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國的政治時局已經明朗化，在經歷了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後的中國，反滿情緒日趨強烈。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政府的運動拉開序幕，「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已經眾望所歸。
行走在蒙古高原的駝隊和那些來至山西的商家依舊日復一日，艱難跋涉在萬里茶路上，這條茶路已經走了二百多年，但此時它們不知道儘管天空還是那片天空，可天空底下的中國正在醞釀著一場巨大的變革，像暴雨前的前奏一樣。異常敏銳的常運衡嗅到了當時烏雲壓頂的窘迫氣息。常運衡當時任中國銀行陝西、雲南、歸綏分行行長，並且負責北京印花稅務。後來在1919年他主持張家口中國銀行事務，作為銀行行長的常運衡，同時負責「南常」的商號業務。對俄貿易多年，擅長與俄國商人打交道的常運衡敏銳地發現時局動盪中的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與俄國上層來往頻繁，隨時準備謀求「獨立」。
當時「大盛魁」的經理段履莊是祁縣南社人，他一定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大盛魁」的「末代皇帝」。段履莊與常運衡是好朋友，兩人經常在一起談論國內局勢與見聞。
常運衡是晉商榆次常家的第六代傳人，他曾任北洋政府農工部監事，赴日本考察銀行、國庫、稅務管理辦法。辛亥革命後，國內百廢待興，一切全得從頭學起，常家注重學而優則商，在票號與茶路全部被迫關停後，常家後裔普遍學成從仕或者從文、從教育。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素養，就有了卓越的判斷力，常運衡可以說在當時的晉商圈裡是頭腦最清醒的一個人。
「大蒙古國」第一次「獨立」
外蒙局勢動盪已經早有先兆。在1880年，沙俄就開始通過不平等條約不斷在外蒙古擴張，把外蒙視為它的勢力範圍。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後，早已覬覦外蒙的沙皇俄國，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無暇顧及邊防的時候，策動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們脫離中國。1911年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庫倫宣佈「獨立」，成立「大蒙古國」。
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問題上，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找庫倫當局談判，遭到拒絕；武力鎮壓又遭沙俄政府的強烈干涉。內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別無出路，只得與沙俄談判以求解決外蒙問題。1913年11月5日，沙俄當局迫使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雖然也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獨立，但聲明規定中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不駐軍，不移民，逼迫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即在形式上承認中國對外蒙的所謂「宗主權」)，實際上由俄國實際控制外蒙。1915年6月9日，外蒙宣佈取消「獨立的大蒙古國」，外蒙實行所謂「自治」，日益淪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在外蒙古問題上，繼承了沙俄的衣缽。以後的事態發展表明蘇維埃俄國不想、也沒有把外蒙古真正看做是中國的領土。
「俄國」沙皇與外蒙活佛早勾結計劃策反，苦於沒有良機，1911年中國內部在進行大規模的反滿，蒙古不在這個時機獨立，更待何時？所以常運衡在庫倫(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分理機構急切收回大部分拖欠銀兩，他告誡段履莊「一定要認清形勢，不要再放貨出去，要收回賒欠的銀子，有多少收多少，千萬別大意了，俄國在鬧革命，『大盛魁』二百多年的歷史要毀在你的手上你可擔待不起呀！」
段履莊知道常運衡已經收回了銀子，他想蒙古王與自己東家有親緣關係，「大盛魁」與蒙古是貿易往來不是軍事衝突，政局再變，蒙古牧民總得用日用品吧！存在僥倖心理的段履莊沒有聽常運衡的勸告。二百八十年的對蒙貿易，「大盛魁」早壟斷了蒙古的貿易市場，所以段履莊相信「大盛魁」有能力對付這場變故。
他的自信源於「大盛魁」的管理制度，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培訓機構，他們從山西各地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去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學徒在「大盛魁」的從業人員中佔有很大比例，又是其中最廉價的勞動力。學徒從入號開始，首先要求事事、處處做到以店為家。頭三年要學會記賬、珠算和掌握貿易常識，並要求做到三個熟悉：熟悉蒙語、熟悉蒙情、熟悉蒙人。第四年就派至前、後營兩櫃(大盛魁稱烏里雅蘇臺分莊為前營櫃，科布多分莊為後營櫃，歸化城總號為城櫃)實習經營草原生意，必須在前、後營兩櫃各學三年，務求達到精通草原貿易的業務。
