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闡告子》一文中說：「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又說：「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狠）忌非固有。」龔自珍發揮告子的思想，對於反對天賦性善論是有一定意義的。可是，龔自珍在晚年又認為這一思想符合於佛教天台宗的「佛性」說，這就減弱了它的意義。
這是說，「情」是與生俱來，一種自然的、真實的感情。他主張，對這樣的「情」，應當「宥」，即寬容。他曾自述對於「情」的認識過程說：「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他認為，對於「無如何者亦受」的「命」，人們無法抗拒它，但對於自己真實的「情」，則應當任其自然發展。所以他說：「夫我也，則發於情，止於命而已矣。」他反對把人的不同感情、才能強納入一個模子，所以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認為如用各種要求去限制各人的特性，那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如他說：「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發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謂神技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韌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於山，而勿水之思也；矯羿之弓，捉僚之丸曰，東顧勿西逐，西顧勿東逐，則四子者皆病。」龔自珍關於「宥情」的思想，在當時具有要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意義。
三、魏源的「師夷之長技」
魏源，字默深，生於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死於1857年（清咸豐七年），湖南邵陽人。他在當時是與龔自珍齊名的著名學者和先進思想家。他也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曾做過知州等官。鴉片戰爭時期，他親自參加了抵抗英國侵略軍的鬥爭。但他也組織過地主武裝——「團練」，打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
他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知識，鼓吹採用機器生產的代表人物。在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中，不單是從西方買進一些新式武器或機器，而更主要的是他提出了建立民族工業的主張。他說：「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機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他的思想反映了19世紀中期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開始投資於新式工業的要求。他的主要著作有《海國圖志》和論文集《魏源集》等。
他並且認為，這是使中國獨立富強的根本。當時，那些封建頑固派竭力阻撓發展新式民族工業，胡說機器生產是什麼「奇技淫巧」，是「形而下」的「器」，發展機器生產將「壞我人心」，等等。魏源對這種頑固反動思想進行了批駁，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認為只要對國計民生有利，就不是什麼壞東西，就應當提倡、發展。
在魏源的文章中，他堅決反對宋明理學和乾嘉以來考據學的空談。魏源為了尋求國家富強的道路，論證改革的必要，還考察了古代的歷史。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不斷進步的。他肯定歷史上以郡縣代封建，以科舉代裡選，以一條鞭法代兩稅制，以雇役代差役等，都是歷史的進步。因此，他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各種制度也必然要隨之變化，而且是「變古愈盡，便民愈甚」。
這是說，把古代不適合的制度改革得越徹底，就越適合當時的情況，便利當時的老百姓。他舉列代的賦稅制為例說：「雖聖王復作，必不捨條編而復兩稅，捨兩稅而復租、庸、調也。」
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復」。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魏源並不能揭示出歷史不斷進步的真正原因和規律。而只是對歷史的進步作了現象上的一些描述。但是，就他肯定今勝於古，並以此作為他要求改革的根據這一點來講，在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他從歷史不斷前進的思想出發，對當時封建頑固派保守復古的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說「莊生喜言上佔」，「宋儒專言三代」，然而上古之風，三代之制，都是「必不可復」的。他認為，瞭解學習過去的東西一定要適合當前的具體情況，而不能剿襲、守陳案。他舉例說，讀古代「黃農之書頂醫書」，而用來殺人，這種人人們稱他為「庸醫」；同樣，「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因此，他認為：「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而不應當拘守於一種不變的樣式或框框。他得出結論說：「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語學。」
鴉片戰爭的失敗，在當時一些進步的人士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如何使中國富強起來，以抵禦外國侵略者，是當時進步人士迫切關心的問題。魏源關於歷史不斷革新進步的思想，這時也就開始具體化了。他反對封建頑固派在一切方面都採取閉關自守的保守立場，主張必須打開眼界，瞭解世界情況。因此，他在鴉片戰爭後編寫了《海國圖志》一書，介紹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等情況，公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
他號召人們要學習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和先進的生產技術。他認為，中國人是有智慧的，過去在科學技術上並不落後，中國的物產資源也是豐富的，因此只要奮發圖強，努力學習，「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集中世界各國的長處，一定能迎頭趕上，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他還說：「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在當時中國備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欺辱和壓迫下，魏源能提出這些自信自強的思想，是十分可貴的。「師夷之長技」是當時魏源提出的富國強兵的一條具體途徑。
魏源「師夷之長技」的革新思想，應當說比龔自珍「平均論」的變革思想大大地前進了一步，這是因為他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洗禮。魏源的這些思想，可以說是以後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先聲。
