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這個縣，一天中午，其中的一位朋友正在為我講述一件事。這是一件關於錯案的事，時間跨度很大，雖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卻一直延伸到這個世紀初，幾乎是一個人大半生的經歷。我被這件事牢牢吸引住了，幾乎忘記了喝酒。也就在這時，另一個當地的朋友忽然笑了，他指著一個為我們端菜上來的中年男人說，他是這個小飯館的老闆，有機會也可以讓他講一講他家的事。這時我才注意到這個男人。這男人約摸四十多歲，雖然表情木訥，兩個眼睛卻很亮，一閃一閃的透出精明。他一直在默默地為我們倒茶端菜，似乎並不在意我們說話的內容。那個當地的朋友指著他對我說，他祖父當年也是紅軍，還打過游擊，前幾年剛剛去世，活著時經常坐在這路邊，一邊抽煙喝茶和人們聊天。我聽了有些意外，看看這個朋友，又抬起頭看了看這個小飯館的老闆。這個朋友似乎看出我在想什麼，又說，當年在我們這裡，這樣的老人有很多呢。
這一次從江西回來，我的心裡還一直還在想著在贛南路邊小飯館裡聽到的那個關於錯案的事情。事情的本身已經很曲折，也很有傳奇色彩。但是，我還需要細節。我知道，只有有了足夠的細節這個故事才會有生命。於是，我又拿出那個紅色的筆記本，按時間順序翻到1935年。
這應該是這件事發生的那一年。
根據筆記本上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這個筆記本的主人在這一年顯然仍還在贛南，而且一直堅持採訪，因此記載了大量的人和事。為此，我不由得對這個前輩充滿敬意。可以想像，他在當時的採訪環境絕不像我今天這樣坐著汽車喝著礦泉水，他甚至要冒生命危險。我決定在他採訪的這些人和事中打撈一些細節。同時，那個路邊小飯館的老闆，他的祖父也一直讓我難以忘記。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我面對的竟是一個錯宗複雜的事件和一堆零散的細節。一天深夜，我突然想到，我可以用數學中柘樸的概念建構起若干個敘事空間……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適中，膚色黝黑，眼睛裡像蒙了一層令人難以察覺的陰霾。但這陰霾的後面又似乎還有內容，因此，顯得有些深邃。我和他握了一下手，請他坐下。他就在我的對面坐下來。我叫李祥生。他說。他的聲音帶著沉重的胸腔共鳴。我點點頭，表示已經知道了。我注意到他沒穿警服，只穿了一件有些隨意的米色茄克衫，裡面是深色的圓領T恤，給人一種很幹練的感覺。
是的，他又說，周雲的案子當年是經我手辦的。
我問，是你自己……私下辦的？
他說是啊，我沒告訴單位領導。
我又點點頭，就取出一隻錄音筆打開，放到他面前的桌上。我這樣做是在告訴他，他可以開始了。他顯然懂了，於是稍稍沉了一下，就開始講述起來……
這應該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1982年畢業於這個城市的師範大學數學系，也就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在那個時代，大學生畢業還要由國家統一分配。按當時的分配政策，師範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是一律要去中學當教師的。但那時候，中教界的待遇還很低，因此一般沒有人願意去。當時我們班有一個叫李大慶的同學，他父親是這個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於是公安局就專門為他給了我們系一個指標，是去公安局下屬的勞改局，到監獄工作。但是，這個李大慶一聽說是去監獄，幹部子弟的脾氣就上來了，死活不肯去。可指標既然下達我們系，再想要回去已經不可能，於是也就由我們系自己支配了。當時我是系裡學生會的幹部，不僅表現積極政治條件也很好，系裡就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去勞改局。那時警察還不叫警察，叫民警，說實在話，我對當時的民警印象並不好，覺得那些人穿著一身藍不藍綠不綠的警服不想著如何為人民服務，卻整天狐假虎威地嚇唬老百姓。可是轉念再想，去勞改局當民警總比去中學當老師強，於是也就答應了。
就這樣，我來到勞改局，被分到西郊監獄。