「大盛魁」的兩個分莊壟斷了整個蒙區的貿易，銷售商品不開舖面，用駝隊在草原上流動貿易，同時也進行收購，收購回來的牲畜、皮毛和藥材等土特產品交由總號統一經銷。「小號」是由總號投資經營的，進行獨立的經濟核算，進貨、銷貨由分莊直接安排。總號是「小號」的財東，「小號」服從於總號的全局利益，並大多設在內地，除為從事邊貿的駝隊購進內地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外，也經營當地業務，如糧店、綢布莊、票號等。
規模龐大的「大盛魁」人員眾多，外欠銀兩數目龐大，一年貿易額達到一千億兩銀子的「大盛魁」如果及時收回賒欠，恐怕外蒙的經濟就得陷入癱瘓，用今天的話說不通貨膨脹也得銀根緊縮，所以聽從常運衡收縮銀根不是不可以，但這樣做後，「大盛魁」以後的貿易很難再贏得蒙人的信任。威望倒了，誰還會再眷顧「大盛魁」的買賣。話又說回來了，即使是聽了常運衡的話，那些常年賒欠銀子的王爺大戶就一定會配合給自己銀子嗎？更何況民國政府絕對不會面對「獨立」這樣離經叛道的大舉措坐視不管，這一點倒讓段履莊猜對了。
段履莊做徐樹錚高級顧問
蘇俄當時也是一片混亂，十月革命後紅軍節節勝利，俄羅斯遠東領土落入無政府狀態，原來由俄國支持的外蒙古獨立勢力也失去依托。
1917年的中國北洋政府雄心勃勃，想利用這個有利時機，伺機收復外蒙古，於1918年決定出兵俄國西伯利亞，參加聯合干涉軍，屏護三江，並進一步設法收復東北失地。便派遣徐樹錚將軍出兵西北。
徐樹錚，江蘇蕭縣人。北洋軍閥皖系名將，文武雙全，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任段祺瑞部第六鎮的軍事參議及第一軍總參謀。此人風流自賞，豪氣干雲，連張學良都對其敬佩有加。
徐樹錚非常有政治頭腦，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黨素來具有親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將徐世昌並稱「兩徐」，徐世昌被稱「老徐」，而徐樹錚被稱為「小徐」。袁世凱稱帝時，他力勸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職。1917年他主導策動張勳趕走黎元洪，事後又討平張勳的軍事行動，任陸軍部次長並且積極主張武力統一全國。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誘和賣國王公的唆使下，宣佈獨立，脫離祖國。孫中山、徐樹錚等對此都表示強烈的憤怒，被報界稱為「當時中國唯一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復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但是當時中國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邊疆，所以除了抗議之外只能坐視。十月革命造成的俄國國內混亂，又把外蒙古送回了中國面前。
徐樹錚毛遂自薦，編練中國參戰軍，駐屯西北。徐樹錚認為收復外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倫(烏蘭巴托)。
1919年，德國戰敗，中國政府將參戰軍被改為西北邊防軍，1919年2月，徐樹錚派出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進行軍事演習，並從西北邊防軍中選拔精銳積極備戰，他本人在多倫建立前進指揮所。在中國方面的軍事壓力之下，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王公貴族失去了靠山，他們見風使舵派遣使臣前往多倫，表示願意回歸中國。
哲布尊丹巴是蒙古活佛，被稱為蒙古國的開創者，實際上大權從一開始就掌握在蘇聯顧問和蘇聯建立的「蒙古革命黨」手中。哲布尊丹巴沉於酒色，追求享樂，對國家、民族等概念全無原則，後馮玉祥過庫倫曾經準備和他會晤，卻發現他身染性病，閉門不出，大權旁落，所有的事務一律交給蘇俄人員處理，上演「此間樂，不思蜀」。此時哲布尊丹巴所表示的「願意回歸中國」，只不過是緩兵之計，根本沒有誠意，實際是首鼠兩端之人。因此，北京政府派都護使陳毅(不是後來的陳毅元帥)到庫倫與外蒙王公談判，經過艱苦努力達成了《改善蒙古未來地位六十三條》(這個艱苦談判的成果，給了外蒙相當優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卻遭到外蒙「議會」的否決。
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東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段履莊聽後歡呼雀躍，隨即組織蒙商聯合起來鼎立資助徐樹錚收復蒙古。段履莊在這兩年裡，頭腦也日漸清醒，蒙古獨立後既不提賒欠歸還「大盛魁」銀兩之事，對進蒙古邊境的駝隊還橫加阻攔，眼看「大盛魁」的經濟命脈已經被攔腰斬斷，民國政府再不出兵平叛，恐怕真的就要應了常運衡的斷言，自己要成為「大盛魁」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