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剛發佈消息的短短半小時內，白靜就接到了好幾家中介的電話。中介都對白靜講，自己願意承租白靜的房屋，再轉租給別人，其間還會負責幫白靜打理房屋。白靜覺得這樣也比較省事，於是選了一家還比較合適的中介，與之簽訂了租房合約，後來的事情比如是誰租了自己的房子，租金是怎樣的，白靜也不用管了。
那麼，中介租下白靜的房屋到底是做什麼用途的呢？這裡可是有大文章可做的。
中介租下白靜的房屋，無非是要再轉租給要租房子的人。除了和白靜的租房合約，中介還需要與下一位租房者簽訂一份新的租房合約。所不同的是，中介在兩份租房合約中，身份和地位是全然不同的。第一份合約中，中介是房客的身份，而第二份合約中，中介由房客搖身一變做了房東，中介的這種房東關係也稱為是「二次房東」，前後簽訂的兩份合約稱作是「兩方約」。中介所要做的文章，就是兩方的差價，在第二份合約中制定一個更高的租賃價格。這樣，中介就有利可圖了。
房產調控措施出台後，房地產市場受到了一定的打擊，眾購房者開始處於觀望狀態，成交量也明顯下降。中介機構因為少了業務，經營收入自然下降了。為了尋求新的利潤源泉，中介盯上了房屋租賃市場。中介開始在市場上尋找一些租金低廉的房源，藉著中介的身份，以及幫房主打理房屋之便，很容易就將差價收入囊中。假設將這種個別行為推廣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中介們不僅僅是得到了差價的利潤，最重要的是使得租金不斷上漲，從中獲取利益。
小方同白靜一樣，也有一套閒置的房產，打算出租。小方是直接找到的中介代理機構，希望他們找到有意的尋租者。小方同一個中介的工作人員商量，工作人員問小方願意以多少的價位出租，小方說差不多2000—2200元一個月，並且具體介紹了一下房屋的情況。工作人員聽完，低聲地悄悄告訴小方：「你這個價定得太低了，周圍的房租都漲了，按情況你漲個幾百塊錢也是合情合理的。」小方覺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於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漲了200元，交給中介打理了。
小方遇到的情況中，中介的行為是更加明顯了。中介名義上為和小方一樣的招租者提供房屋租賃代理服務，只要招租者提供房源，中介就可以為他們找到滿意的房客，並且商定一個客觀的價格，中介也會負責房屋的看管和一些財產的保護。站在一個招租者的角度，聽起來，似乎挺不錯的呦。只是，中介能有這麼熱心嗎？只不過是有自己的小算盤而已。提供租賃代理服務的時候，中介完全有機會同招租者直接接觸，再說幾個合情合理的理由，相信抬高房租沒有哪一個招租者是不願意的。一旦大多數招租者都要提高房租時，租金的上漲趨勢是確定無疑的了。在這裡，中介達到了炒作租金的目的，另外也同樣可以獲得賺取差價的機會。
不過，暗地裡勸說招租者提高租金，以及靠提供房屋租賃業務來賺取差價等等的行為，畢竟不怎麼光彩。另外，招租者從中也獲取了不少的好處，雙方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鏈條。私底下的某一種不成文的協商，所換來的灰色收入，誰都不會傻到要把它抖露出來吧。所以，有媒體曝光出這種猜測時，中介機構矢口否認。
相信各大報紙、電視等媒體上，都可以看見中介機構的代表們一張張真誠的臉，以及面對這些猜測時候，那些無比委屈的表情。那些表情彷彿就是在說：冤枉哪，我比竇娥還冤枉呢。對這些猜測，中介們眾口同聲，有一種非常規範的解釋：怎麼可能呢，我們哪有那麼大的力量，不說其他的，千千萬萬個房主都不受我們的控制，房租也不是我們說漲就能漲的。表面上看起來有一些邏輯，不過也難逃撇清責任的嫌疑哪。
中介「黑錢」
小李是深圳市一家房地產中介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工作的地方位於深圳市福田區的梅林地區。有一次同朋友談起租金猛漲的怪相時，朋友慫恿他作為房地產中介行業的內部人士爆一點料，滿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於是，小李講了他們公司的一些做法。小李說，他們公司在梅林地區分佈著比較多的店面，可以說在那個小區域範圍他們公司作為房地產中介，佔據著比較強的信息壟斷地位。往往，房東也是根據中介所掛牌出來的交易價格來確定房租。
他們公司，有時候會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將所有的掛牌交易價格都提高，並且每一家店面都同樣提高價格。這樣，在這一個小區域範圍內，房東看到了公司所掛牌出來的價格，由於受到了統一、錯誤、人為的信號的誤導，房東們不自覺地產生一種認知，那就是房租真的漲了。房東們在中介的誘導下，也加入了哄抬租金的行列。
