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恰克圖的中國茶行有一百二十家，由於清政府與俄國建立不平等條約，賦稅加重，茶行逐漸關門歇業，最後僅存十家，但是三年之後就只剩下四個老的山西行莊了。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常立仁，憑借常家雄厚的實力和多年的信譽，仍堅守在這一領域。
得到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如虎添翼，常家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年)，即向俄輸出茶葉十一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十一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二十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
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葉。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但是在最後，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晉商還是難挽其敗局。
同治十二年(1873年)，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像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釐金稅收。當時連年戰亂，民不聊生，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幾次對外割地賠款，已經不再在乎捍衛本國商人的利益了。
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晚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晚清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各家商號都開始關門歇業，日漸蕭條的市場、日漸微利的茶葉貿易，使茶商逐漸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許多商號都把資本撤回山西老家。
常家所開拓的萬里茶路，此時變得異常艱苦曲折了。成本高昂，即使運來茶葉，利潤也逐漸萎縮。
常家的大掌櫃與東家常立仁研究是不是也該關門歇業，回內地開票號去。看著祖輩辛苦賺來的一份家業，常立仁沒有點頭同意也沒有點頭說不同意。「北常」從雍正和乾隆年間開始主要從事茶葉貿易，到同治時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中國當時對外貿易中規模最大的茶葉貿易世家，特別是其老字號「大德玉」及其聯號「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獨慎玉」享譽中俄商界。
常立仁不忍心放棄祖輩留下來的茶葉生意，不忍心看到那些靠茶路吃飯的駝工與茶山的茶工失業，決定奮起抗爭。
國之為皮，商人充其量只是皮上的毛而已。一心想挽救祖業的常立仁，此時已忘記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俄商得寸進尺，貪得無厭。當時清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樣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所以常立仁的抗爭，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悲涼的結局。
漢口作為當時萬里茶路的最大中轉站，在常立仁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那裡是咽喉，只要扼住敵人的咽喉，就可以讓敵人窒息身亡。
其實當時中國工業落後，許多先進的技術正在興起，俄商之所以可以在短短時間內佔據中國茶商經營了一個世紀的外域市場，除了他們有天時，其實也依托了工業機械的力量。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茶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
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的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常立仁於光緒九年(1883年)來到漢口，聯繫了一大批制茶工人、茶葉經紀人、裝卸工人開了一個會，會上常立仁號召大家，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不要讓蠻夷在中國的地盤上再肆虐下去。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宣講，百年來，中國茶商在茶道上鑄造的無比輝煌的歷程，講到康熙御駕親征外域，開啟了大清國對外域貿易的金鑰匙。講到所有人的飯碗皆來源於茶，現在有覬覦已久的俄商前來搶我們的衣缽，我們大家怎麼能束手就擒，聽天由命？如果不聯合反抗，就是把自己的飯碗拱手讓人。會讓後世子孫唾棄，再不聯合抗擊，一定會使自己的名字遺臭萬年。
常立仁的發言很有號召力，一時間得到了大家的積極響應和強力支持，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全簽字畫押，抱著同盟軍的信念，來共同保衛自己的飯碗不被掠奪，死也不與俄商合作去賺取昧心錢。
當時的世界局勢是什麼樣的呢？1881年，德國、奧匈帝國、俄國結為三帝同盟。1883年，德、奧、意三國又結成同盟。1894年，中日因朝鮮的東學黨問題爆發甲午戰爭。作為鄰國，日本早就垂涎中國的富饒之源，他們在朝鮮精心策劃侵略戰爭，朝鮮來函請求幫助。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焉有不救之理？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東大門不被打開，清政府才同意讓惠於俄商，以為俄國會牽制日本。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清政府為了取得俄國的支持而偏袒俄國商人，常立仁發起的排斥俄商的行動怎麼會取得勝利呢？
