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適應地主階級改革派的需要，在學術上出現了今文經學運動。今文經學派是地主階級學者解釋古代儒家典籍的一個學術流派。它推崇《公羊春秋傳》，對經典的解釋著重探求其中的「微言大義」，從而同古文經學派注重文字考證的學風對立起來。這個學派始於漢代，當時曾同神秘主義思潮結合在一起。19世紀中葉的今文經學運動，其鋒芒在於反對18世紀和19世紀以來脫離實際的煩瑣的考據學，同時又反對空談道德修養的封建理學。它提倡「經世致用」（治理當前的社會問題以達到應用），要求把學術研究和現實的政治聯繫起來，通過對古代典籍的解釋，評論時政，為當時死氣沉沉的學術界開了新風氣，龔自珍和魏源又是今文經學運動的積極倡導者。
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是在農民革命風暴的打擊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威脅下產生的。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他們代表著封建社會沒落時期遭到封建王朝重稅壓迫從而嚮往工商業的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他們反對封建頑固的守舊思想，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同時又都反對農民起義。
他們的學說，對19世紀下半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起了一定的影響。梁啟超曾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講，他們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者。
一、龔自珍的變法革新思想
龔自珍（1792—1841年），清末思想家、文學家。字爾玉，又字璱人，號定庵；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琌山民。漢族，浙江人和（今杭州）人。是近代改良主義的先驅者。出身於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他是19世紀上半期著名的詩人和政論家，也是鴉片戰爭前夕出現的進步的思想家。做過禮部主事（掌管禮節儀式）等官，曾遭到上層官僚集團的排擠。龔自珍生活的晚清時代，封建社會已十分腐朽和沒落。龔自珍在他早年寫作的《明良論》中，還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
他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主張抵制外國商品的侵入，和林則徐一樣，堅決主張禁煙。並且向林則徐建議，舉辦海軍以武力抵禦外國侵略者。他表白自己的抱負說：「一事生平無畸陀（毀傷），但開風氣不為師。」他自認為是一個開風氣的人物。他的著作有《龔定庵全集》，或《龔自珍全集》。
他認為，當時竊據「政要之官」，都是一批只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苟且偷安的人。因此，他發出呼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振起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要求一個新的局面到來。
龔自珍的這些言論，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腐朽，諷刺了腐敗的封建官僚制度，抨擊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黑暗統治，預示一個大的社會危機即將爆發，打擊了當時粉飾太平的封建當權派。他把封建王朝看成是從「盛」到「衰」的發展過程，依據《易傳》中的辯證法思想，提出了變法革新的要求，同封建頑固派的因循守舊的思想對立起來，這在當時具有進步的意義。他的變法革新論是在農民革命運動對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打擊下提出的。
在鴉片戰爭前夕，龔自珍又研究了社會治亂和王朝興亡的原因，作為他鼓吹變法革新的理論依據。他提出了「平均」論，認為「貧富不均」是歷代王朝治亂興亡的根源。他說：上古時代，沒有貧富差別，後來由於當君的多取一石水，人民也想多得一石水，於是便有一部分人沒有水喝，出現了不平等；貧富差別開始很小，後來越來越大，「貧者門愈傾，富者日愈壅」，兵災、瘟疫接連而發，於是天下大亂，國家就要滅亡了。由此，他得出結論：貧富懸殊越大，亡天下就越快；相差縮小了，太平時代就到來了。他認為，這是「千萬裁治亂興亡之數」，即有史以來治亂興亡的規律。龔自珍的這些議論，揭露了19世紀上半期由於土地兼併的加劇而造成的貧富對立現象，指出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封建社會和封建王朝治亂興亡的關鍵，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見解。關於當時的階級矛盾，他曾揭露說「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但是，他的「平均」論，並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貧富對立只是表面現象。造成封建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是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度。龔自珍不可能認識這個真理。相反，由於地主階級的偏見，他卻認為一部分人所以富起來，那是因為他們的智力和體力超過了另一部分人，使自己獲得了更多的財富。這又為封建剝削制度作了辯護。由於他不能揭露貧富對立的根本原因，最後，把對社會財富的兼併和掠奪歸之於「人心」的「不平」，說什麼「人心亡則世俗壞」，「人心者，世俗之本」，這就是宣揚歷史唯心主義了。
從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龔自珍提出了解決貧富問題的對策。他宣稱：「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這是說，治理天下的最高理想是「平均」財富。怎樣實現這個理想呢，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王心」，在於皇帝有個「公平」的「心」；王心一平，則人心正，不但物產增多，貧富對立也消除了。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胡說。這種胡說，恰恰反映了地主階級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幻想。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封建皇帝的「善心」上，主張自上而下進行一些改革，以抵制革命的爆發，因此，他又得出結論說：「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急進）。」這是說，只能慢慢地改善，不能進行劇烈的變革。
