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歷史的畫卷，定格曾國藩的一生。他成帝王之業，修己之德，既有忠君愛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誠實守信的一面，也有虛偽奸詐的一面；既有扼斷長江佔山為王的赳赳豪氣、霸氣和匪氣，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虛；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作得冠冕堂皇讓人心悅誠服地奉為圭臬，又可以翻覆雲雨殺人不眨眼。歷史的局限、時代的局限、社會的局限，成為曾國藩人性的枷鎖。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名義上是清朝皇帝，實際上是當時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二者一個是有著爭議的中國農民起義，一個是有著爭議的晚清重臣。可以說，說曾國藩時肯定離不開太平天國，說太平天國時也肯定離不開曾國藩。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假如沒有太平天國，那麼曾國藩或許也只能平淡一生，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書生；相反，如果沒有曾國藩，太平天國或許也會多存在很多年。這二者的關係演繹了一段中國歷史上極為精彩的神話。
在我們所受的教育裡，一直對農民起義有著特殊的感情。或許同情弱者的心理是大部分人共同的心理，所以在歷史上有眾多農民起義，被我們一讀再讀，並對其大加褒揚。無論其成功還是失敗，總能博得後人的理解。然而事實上不是每一次的農民起義都是對的。
曾國藩確實是有史以來最有爭議的人物，擁之者稱之為「中興名臣」，恨之者罵之「千古民賊」。擁者認為其能獨立時代潮流，把握風雲際會，並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繼承和發揚林則徐、魏源的經世致用之學，大力倡導學習西方，開展自強新生政治運動；而恨者認為他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用刑苛酷。甚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稱呼曾國藩為「曾剃頭」、「曾屠戶」。在眾說紛紜的背後，則完全是對歷史膚淺的認知，或者說是對歷史的一種無知。對歷史的研究，只有深入研究中國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社會歷史大背景，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曾國藩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不幸的是他成長在清王朝沒落的年代，清王朝氣數已盡，說他幸運則是因為就在這種亂世背景下才構成了他成就英雄的先決條件。然而，曾國藩還是為眾多後人不齒。人們普遍認為，他鎮壓的是國內農民起義，而不是外來之敵；他扶保的是腐敗透頂的清王朝，而當時的清王朝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扶不起的阿斗」。
曾國藩的背景並不是很輝煌。1811年，他出生於湖南湘鄉（長沙府）的一個地主家庭，6歲入私塾，16歲外出就學於湘鄉漣濱書院和長沙岳麓書院。他和其他封建書生一樣，勤奮苦讀，希望通過讀書考取功名，以此光宗耀祖。他23歲在湖南鄉試中舉後前往北京參加會試，兩次均以失敗告終。1838年方才中進士，之後入翰林院直至任禮部右侍郎。
曾國藩進京考取進士之間，苦讀古文，圈閱二十三史，並多次拜高官大儒為師，精研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以丁憂在籍的身份奉命興辦團練鄉勇，開始了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為了使自己的出兵名正言順，曾國藩親自撰寫和頒布「討逆」檄文，斥責太平天國以耶穌新約取代孔子之經，大逆不道，使之具有護國、護法與護教的正義性和合理性。
所以，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的對抗，實質上是中西文化的對抗。在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下，中國農民階層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文化上他們並不具備先進性。每次的起義，即使是成功了也沒有給社會帶來什麼實質上的進步，而不過是簡單的朝代更換，封建王朝的更迭。但是每一個朝代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給社會帶來穩定，都有一種文化能夠為社會的繁榮發展帶來指導。如在戰國時期，諸侯爭霸，齊桓公靠的是管仲的法家思想，秦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的法制思想。秦之所以成為虎狼之國，法家文化功不可沒。之後，兩漢王朝又靠黃老學說成就了經濟的發達和文化的輝煌。但是在中國的漫長封建歷史上，道教思想、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心，一直霸佔了整個中國的歷史舞台。而中國的文人就一直是思想和文化的捍衛者。
