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慈禧來說，這場政變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為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是欽定輔佐幼帝的集體，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任何人侵犯、剝奪八大臣的輔政權力，都是抗旨犯上，應被視為「亂臣賊子」。而慈禧呢，她雖然貴為皇太后，但作為一個女人，無論是在清王朝，還是在之前的歷代王朝中，按照法律都是不應該過問政治的。武則天稱帝后，儘管政績斐然，將大唐帝業推向了輝煌的頂峰，但仍被後人橫加指責。此時的慈禧很明白自己面臨的壓力，她所能夠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只有小皇帝載淳。要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只依賴恭親王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要想與勢力強大的肅順等八大臣進行殊死的較量，她還必須擴大「群眾基礎」。於是慈禧又採取了一些策略。
第一，尋找中場的吹鼓手作輿論上的準備。慈禧知道，歷朝歷代都很忌諱女主臨朝「垂簾」。自己要由幕後走到台前，代小皇帝臨朝執政，首先必須有吹鼓手為自己鼓噪，做好輿論上的準備，讓朝野上下形成一種太后垂簾的輿論氣氛。最終，這個吹鼓手的重擔落在了戶部，掌管天下錢糧賦稅的周祖培的得意門生——山東道監察御使董元醇身上。而董元醇不負重托，以《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奏折吹響了太后垂簾的第一聲號角。
第二，以退為進。慈禧閱覽了董元醇的奏折後，自然大喜過望，因為這個「奴才」說的都是慈禧想說，但迫於政治形勢而不能明目張膽說的話，有人為她說話，她自然非常高興；相反，此時的八大臣卻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形勢由利己轉為利人，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於是不等宣召，就闖入宮內與慈禧和慈安太后理論。慈禧這時已經對八大臣恨之入骨，但苦於八大臣的影響力，和八大臣對避暑山莊的控制，只能委曲求全。
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兩宮太后達到北京，雖然旅途勞累，但慈禧並沒有回宮，而是按照和奕訢籌劃好了的計劃，假惺惺地當場向眾人控訴八大臣欺侮孤兒寡母的行徑。在奕訢的配合下，博得了眾人的同情。緊接著又在奕訢的安排下，慈禧和慈安對八大臣下達了逮捕令。
在下達逮捕令的同時，慈禧又暗地裡讓文臣武將同時上了兩道奏折。兩道奏章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請求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並支持親王輔政。武將與文官為了自保，一時紛紛倒向慈禧這邊。做完這些工作之後，慈禧開始簽發通緝令，捉拿八大臣。最後載垣、端華、肅順被斬，其他五位大臣都革職為民。
政變的實施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時間，速度之快讓八大臣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也讓眾多人驚歎不已——一個女人竟然有如此雷厲風行的權術，確實很不一般。就這樣，年僅27歲的慈禧在恭親王奕訢的配合下，經過縝密的準備，發動了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宮廷政變，攫取了當時中國最高的權力。
當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來臨的時候，慈禧這個只有6歲的孩子並不為世人所知。然而僅僅過了16年，這個孩子已經成為亭亭玉立的少女，並成為咸豐帝最為寵愛的妃子。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的第二年，她親自導演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辛酉政變」。第一次鴉片戰爭可能對慈禧沒有什麼影響，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卻給慈禧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就在她發動「辛酉政變」的前一年，英法聯軍，大舉入侵天津，隨後又侵佔了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慘遭焚掠。而她和咸豐帝則倉皇逃亡熱河。逃亡時的狼狽和驚恐無疑加劇了她對帝國主義的憂慮之心。
因此，從垂簾聽政的那一年開始，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場持續近30年的學習西方的改革運動在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如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的設備、辦理合資企業、購買軍艦和洋槍洋炮、建設新式海軍等等。
應該說，經歷了熱河逃難，此時的慈禧比咸豐帝更加清楚英法聯軍的侵略對於清政府來說意味著什麼，她也更加懂得一國之君在「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到來之際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慈禧那麼支持洋務革新的主要原因吧。很多人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洋務運動是清政府一批上層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等提出來的。比如以自強、求富為目標，從中央到地方，積極發展近代教育、近代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建立近代的海陸軍等等。但在慈禧掌握了國家大權之後，作為實際上的一國最高統治者，沒有她的允許和支持，一切都是不可能實施的。所以筆者認為慈禧在骨子裡還是一個反侵略的統治者。理由如下：
一方面，慈禧也很痛恨外來侵略，和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慈禧也迫切希望政府能擁有有效抵抗外侮的能力和手段，使其權力得以穩固和持久。即使她不心疼受苦受難的國民，也會心疼自己的政權，這是慈禧支持改革的第一個動力。
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慈禧起初相信岌岌可危的清王朝，通過洋務革新，比如購買堅船利炮、採取富國強兵的措施是可以得以扭轉頹勢的。英法聯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讓她發現了自己的力量和外國人的差距，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她只有尋找到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途徑，才能穩固她的統治。種種這些促使慈禧下決心批准眾臣建議，在京城設置同文館，開始學習英文、法文、俄文以及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知識。
但慈禧不是一個有著與時俱進思想的改革家。因為所有推行的洋務活動沒有一項是緣於慈禧的建議，重要的是慈禧把洋務事業的支持都限定在不妨礙她的封建專制統治中：當洋務事業的發展局限在物質層面上，引進的屬技術、器物，且以購買為主，有利於專制主義王權的加強時，慈禧就會大力支持；當洋務事業的發展必須進入到制度層面，甚至於文化層面，需要觸動慈禧和慈禧賴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團時，慈禧便不再是洋務的支持者，而是終結者。
慈禧同中國歷代多數帝王一樣，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放在首位。當權力受到威脅時，她不惜發動政變，就像剷除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一樣，毫不留情。所以洋務運動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只能是失敗，它只是封建制度下一個畸形的產兒，本來先天就不足，後天又缺乏存活的優良環境。
最後，隨著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失敗，洋務運動也宣告了破產。從始至終洋務運動都沒有一個堅定有力的領導核心，力量顯得極其分散和有限。只憑一顆引進技術和設備的改革之心，卻沒有注意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制度建設。
慈禧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少女，在充斥著政治殺氣的皇宮中憑借自己獨有的智慧登上了權力寶座。就慈禧個人而言，她具備了政治家的素養，起碼具備封建王朝中政治家的素養。她能參透王朝政治的本質，在鉤心鬥角，爭權奪利中為自己找出路。就大清王朝本身來說，清朝的滅亡並不是慈禧一個人造成的，所以慈禧不是罪人。在慈禧接手清王朝時，中國已經是千瘡百孔了，晚清政府也已經接近了滅亡，但是慈禧還是把她延續了半個多世紀。大廈之將傾，怎麼能怪罪於慈禧一人，她一個封建女人又怎麼能力挽狂瀾？慈禧是無辜的，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她選擇了清朝，而是清朝選擇了她。她走進深宮大院，除了為生存而奪取權力，還能做什麼？她不具有一個君主應該有的高瞻遠矚和魄力，卻涉足了政治。長期受到封建文化，尤其是封建帝王文化的熏陶，她又怎麼去引導數億中國人走向新時代？所以筆者認為，封建王朝的滅亡是整個封建統治階層的腐敗，是時代所趨，而不是慈禧一個人的錯。
如今清朝已經進入故紙堆，但是它留下來的一切卻永遠無法淡出人們的視線。無論是與它相關的中國的恥辱，還是與它相關的人，都成為華夏子孫永遠翻不過去的一紙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