展海貿的要求產生矛盾。「倭患」就是這種矛盾的激烈表現，也是對海禁的一種嚴厲懲罰。
二，日明雙方深刻的社會矛盾嚴重激化。公元15世紀中葉以來，明朝社會矛盾尖銳，土地兼併嚴重，賦役及地租的加重，使農民陷於困境。為避沉重的賦役追呼敲扑，不但失去土地的農民，甚至有土地的農民也不得不背井離鄉，這樣就形成了全國大規模的流民運動。東南沿海地區也不例外。東南沿海的一些流民由於生活無著落，只好下海，或漁獵，或流為「海盜」。15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戰亂不已。於是，破產的農民、失意的官員、失業的流民、戰敗的武士、無業的浪人、貪利的奸商、掠劫為生的海盜，在各地領主的支持下，向海外謀求出路，從而造成了倭患的猖獗。筆者認為，明至永樂以後，政治日益腐化，宦官專權，官吏貪庸，致使民不聊生。嘉靖時期，宦官的勢力受到排斥，嚴嵩專權，貪賄公行，致吏治腐敗，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戰船銳減，海防設施久遭破壞，為倭寇活動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機。
三，日本封建割據勢力的支持和日明海盜的相互勾結。嘉靖隆慶年間，有大量的中國商人、破產農民和失意知識分子等，由於各種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資本者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成為倭寇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這一時期倭寇的一個顯著特點。如僑居日本的倭寇首領汪直、徐海、毛烈、陳東、葉明（葉麻）、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他們夥同倭寇，在日本封建統治者支持下，借用倭人服飾旗號，乘坐題有八幡大菩薩旗幟之八幡船，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掠奪大量財物。這些人與大明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內地沿海網羅同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加之流民、奸民、貴族為了生活和貪圖財利而自然與倭寇勾結。所以倭患猖獗的關鍵因素是中國海盜與日本海盜的勾結。如果沒有內奸助紂為虐，倭寇就只能在沿海臨時劫掠，而不可能長久停留，聲勢不可能那麼大，危害也不可能那麼嚴重。
李自成百萬大軍瓦解於鼠疫
李自成最後失敗的真正原因一直是個謎。百餘年來，專家們對之的解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說敗於不得人心的，有說敗於驕傲自滿的，有說敗於腐化墮落的，有說敗於紅顏禍水的，總之都不能令人信服。因為這些答案都不能解釋一個問題：佔領北京時，李自成的軍隊浩浩蕩蕩一百餘萬，為何進京40天後部隊竟然彷彿突然間失去了戰鬥力——遇清軍一觸即潰，兵敗如山倒，並且從此一蹶不振？
是這支部隊的軍紀渙散嗎？非也。李自成治軍有方，義軍的組織性很強。是這支龐大的軍隊的物質力量跟不上嗎？非也。李自成大軍在北京通過肅貪追贓搞到了七千萬兩銀子，相當於明朝的十年稅收，至少可以在幾年裡實施「迎闖王不納糧」而更深得民心，他有足夠的財力可支撐他龐大的軍隊。
這就奇怪了，軍費奇缺時李自成尚且能屢敗屢戰組織起百萬大軍，財大氣粗後為何反而失去戰鬥力？為何撤出北京後再未組織起一次像樣的戰鬥？要知道不屈不撓是李自成的顯著特點，在以前的好幾次戰役中，他都是幾乎全軍覆沒，一次只剩下18人，一次只剩下50多人，可李自成硬是憑著堅韌不拔的意志，一次次鹹魚翻身、捲土重來，最後擁兵百萬打進北京滅了大明。那麼，進京後，是什麼讓李自成的元氣喪盡？這個謎底究竟是什麼？長期以來一直撩撥著筆者的心弦。閱過《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集》中曹樹基的有關科學論證一文後，一下子豁然開朗了：原來李自成並非敗於清朝，而是敗於當時肆虐橫行的鼠疫！
明朝末年鼠疫流行，李自成進京前後，北京周邊地區流行鼠疫，有一些文獻對此有記載。鼠疫是一種烈性傳染病，致病原為鼠疫桿菌，主要傳播於人——跳蚤——鼠之間。其特徵是淋巴結腫大，死者膚色發黑。研究表明，鼠疫每次傳到一個新地區時，由於當地人和鼠以及跳蚤都沒有抵抗力，其死亡率高、傳染性強，死亡率高於50。有文獻說，7世紀歐洲首次鼠疫流行死亡率超過70。可見，鼠疫是一種極易流行的、死亡率很高的且很難控制的可怕疾病。
李自成軍於農曆三月進抵北京，有關文獻記載崇禎十六年秋鼠疫已出現在北京一帶，只因冬天氣溫低，鼠疫傳播速度變緩。三月春暖花開，桃紅杏白，跳蚤、老鼠開始趨向活躍，大規模的鼠疫自然爆發。由於鼠疫的傳染死亡率很高，崇禎的御林軍短時間內失去戰鬥力毫不奇怪。李自成因此未遇大戰就佔領了北京。李自成大軍進京後感染了鼠疫，自然戰鬥力也大減，當然打不過清兵——儘管其數量遠低於自己。這些敗兵因此成了鼠疫傳染源——文獻記載「賊過處皆大疫」。因此李自成雖然此時財雄天下，可以大規模招兵買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戰鬥力，兵力再多也沒用，始終無法抵擋清朝的虎狼之師。鼠疫蔓延軍營，且長時間無法擺脫，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毀滅性打擊，因此痛失江山並一蹶不振，「無可奈何花落去」。
由於軍人是集體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對古代軍人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歐洲14世紀爆發鼠疫，死亡2500萬人，其中有許多是軍人。李自成的百萬大軍在肆虐的鼠疫面前，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
那麼，為什麼清兵就沒患鼠疫呢？歐洲人在研究14世紀歐洲鼠疫時從留下的壁畫及文字中發現，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騎兵倖免於鼠疫。於是得出結論：鼠疫經跳蚤傳播，跳蚤討厭馬味，所以騎兵不被鼠疫傳染！眾所周知，八旗鐵騎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騎兵組成，所以是不會傳染上鼠疫的。儘管只有十幾萬軍隊，但未患鼠疫的清軍戰鬥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擾的李自成大軍之上（雖然其數量遠遠多於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