然而，到清朝末期，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太平天國卻大肆宣揚神權、拜上帝教，這種西式宗教正是曾國藩難以接受的。所以，曾國藩的出現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曾國藩是一個道學家，他在「討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國以耶穌新約之說取代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曾國藩之所以對太平軍那樣血腥鎮壓，就是對太平軍宣揚上帝的做法感到痛心。於是他把捍衛中國文化和「國脈」的「道統」聯繫起來，以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為指導，以湘軍為武裝力量，給了太平軍沉重的打擊。
既然對方已經不齒於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決心要將其顛覆，那麼，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曾國藩及其湘軍對被俘的太平軍將士也就沒講什麼客氣，一律「剜目凌遲」，不講任何儒家的「仁義」和「仁者愛人」。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很矛盾，很多讀者認為曾國藩「飽讀聖賢書，崇奉孔孟之道，標榜仁義敦厚，倡導禮儀教化」，屬於真正的封建大儒，或仁者，可又殺人如麻，所以曾國藩的行為似乎體現其具有雙重人格。而實質上不是這樣，曾國藩的大儒仁者形象與殺人喋血的「曾剃頭」形象，不是其性格的兩重性，而是滋養曾國藩的儒家文化、中國文化的兩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結構決定的，並因此成為文化和國情的應有之義。在封建王朝裡，任何一種政治都沒有人權可言，都飽蘸著鮮血。任何政權的維護都要靠鮮血來祭奠。
曾國藩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鎮壓，筆者不敢說他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最起碼他保護了中國經典。獨一無二的思想文化不受侵害，不至於受到西方迷信色彩極為濃厚的「上帝」思想的侵蝕。所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歷史功績，都是可以名留青史，千古留名的。梁啟超對曾國藩有這樣的評價：「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之高的評價出自梁啟超之口，顯得難能可貴，也反映出曾國藩的功績是值得後人銘記的。
太平天國運動悲涼謝幕了，作為剿滅起義的功臣，曾國藩也得到了重賞。曾國藩被清廷封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賞雙眼花翎。那麼，接下來這位英雄該做什麼呢？居功自傲，橫行朝野，還是急流勇退，見好就收？
接下來曾國藩的舉動，讓很多人大吃一驚。一是戰爭結剛剛結束，曾國藩便上書朝廷，大力裁減湘軍。二是擅自做主，未經弟弟曾國荃同意，便以曾國荃有病為由，奏請朝廷不要安排曾國荃擔任浙江巡撫，讓他回老家養病。這時候，曾國藩的政治才能已經開始凸顯了，他不僅是一個將才、帥才，更是一個深知為官之道的政治家，做人做事之謀不得不令人佩服之至。
對於大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來說，曾國藩的這一系列舉動，正合她的口味。這個將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女人此時正擔心殺人如麻的曾國藩會不會把刀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沒想到曾國藩自己先示弱了。而曾國藩作為一個熟知歷史、熟讀經書的封建臣子，他深知擁兵自重的危險性。他的為人處世之道之所以為後人著迷，也就是因為他這些性格中的諸多亮點，能給人帶來現實的實際意義。
其實，就在湘軍攻陷天京的時候，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就準備擁立曾國藩為帝。曾國荃對曾國藩說：兩江總督是你，閩浙總督是左宗棠，四川總督是羅炳常，江蘇總督是李鴻章，還有三個現任總督、五個現任巡撫全是湘軍之人，而且你手裡還握有二十多萬湘軍精兵，個個都赤膽忠誠，能打能戰。如果需要，可把現在被捕的李秀成說動，讓他振臂一揮再收納十萬太平天國降兵跟隨你造反。這樣，即可攻破京師，恢復漢家江山，成為一代帝王。
但這時曾國藩的頭腦是清醒的，他並沒有被勝利迷惑。他心裡非常清楚，雖然自己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羽翼豐滿，足可擁兵自立，但當皇帝他卻沒有完全的把握，而且更沒有這個想法。
從曾國藩自身來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