結果常立仁在1883年大力倡導的大規模的同盟絕交俄商之運動，最終失敗了，但是這項運動打擊了俄商的氣焰，加強了與同行及茶農、茶工等之間的合作，使常家茶葉貿易額一度出現回升。常氏商業特別是茶葉對外貿易在岌岌可危之際，經過常立仁大智大勇地操作，雖未達到中興之目的，但使祖業得到了有效的延續。
由於操勞過度，常立仁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過早地去世了，年僅54歲。
常立仁去世後，村民痛哭相告：「我等無福，使夫人之不自能長庇覆也。」就是說，再也不可能有像常立仁這樣的人來庇護他們了。
人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是從清代光緒三年起，山西連年大旱，餓殍遍地，饑民四處流浪覓食。從大旱的第一年起，常家的掌門人常立仁就開始建戲樓，同時告知本村和鄰村的鄉民，凡在常家這座戲樓工地幫助搬一塊磚者，可在工地得一頓飯吃。於是本村和附近的村民們如約而至，在常家這這座戲樓的工地上幫工。常家並不急於完工，大旱了三年，這宅院竟在常家掌門人安排下，磨磨蹭蹭地修建了三年。
這三年中間，常家掌門人常立仁借這個機會，天天給本村和附近的村民們開飯，雖說彼此都明白原因，但施飯者有因，吃飯者有理，特別是讓受惠村民們顧及了臉面。這三年間常家每天付出的粗茶淡飯，換來的絕不是三年才蓋成的一幢戲樓，而是流傳至今的口碑。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生產與運輸手段的滯後，導致曾稱雄萬里茶路近二百年的常家優勢喪失殆盡。
常家為了扭轉敗局，聯合晉商對俄國小商人採取賒銷的辦法以維持現狀，但是由於清政府的無能，俄商看到清朝「氣數已盡」，再無能力保護中國商人，因而找各種理由欠款不付。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再加上俄國國內也遭遇十月革命，政局大亂，不少俄商倒閉破產，使得拖欠更為嚴重。晉商因此賠償甚巨，損失銀子達六十二萬餘兩。
據《山西外貿志》記載，俄商因賒購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的款項為俄鈔三十二萬盧布。另據《山西票號史》記述，由於清末俄國重稅窒息，華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連同聯號「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賠償折銀達一百四十萬兩。山西省財經學院教授黃鑒暉先生，在《清代帳局初探》一文中列舉清檔案資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賬局貸款四十一點六萬盧布。以上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過一本較為明細的賬簿，「四清」運動時，從村衛生院一隻破箱子裡發現，被當作「變天賬」燒燬了。以當時常家的財力而論，失於俄商的財產，絕不會僅止上述部分。
為了挽回一點損失，常家曾聯合其他晉商向俄國政府起訴，但俄國政府對之根本不予理睬。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又返回北京，請求清政府為其做主，無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諉。常家投訴無門，有理難訴。外欠要不回來，多少年的經營心血全部付之東流。
宣統元年(1909年)，背信棄義的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以常家為首的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慘敗。
與此同時，清政府的那些皇親國戚和腐敗官員蠻橫無理的豪取強奪，也使常家雪上加霜，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例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兒子小僧王，經常和常家借款，但從來不還，多年來向常家借款逾百萬兩白銀。《蒙古世系》記載：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圖哈薩爾二十六代孫。當年道光皇帝選中了他，使他成為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的嗣子。而索王的妻子又是道光皇帝的女兒，論輩分,僧格林沁為道光皇帝的外甥，深得皇帝的寵愛。道光皇帝駕崩時，僧格林沁為顧命大臣之一。咸豐元年(1851年)，授僧格林沁為御前大臣，署鑾儀衛事。後僧格林沁征討捻軍兵敗身死，其子小僧王世襲罔替，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買他的賬。到了清末，小僧王垮台，這筆債自然也就無法收回。
又如，清末陸仲琦想到山西這個首富之省當一任巡撫，向常家借銀五十萬兩以運動軍機權貴。可是，他剛到山西走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起事，陸仲琦父子被擊斃於巡撫衙門。常家雖然多次派人到其家鄉浙江省尚山縣去收賬，可陸仲琦父子都已經死了，其他家人和族人根本不認這筆賬，哪裡還會收得起？及至辛亥革命時期，常氏的商業就基本破產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說的：「及民國肇興，吾家各埠商，頓遭受損失。」
對於商家而言，國家安定，才是自己真正的穩定，國家繁榮強盛，自己才可以真正的繁榮強盛。生不逢時，時局不可逆轉，縱是傾囊相與去力挽狂瀾，也難免落花凋零。時局的動盪不安，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加上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這些都是常家商業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商業衰落之後，常家也曾想方設法尋求重振家業的途徑。受實業救國的影響，1921年，由常贊春、常旭春等人籌集資金，在太原創辦了范華印刷廠，地址就設在太原市鐘樓街七號。這個印刷廠由劉煜任經理，喬智任副經理，從1921年開始，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營，先後經營三十五年。除此以外，還與祁縣渠家一起籌集白銀五千兩投資山西火柴廠，並對晉華紡織公司、保晉礦務公司都投了資。其間常旭春還擔任了保晉公司的第四任總經理，其弟弟常寶春任監理。可惜「生不逢時」，政局一日數變，這些努力，已無法挽救「大廈之將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