大學畢業兩年的陳建華和其他兩名同事一起租住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原先的租金是1200元/月，前幾天房東卻忽然打電話過來，語氣很是生硬：「如果想繼續住這個房子，每月至少2000。」這樣的漲幅讓陳建華很難接受，畢竟目前的收入並不算太高，房租分攤到每個人身上，也一下子多了近300元，再加上煤電氣費用、上網費、物業費，七七八八扣下來，每個月的工資都所剩無幾。
無奈之下，陳建華來到房產中介處，想要找一個新的房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看房的價格已經漲成了按次收費：單間或一室一廳，60元/次；兩室一廳或三室一廳80元/次；門面房100元/次。在陳建華的印象中，春節前還是30元/次的啊，但要自己去找房子，又實在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陳建華只好接受了這個價格，抬頭一看中介門面上的租房價格，陳建華嚇了一跳，報出的租金驚人一致，竟然都上漲了20%—50%不等。
好不容易租到了新的房子，還要先付給中介一個月的房租作為中介費，房東那裡則是押一付三，沒得商量。這一下子，陳建華兩三個月的工資又泡了湯。回到租住的房中，陳建華很是鬱悶，便上網發了一個帖子，很快得到了熱烈回應：「完全是中介在炒作啊，你看看新聞。」陳建華一搜索，果然如此，原來自己實實在在當了一回受害者。
不承認自己有能力炒作租金，想必中介機構是過分謙虛了吧。至少，從小範圍來講，中介機構密集的門店分佈，是完全有可能在這個範圍內造成一種信息上的誤導傳遞，這個範圍從某種意義講也是中介的勢力範圍。中介機構當然是完全有能力，通過某一種顯性的或者是隱性的行為來對房東的定價產生一種直接或者是間接的影響。
小劉是北京市海澱區展春園的一位業主，某一天他在房門口發現了一張傳單。打開之後，才發現原來是某一知名中介機構寫給業主的一封建議信。信的內容大致講，展春園各種居室所應該定的合理的價格水平，如果有業主覺得目前的房客所繳納的租金比較低的話，可以聯繫中介，中介會幫業主聯繫到理想的房客，當然是按照理想的價格。小劉發現，不止他家的門口，基本上小區內的所有業主都有這樣的一封信。
事實上，按照小劉所說的，園區內原來所定的租金水平還算合理，但是中介給出的價格水平卻是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價格，有點虛高。這麼看來，中介的意圖有那麼一點點陰險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在利益面前人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弱點，房東看到這樣一封建議信，很難不動心是吧。這時候，剛好正值半年或者是一年的續約期限，房東可以以此作為理由，要求房客加價，即使房客不願意加價，房東也不會擔心了，因為還有中介機構做靠山。只要有一個房東這樣照辦了，其他房東也會紛紛效仿的。如此一來，恐怕整個小區的租金水平都得提高一大截了。
暗招用了，明招也使了，中介機構也會常常回味一下房地產市場上用的損招，比如捂盤哄抬價格。誰說捂盤只能用在房地產市場上呢，房屋租賃市場上照樣可以運用自如。如白靜和小方遇到的情況一樣，中介會通過網絡、門店等各種途徑，打探消息，尋找各種價格比較低廉的租賃房源。事實上，中介機構可以說是擁有一家房屋銀行，銀行裡存的不是現金，而是貨真價實的房屋，其中就包括大手筆的租賃房。
中介會與原房東簽訂一份租房合同，並且索要一定的空置期，在這個時期內中介是不會將這些租賃房放進市場的。租賃市場的房源變少了，需求卻在不斷地增加，整個租賃市場變得供不應求，中介適時說要提高價格，因為市場規律的作用嘛，當供不應求時，價格要高於價值。這樣，中介既炒作了租金，又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理由。真是，滴水不漏的做法，完美的解釋，豈止是一舉兩得呢？
由此看來，租金上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中介忽悠的，由此造成了市場上一定的恐慌。中介機構反覆強調租金在暴漲，媒體接著也說漲幅很厲害，於是房東們紛紛以此為理由，大幅上調租金，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是市場上信息不透明、不公開導致的。因此有人說，租金的上漲，是中介機構和房東共同牟利所造成的結果。其實，誠然房東從租金上漲中獲得了直接的利益，但是在整個棋局裡，那只不過是一些蠅頭小利。中介只不過是以這些蠅頭小利為誘餌，把房東當成自己的一顆顆棋子，在眾人面前佈局了一個陷阱。中介機構才是受益最大的贏家。
