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西口」兩個字的，是明末清初的詩人、文學家顧炎武，他在晚年曾經寫過一首詩，叫《從大同到西口》。詩中提到了「盛樂」、「豐州」、「板升」等地名，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以及和林格爾一帶，詩裡邊所描述的風光、風土人情也是當時這一帶民間的真實寫照。
但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這首詩的題目是「邊城雜詩」，「從大同到西口」這個題目是後改的，而且一定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以後改的。
說西口，道西口，西口究竟在哪裡呢？
許多專家認為，西口特指山西右玉縣晉蒙交界處的殺虎口，明朝時稱殺胡口，清代改其名為殺虎口。因為殺虎口位於長城的另一要塞張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的說法。
山西土地貧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內蒙古河套一帶謀生，大都走殺虎口這條路，方位是由東往西，這也是殺虎口成為西口的一個重要依據。
當然，西口亦有廣義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長城諸關卡要隘，此種觀點似乎更為民間所認同。
西口還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殺虎口等長城關隘是旱西口，而地處晉陝蒙交會處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碼頭，故稱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著「西口古渡」這一歷史遺跡。
被稱為西口的殺虎口，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城西北三十五公里處，坐落在古長城腳下，是山西與內蒙古兩省三縣的交界處，一過長城便是內蒙古境地，距涼城縣三十公里，經和林縣到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八十公里。
殺虎口從地域上分殺虎關、殺虎堡和柵子外三部分，佔地約四平方公里，東靠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外長城沿山嶺由東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半月形把殺虎口圍在其中。在東西山嶺相對的兩側，坡陡壁立，蒼頭河由南向北縱貫其中，形成一條長三千米、寬三百米的狹長走廊，構成天然關隘，地勢十分險要。
殺虎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人居住，名參合徑，亦稱參合口，秦、漢、隋時沿用此名。唐時更名為白狼關，宋時改叫牙狼關。明時北方遊牧民族南侵，明王朝發兵抵禦和征伐，多從此口進出，便將該口更名為殺胡口。清乾隆年間，為緩和民族矛盾，將「胡」改為「虎」。從此殺虎口一直沿用至今。
殺虎口曾以重要的軍事地位而聞名遐邇。《朔平府志》載：「長城以外，蒙古諸蕃，部落數百，種分為四十九旗……而殺虎口乃縣直北之要衝也，其地在雲中之西，扼三關而控五原，自古稱為險要。」
殺虎口在我國歷史上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將，設置防禦。早在戰國趙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趙國就派重兵駐守雁門一帶，著名大將李牧曾多次出兵參合徑擊敗匈奴的進犯。漢代大將李廣、衛青、霍去病都曾從這裡挺進大漠，馳騁疆場。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朝廷在這裡建城築堡。明萬曆二年(1575年)，朝廷派人用磚包築整個堡牆，方圓二里，高三丈五尺，只設南門，在西城牆和南門外分別設鐵炮三門。此後還進行了擴建，經兵備道張維牆在關於建造殺虎口新堡評議中說：「殺虎口本開市要地，每日來往行人蜂聚城堡，為確保城堡安全，名曰『平集堡』。週二裡，高下與舊堡等，中
殺虎口現在已經被修葺一新，成為一處旅遊勝地
建商店，內外交易。又於兩堡中，門東西築牆，將新舊兩堡連環為一，前後左右開門，東西南北四道，周圍五百四十丈。」新舊兩堡唇齒相依，騎角互援，北面通往關外有柵子門緊連長城的城頭堡，常設官兵駐守，柵子門白天開放，夜間宵禁，形成「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據記載，明王朝為嚴守此關，設守備一員，舊堡把總一員，新堡團總一員，新、舊兩堡共有步兵一千零四十名，騎兵一百五十二名。清初將以上官軍裁減，改設操守一員，守兵一百名。康熙三十年(1691年)，兵部會議及山西巡撫葉疏稱：「大同隍為鄰邊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殺虎口為重要。」
《朔平府志》載：「殺虎口直雁門之北，眾嶂重疊，崎路險惡，數水交匯，綰轂南北，自古傳為要塞，周伐檢猶(北方遊牧民族)，秦漢伐匈奴，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伐蒙古……」
據史載，不論是當時的封建王朝出征，還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南侵，多將殺虎口選為進出口。明嘉靖六年(1527年)，蒙古部落酋長俺答汗擁騎兵十萬入侵殺虎口。嘉靖八年(1529年)從殺虎口入侵大同、應朔等處。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俺答汗再次入侵殺虎口，殺傷甚多。當時敵兵攜帶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錘等武器，勢如破竹，直抵太原、平遙、介休、潞安等地，侵佔十衛三十八州縣。明朝守兵腐敗無能，望風披靡，不敢應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又一次從殺虎口入侵，極大地威脅著當時的明王朝。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厄魯特部落噶爾丹發動叛亂，康熙親自率兵平叛，命駐紮右玉的撫遠大將軍費楊古和大同總兵康調元、殺虎口協鎮衛元會統率滿漢官兵出殺虎口，登天山，過瀚海，直達昭莫多地區，圍殲噶爾丹，敵部將丹本巴哈葉哈率眾投降，噶爾丹隻身逃跑。
《朔平府志》記載，這次北伐歸來，為歇息兵馬，「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西征厄魯特噶爾丹……十二月初七由歸化城入口(殺虎口)駐九龍灣(今殺虎口西九龍橋西灣)」。康熙三十六年，費楊古等人將噶爾丹圍困在狼居胥山(今內蒙五原縣西北狼山一帶)，噶爾丹舉劍自刎。這場曠日長久的叛亂終於平息，北部邊疆得到了暫時的安寧。
烽煙瀰漫的邊塞，激盪著歷史煙雲。通過這麼多的戰例，可以看出殺虎口不僅是歷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陣地，而且也是北方遊牧民族進入內地的咽喉要道。
除了軍事要塞外，殺虎口還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稱於世，在京包鐵路未開通之前的明清時代，這裡是中原和漠南的通銜要道。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它還以眾多的人口，興隆的商業，發達的文化，星羅棋布的古跡而閃耀在明清的史冊上。
自古以來，殺虎口就是長城上的一個重要的關卡，明清兩代和民國都常年有駐軍看守，官兵強大，土匪不敢在附近出沒。然而，熱播的大型電視劇《走西口》卻把殺虎口描繪成土匪聚集，綠林人佔山為王的黑窩子。顯然，該電視劇編劇在這個情節的設置上犯了一個歷史性的常識錯誤。
過了殺虎口，就是內蒙的涼城縣與和林格爾縣的交界處，這裡是雞鳴驚三縣的地方，也是「三不管」地帶。走上很遠的一段，山路崎嶇，山梁林立。這裡人煙稀少，倒是有謀財害命的土匪出沒。走西口的人經過這個遠離殺虎口的匪患之地時，誤認為這裡也是殺虎口管轄的地帶(其實是內蒙的轄地)，並留下了這樣淒慘的民歌：「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