我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接觸到周雲。我剛到監獄時，一穿上這身警服感覺立刻就變了，竟有了一種很莊嚴的責任感。我每當看到自己帽徽上鮮紅的國徽，就覺得是代表國家，代表政府，更代表我們強大的國家機器。因此，我對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很認真，對每一個細節也從不掉以輕心。我下定決心，要對得起國家給予的這份信任。
我漸漸發現，關在001號監室的犯人有些不太正常。
這個犯人就是周雲。她當時六十多歲，據同事對我講，已在這裡關了十幾年。我曾經看過關於她的材料，她是因為歷史問題被判刑的。據案情記載，她的原籍是江西贛南，祖輩務農。她在三十年代初投身革命，後來還曾經參加過游擊隊。1934年秋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她繼續留在蘇區堅持對敵鬥爭，但後來被捕就叛變了革命。據說當時被她出賣的人很多，其中還有我們黨一位很重要的領導同志。因此，她的刑期也就很大，被判的是無期徒刑。
我聽同事講，這個周雲的認罪態度很不好，這些年來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堅持說自己有冤情，在監室裡不停地寫申訴材料。但她的申訴材料只到監獄這一級就被扣下了，真轉上去不僅毫無意義，也只會給上級領導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於是，從此之後，監獄索性就給周雲準備了大量的廢舊紙張，只要她想寫就為她無條件提供，待她寫完之後，只要將這些廢紙從一個角落放到另一個角落也就是了。周雲漸漸地似乎也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再寫完材料之後就不交給監獄方面了，而是一頁一頁地撕碎，然後一邊喃喃自語地嘟囔著，將這些碎紙一把一把地從鐵門上的窗洞裡扔出來。那些扔出的碎紙像一團一團白色的蝴蝶，在監房的樓道裡上下翻飛。監獄方面認為周雲這樣做嚴重地破壞了監房的環境衛生，因此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她再這樣肆意亂扔紙屑就要根據有關的監規對她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但周雲卻置若罔聞，不僅我行我素，而且向外拋撒的紙屑也越來越多。漸漸地，那些紙屑甚至將她監室門口的地面都白花花地覆蓋起來。
看上去，像一堆蝴蝶的屍體。
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天傍晚臨近下班時，我從001號監室的門前走過，看到一地的爛紙，就找來一把掃帚想清掃一下。我將這些爛紙掃到一起正準備倒進垃圾箱，不知怎麼突發奇想，就蹲到地上將幾塊碎紙拼在一起，想看一看這個周雲究竟都寫了些什麼。然而這一看，竟讓我大感意外。周雲寫的雖然密密麻麻，內容卻很簡單，翻來覆去只是幾個歪歪扭扭的字在來回重複。但這些字我仔細看了一陣，卻都無法辨認。
我立刻感到很奇怪，
難道……她一直寫的就是這樣一些東西？
我當即決定，將周雲最近一段時間寫的材料都找來看一看。我立刻來到監獄的資料室。那時資料室還形同虛設，平時幾乎沒有人去查閱資料。在資料室的裡面還有一個套間，是一個只有十幾平米的房間，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庫房，用來存放監獄裡一些沒用或廢棄的文件資料。我知道，周雲這些年來寫的申訴材料，應該都被擱置在這裡。我在一個滿是灰塵的角落裡果然找到了這些材料。這些材料竟然整整地裝滿一籮筐。我大致翻弄了一下，顯然，放在最上面的應該是最新寫的，越往下時間就越早。我拿起最上面的幾頁紙看了看，都是同樣的字跡，也是那樣的密密麻麻歪歪扭扭，但如果仔細看卻無法辨認出究竟寫的是什麼。再往下翻，我忽然發現幾頁紙。這幾頁紙是夾在一摞散亂的紙中，用一個曲別針勉強別在一起，雖然字跡同樣的潦草怪異，但如果仔細看，竟然能看出所寫的內容。
我立刻將這幾頁紙拿出來，帶回到宿舍。
在這個晚上，我將這幾頁紙很認真地看了一下。這顯然是周雲某一份申訴材料中的一部分，寫的是她當年在游擊隊裡如何與丈夫結合，後來又是如何離開游擊隊的一段過程。這幾頁材料雖然字跡還能勉強辨認出來，卻斷斷續續，詞語不僅不連貫也有些凌亂，我幾乎看了大半夜，才通過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將她所要表達的意思重新梳理再拼接起來。據她在這份材料中說，她當年的丈夫叫羅永才，她和他是在1935年初春走到一起的。