中介熱衷於房屋租賃業務，並不僅僅是想得到那些差價的利益，它想謀取的是一塊更大的肥肉。正如一向胃口極好的人，吃吃素食差不多只夠塞牙縫，怎麼能吃得飽呢？房價上漲了，可以在承受範圍內，因為可以不買房。可是，房租上漲了，總不能不租房，人總得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中介通過各種手段炒作租金，租金一再地上漲，一次次引起我們的關注，刺激我們的神經。慢慢地當租金上漲的程度終於超出了我們經濟上和心理上可以容忍的限度，只有一種結果，租房不如買房。最終，我們的勞動所得在一部分以租金的形式交給中介外，其餘的又將以房款的形式落入他們的口袋。假如說，中介炒作租金是一場詭計，那麼它的背後卻是一場陰謀。
如果政府或公共機構完全可以提供一個公開信息的統一平台，發佈權威的租金信息，租房人和房東談判時，就可以有一個價格基準，而不是任由這一地區的中介和房東漫天要價。但截至目前，房租上漲這件事情除了媒體鼓噪兩聲外，沒有部門過問也沒有人管理。房租上漲到底是歸物價部門管，還是工商部門管呢？或者，是那個無所不在的發改委？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見過。
無奈的租房客們只好要問了，假如租住的房子發生了刑事或民事案件，公安部門就會介入調查，問物業，問房東，問相關人員，中介們也很可能被叫去喝喝茶。但對於房租這件事情，到底誰來過問呢？就任由中介這只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手，貪婪地抽去我們口袋中所剩不多的一點銀子嗎？
央視財經頻道認為房屋租賃市場的高租金時代來臨。時下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城市房租上漲明顯，2010年6月到2011年5月，全國CPI指數由3.1上升到5.3，我國房屋居住類價格漲幅更是高於CPI的漲幅。租房者普遍覺得房租上漲幅度明顯高於工資增長幅度，而房主也表示因為銀行加息等原因導致還貸壓力增大，只好提高房租來轉嫁壓力。
中國經濟學者羊慧明認為，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樓市，是一個典型的「莊控」現象。「地王」類似被莊家操控的示範標桿莊股，比如當年股市黑莊狂拉億安科技，無非是要把所有莊股股價預期推高。不斷把新「地王」拔高，其標桿效應自然也會把本區域本城本地的地價房價預期都節節拉高，開發商原來囤的土地和在建項目都將受益，所以開發商不怕天天刷新「地王」天價，政府也樂見土地財政暴增，也不斷拔高起拍價火上澆油。
內地樓市正在克隆香港的模式：一旦把「地王」炒高到世界之最的天價，拿得起地的開發商就越少，最後形成寡頭壟斷，他們就可以隨意拔高房價，牟取驚人的暴利。靠非理性瘋狂拉高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拉動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並可能使整體經濟和社會受害，最終搾乾那點社會財富。
房價地價房租的上漲是有極限的，這個極限就是民生承受力和資產的全球性價比。遠遠脫離民生承受力和國際估價標準的超高房價是撐不住的。物業稅將使天價豪宅擁有者每年支付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稅款，那些囤了幾十套上百套房子的人將支付不起物業稅，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拋售，最後的「地王」將引領地產商和炒房者的破產倒閉潮，就看哪些傻帽去接最後一棒了。
當前，投機炒家及房地產利益集團非常容易影響輿論，能量越來越大的炒家，往往是左手炒大宗商品，右手炒股票，不僅炒高大宗商品價格可以牟取暴利，同時他們「春江水暖鴨先知」，又在股票市場炒高大宗商品公司股價賺取雙重暴利。地產商則希望通過炒作「通脹預期」鼓動又一輪全國炒房熱，牟取暴利。利益集團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禍害整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