四、「經世之用」的哲學思想
魏源反對「心性迂談」和「玄虛之理」，提倡「親歷諸身」和「驗諸實事」，能「經世之用」的學問。這反映在他的認識論上，有比較豐富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
魏源認為，人的聰明才智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獲得的。他說：「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豈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參也。」
在通過後天人為努力而獲得知識的問題上，魏源又強調了直接經驗的重要。他認為，從間接經驗來講，現代人的經驗比之古代人的經驗重要，「身教」比「言教」重要。他說：「播十四經之編，無所觸發，聞師友一言而終身服膺者，今人益於古人也；耳聒義方之灌，若罔聞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親於言教也。」
天資聰明的人與天資愚笨的人一起學習，聰明人不努力，結果越來越愚笨，愚笨的人努力，結果越來越聰明。這難道是天資和人為互相變易了嗎？回答是，這說明天資與人為必須結合起來，這也就是說，魏源認為，即使有了聰明的天資，如果沒有後天的努力，也不能獲得智慧，反而會變得愚笨；相反，即使天資較愚笨，如果後天努力，就能獲得智慧，變成聰明。魏源在這裡著重強調了智慧、才能的獲得，主要要靠後天人為的努力。後天人為的努力，完全可以改變天資的自然差別。所以，他又說：「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
由此，他也反對了「聖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先驗論。他說「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而間接經驗與直接經驗相比，則直接經驗又更為重要。他說：「披五嶽之圖，以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海之廣，以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意思是說，翻看五嶽地圖，自以為很瞭解山，其實不如樵夫親自走過所瞭解的清楚；談論滄海如何廣大，自以為很瞭解海，其實不如商人親自看到所瞭解的確實；熟讀名貴菜餚的菜譜，自以為很瞭解菜餚的味道，其實不如廚師親自品嚐所瞭解的真切。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即是說，哪有不經過親身的接觸和實行而能獲得知識的呢，他還認為：「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設身處地，烏能腿盂水為方圓也。」
對於「今」與「古」的關係，「物」（別人的意見）和「我」的關係，他在講道「今必本於古」，「物必本於我」的同時，也著重強調了「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和「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的思想。而且認為，「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即不同意見的互相推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魏源的這些思想反對了主觀主義，提倡尊重客觀實際，為19世紀下半期的學術界開創了一個新風氣。
他把人的認識比喻成「水」，把客觀事物比喻成「盂」，認為「水」必須隨「孟」的方圓為方圓，所以人的認識，必須隨「古今」、「南北」之不同，而「設身處地」去加以考察，然後才能使認識符合於「古今」、「南北」的不同情況。他反對憑空虛構的理論，認為：「匡居之虛理驗諸實事，其效者十不二四。」意思是說，坐在屋裡談論的空道理，拿出去用實際事物檢驗一下，能夠行之有效的，恐怕十個中連三四個也沒有。
他還說：「自非眾議參同，烏能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也？」因此，他的結論是：「人非人不濟。」意思是，人們的認識必須互相補充，互相切磋，互相綜合。應當指出，魏源這裡講的「眾議」，並不包括勞動人民的議論在內的，因為在他看來勞動人民處於鄉野，見聞閉塞，沒有知識，所以他所要「參同」的「眾議」，也只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的議論；但是，他能注意到「獨得之見」不如「眾議」，注意到要吸收「眾議」，應當說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在認識問題上，魏源還注意到了「獨得之見」與「眾議參同」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即個人的見解，一定不如經過綜合的許多人的見解。他斷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於堯、禹。」
這就是說，「仁」這種道德品質不僅是天賦的，而且是永世長存的。他認為，只要發揚這種「仁」，就可以達到「眾善齊歸而性大成矣」。在主觀和客觀的關係上，魏源強調了主觀必須符合客觀。他指出「事必本夫心」，即做事是否恰當，要靠思想的正確。但是，「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即思想的正確與否，必須受所做的事的檢驗。
他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生動地比喻成秤和物的關係，指出：「無星之秤不可以稱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這是說，秤上如果沒有標誌輕重的星，就無法去稱物的輕重，然而秤上的星是根據物的輕重標誌上去的，然後秤才有衡量的作用，所以說是有了物的輕重才產生秤的衡量作用，不是秤的衡量作用產生物的輕重。這也就是說，主觀思想產生於客觀事物，要受到客觀事物的檢驗。在講道「法」與「人」的關係時，他也說「法必本於人」，即客觀的法則要靠人去運用，但同樣「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即人也必須遵照客觀的法則而不能任意造作。他以造車為例說，如果只是「恃目巧，師意匠」，那麼即使像公輸般（魯班）這樣的巧匠也「不能閉造而出合」。
此外，在魏源的哲學思想中，還有許多唯心主義的東西。如他是一個「有神論」的鼓吹者，堅信鬼神的存在。他反對北宋張載「太虛聚為氣，氣散為太虛」，「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的唯物主義思想，認為聖賢死後「魄降於地」，而「精氣」則「發揚於上為昭明」，成為神靈。他說：「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既沒之神為之。」他狡辯說：「聖人敬鬼神而遠之，非辟鬼神而無之也。」
他竭力提倡所謂「陰教與王治輔焉」的「神道設教」，說什麼「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懾之」。又如，他是一個天賦「性善」的鼓吹者。他說「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賦以此種子之仁」，「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氣以生死矣」。
魏源的哲學思想，反映了這一時期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既想改變舊制度的積弊，又不能徹底與舊制度決裂；既不滿意於舊思想的牢籠，又受到舊思想的嚴重束縛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