那時中央主力紅軍已經戰略轉移，也就是開始了後來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留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等機關以及紅軍24師也已經分九路突圍，蘇區完全被國民黨軍隊戰領，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留下堅持鬥爭的地方武裝，生存環境也就越來越殘酷。當時為了便於隱蔽和相互照顧，游擊隊員一般都是男女相配，也就是說，大都是夫妻。周雲所在的這支游擊隊一共有十七個人，其中八對是夫妻，只有周雲一個單身。她那時還只有十八歲，每天鑽山林住巖洞，別的女游擊隊員都有丈夫在身邊照顧，她一個女孩獨自面對這一切艱難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後來羅永才就從別的游擊隊調過來。那時羅永才二十一歲，也是單身，生得魁梧壯實也很熱心幫助戰友。於是游擊隊的領導幫他們撮合，就這樣，兩人走到了一起。
關於羅永才後來犧牲的過程，周雲在這份材料中是這樣記述的。
那一年開春，由於國民黨的幾十萬軍隊佔領蘇區之後不斷「清剿」，鬥爭環境也就一天比一天艱難。就在這時，游擊隊突然接到上級一個特殊任務，說是要護送中央機關的一位重要領導同志去粵北，只要進入粵北境內，那邊的游擊武裝自會有人接應。但是，周雲這時已經懷有身孕，而且妊娠反應很嚴重，總是不停地嘔吐，身體也非常虛弱。游擊隊領導考慮到這一次任務的特殊性，就和周雲商議，讓她下山去休養一段時間，待生了孩子再想辦法歸隊。但周雲的家雖然就在山下，可是她離家已經很久，估計家裡已沒有什麼人。於是羅永才考慮了一下，就讓周雲先去他的家裡。周雲就這樣，在一個傍晚離開游擊隊，獨自下山去了羅永才的家。所以，周雲的這份材料寫到這裡特別強調，她那一次離開部隊並不是臨陣脫逃，而是奉了游擊隊領導的指示，暫時下山去羅永才的家裡生孩子。
羅永才的家是在山下的下屋坪村，與周雲的家只隔著一架山。所以，周雲對去他家的路還比較熟悉。在那個晚上，周雲摸著山路好容易來到下屋坪村羅永才的家裡。羅永才的父母還都健在，他們一見這樣一個眉目清秀的兒媳突然帶著身孕來到家裡，就如同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都喜出望外。一番問這問那之後，見她由於長期鑽山林風餐露宿，蓬頭垢面身上骯髒不堪，就趕緊忙著燒水讓她洗一洗身上再換了乾淨衣服，然後又找出家裡的糧食為她做飯。就這樣，周雲就在羅永才的家裡住下來。那時國民黨的保安團正在到處搜捕紅軍家屬，所以羅永才的家裡一直說羅永才是去贛江下游為人家運木材了。因此這一次，他父母就對村裡人說，周雲是羅永才在外面娶的媳婦，現在懷了身孕才送回家來。村裡知情的人立刻心領神會，於是也就都幫著羅永才的父母遮掩。因此，周雲到下屋坪村並沒引起人的懷疑。
出事是在幾天以後。
關於這一段記述，周雲材料上的字跡更加潦草，因此辨認起來也就更加困難。但語句卻突然一下流暢起來，也明顯的有了一些條理。據材料上說，出事是在一個上午。當時周雲正躺在家裡的竹床上。她這時妊娠反應越來越重，已經虛弱得無法起來。就在這時，一個叫賴順昌的人帶著幾個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闖進家來。這賴順昌原本是附近前樟坑村一個游手好閒的懶漢，只靠偷雞摸狗混日子。紅軍主力轉移以後，地主劣紳捲土重來成立了「義勇隊」，賴順昌就去投靠了「義勇隊」，整天帶著保安團的人到處搜尋蘇區幹部和紅軍家屬。在這個上午，賴順昌帶人闖進來，看到躺在床上的周雲，就轉身對一個又矮又瘦軍官模樣的人說，就是這個女人。
那個矮瘦軍官走過來，朝周雲看了看問，你就是周雲？當時周雲聽了立刻感到奇怪，她來到羅永才家之後，已經改名換姓叫溫秀英，她摸不清楚這些人怎麼會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但她沒動聲色，只是對這個矮瘦軍官說，我不知道周雲是誰，我叫溫秀英，是羅永才的女人。羅永才？那個矮瘦軍官微微一笑說，我們來找你就是因為羅永才。他這樣說罷又朝身邊的人做了一個手勢，就轉身出去了。幾個士兵立刻過來，從竹床上拉起周雲架著就往外走。羅永才的父母一見連忙撲過來擋在門口。這時賴順昌就走過來說，你們不要找麻煩，田營長是讓她去認屍的，只要認完了屍首立刻就會放回來。羅永才的父母一聽說是讓周雲去認屍，立刻都驚得呆住了。那幾個士兵趁機就將周雲架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