龔自珍的「平均」論，並不是宣傳平均主義。他並不要求廢除封建的土地私人佔有制。他主張按封建宗法關係分配土地，大宗（有繼承權的長子系統）分田百畝，小宗（長子以外的男子系統）分田二十五畝，至於「間民」（指兄弟排行中最年幼的一輩）只能為佃戶。說什麼「雖堯舜不能無間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因此，他所說的「平均」，實際上是搞貧富調和，所謂「隨其時而劑調之」。他企圖讓那些豪強大地主捐出一些財物來周濟貧困的農民，以緩和階級矛盾，使整個地主階級避免再受農民革命風暴的打擊，這同樣是幻想。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有志於社會的改革，比較重視人事的努力，表現在哲學上對傳統的「天人感應」論、天賦性善論等唯心主義理論，曾有激烈的批判。在思想上只是強調人心的改變、個人的奮鬥精神等，而同時又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所以他的整個哲學理論仍然是唯心主義的。
龔自珍對於西漢以來利用陰陽五行理論宣揚神秘主義的「天人感應」說深惡痛絕。他自稱：「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他指出：「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謬以裨灶、梓慎之言為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為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
他認為，按照「天人感應」說而發展起來的「推步術」，即預測天地日月自然現象的變化與社會治亂興衰、人事吉凶禍福關係的一種方術，是十分荒謬的。他說，對於鼓吹「推步術」的人應當提出這樣的駁問：「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意思是說，天地日月的變化如果確實可以推算出來，那就說明它不是預示凶災；如果它確實預示著凶災，那就無法被推算出來。因此，他認為，那種「借天象儆人君」的「推步術」，對那些「不學無藝能」的「人主」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而如果遇到「好學多藝能」的「人主」，則必將治以「誣與謗」的大罪。當時，有一些人用五行相生相剋理論來解釋連年水災的原因，說這是由於國庫空虛，也就是「金空虛」，而「金」為「水」之母，「母氣衰」，於是造成「子氣旺」。龔自珍對此更是尖銳地駁斥道：「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妖言也。」
但是，龔自珍在批判「天人感應」說之後，並沒有得出唯物主義的結論，而是走上了一條主觀唯心主義的道路。他說：「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這裡，還多少包含有否定「聖人」造天地的某些合理因素。然而，他所謂的「眾人」絕不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而是一個個孤立、抽像的「自我」。他解釋說：「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這裡說用「我光」、「我力」、「我氣」等造出天地、日月、山川，是不是指人的物質活動呢？不是。龔自珍所謂的「自我」，實際上只是指「心」的精神活動或力量。
龔自珍根據當時天文學的知識，認為天象的變化是有「定數」的，即一定的規律性。他說：「近世推日月食精矣。」同樣，對於「彗星之出」，如果能「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匯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他確信：「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土之謬說矣。」
這是說，只要根據歷代天文記載，找出彗星出沒的規律，那麼漢代那些鼓吹「天人感應」的方士們的謬說，即可徹底摧毀了。對於「推步術」者借《周易·系辭》中「天垂象，見吉凶」一語大肆鼓吹「天人感應」說，龔自珍也進行了批駁。
這是說，所謂天象的吉凶，只是指日珥、月環、星移等自然現象的各種變化，它與人事的吉凶毫無關係。他還指出，像《詩經》中所說道的一些「日食為凶災」的話，無非是詩人寓「諷刺」之意，「旁寄高吟」，而「未可為典正」。龔自珍批判「天人感應」說的思想，應當說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認識論上，龔自珍首先提出了「知」與「覺」的區別。他說：「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
「知」是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而言的；「知」所認識的對象、所論述的道理都是可見可言的，所以是「有形」的；「知」是後天人為努力，即通過學習、思考等獲得的。與「知」不同，「覺」則完全是從主觀認識能力來講的；「覺」不是對某種具體事物的認識，所以不可見不可言，是「無形」的；「覺」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也就是說，龔自珍所講的「覺」，完全是一種先天具有的神秘的認識能力。因此，他認為，「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這是說，「覺」只是「聖人」才有的，「先聖」的「覺」，只有等待「後聖」的出現才能接承，而「凡民」是絕不可能具有的。
這種神秘的「覺」，龔自珍又稱之為「神悟」。他說：「聖人神悟，不恃文獻而知千載以上之事，此之謂聖不可知，此之謂先覺。」這就是說，「神悟」是一種毫無根源的認識。龔自珍認識論上的神秘主義「神悟」說，是他以「心力」為中心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必然結果。
在龔自珍的思想中，包含著一些辯證法的因素。如他關於事物相倚相成的思想，他說「萬物不自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勢。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可是，他對這些思想並沒有加以發揮。龔自珍也有某些運動變化的思想，但他一則強調運動變化只能「漸」，「不可以驟」；一則強調「終不異初」，「三而如初」的循環論。
在談到人性問題時，龔自珍對「情」的問題也作了探討。他反對宋明理學家把「情」看做萬惡的「人欲」而予以抑制。他認為，「情」在「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亦嘗陰氣沉沉而來襲心」。在人性論方面，龔自珍則明確地表示他贊同告子的思想，主張人的道德觀念是後天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