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在5000年人類文明史中，人類從未有過什麼真正的和平。但是，與20世紀人類死亡的規模比較起來，以前人類的滅亡規模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可以說，到20世紀，是人類全面走向自殺和滅亡的歷史「新紀元」。兩次世界大戰僅僅相隔25年，分別持續了4年和6年，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84個國家的20億人被捲入戰爭之中，軍人和平民傷亡人數超過1億。
據布熱津斯基調查，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30餘次大大小小的戰爭中，共有8700萬人命歸黃泉。「20世紀的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里，大約有3300萬人是年輕人，大都在18歲到30歲之間。他們都是為了所謂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或為兩者而為國捐軀的。兩次世界大戰算來至少死了850萬名和1900萬名軍人，對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中的天才、能人和基因遺傳造成了大規模的生物性的滅絕。平民傷亡——真正作為敵對行動的副產品（而不是作為蓄意的種族滅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約1300萬名婦女、兒童和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約2000萬名婦女、兒童和老人。另外，還必須加上爆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日戰爭中大約1500萬名中國老百姓的死亡人數」。
布熱津斯基就血腥的20世紀寫下如此論述，與其前景看好的情況相反，這個世紀成了人類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紀，成了一個幻覺妄想的政治和駭人聽聞的屠殺的世紀。司空見慣的殘暴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殺人是用大規模生產手段有組織地進行的。美好的科學潛力和實際已發生的政治罪惡之間的對照令人震驚。像這樣全球性的無處不在的屠殺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死了這麼多人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出於這般狂妄的非理性的目的，持續不斷地集中精力從事肉體消滅，更是曠古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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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其他的盛行暴力的時期。在中世紀，世界人口極少，蒙古的鐵蹄席捲中歐併入侵中東，按相對的尺度來衡量，它或許造成了更高的死亡率。不過，這類和其他類似的爆發的暴力行為基本上是突發性的——緊張、猛烈、嗜血，但很少是持久的。屠殺，特別是對非戰鬥人員的屠殺，是與親身的搏鬥和征服直接關聯的；經過系統性的預謀，將屠殺當作長期政策則是罕見的。正是後者特別集中體現了20世紀的政治歷史所投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陰影。
布熱津斯基斷言，人類世界都籠罩在未日的陰影下，未來的世界秩序的特點將是強權政治、民族對抗和種族關係緊張。即在某個時候，在世界地緣政治的激烈動盪的漩渦中，可能會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全球不平等現象勢必成為21世紀重大問題。這種不平等不但存在於國際範圍內，而且存在於各國內部。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強烈地抵制這種不平等現象。這種抵制可能僅處於開始階段，更多地表現為憤恨而不是有組織的行動。令人更加憂慮的是，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象更為顯著。2025年世界人口將達85億。更加危險的是，這些人口大約有2/3集中在欠發達國家的貧民窟中，年輕人極容易接受激進的政治鼓動。
對於世界新秩序，布熱津斯基指出，2015年左右，美國或將失去世界霸權地位，未來，或者可能在一個時期面臨解體，甚至可能出現此伏彼起的「城市游擊戰」。美國將逐漸從一個「世界警察」的角色轉變為一個具有主導作用的領導者。美國不會就此放棄對全球的領導，而是希望通過調整，加強對全球的控制力，布熱津斯基認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但是不但「美國的權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國的立場」，而且「如何把它的權力轉成擁有道德的合法性的領導」也已成問題。
布熱津斯基開出了一個清單，列舉美國面臨的20個問題：債務，貿易赤字，低儲蓄率和投資率，缺乏工業競爭力，生產率增長速度低，不合格的醫療保健制度，低質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惡化的基礎設施和普遍的城市衰敗現象，貪婪的富有階級，愛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日益加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廣泛的犯罪和暴力行為，大規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會上絕望情緒的滋生，過度的性自由，通過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公民意識下降，潛在的製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抬頭，政治制度已不能溝通上下，精神空虛感日益瀰漫等。
布熱津斯基一再指出美國社會有「解體的危險」甚至推測這已經是許許多多人表示的共識。除了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面臨的價值觀念的混亂的問題而外，還有一個種族構成發生變化的問題。到2050年，美國人口中，歐洲裔的比重將從60%下降到40%。這時的美國將與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歐洲血統的美國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業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的和哲學的分歧。
布熱津斯基心目中的未來世界的圖景已經現出相當清晰的輪廓了：越來越多的人口擠在一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唯一有資格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實際上已喪失領導能力，不但因為它物質力量不足，也因為它在精神上失去了像18世紀法國能以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世界所起的「催化作用」。美國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一方面引起其他國家的羨慕與追求，使它們腐化墮落，一方面又引起後者的嫉妒與憎恨。當大多數人力求要過平等生活的願望得不到滿足時，新的政治上的荒謬事件又可能一陣陣爆發，可能會出現新的「准法西斯主義」。
布熱津斯基把行將過去的20世紀稱做「大死亡」的世紀。20世紀「最大的政治流派」是民族仇恨和貧富間的階級鬥爭。在他看來，造成這種殺戮的原因是起源於19世紀的三個相互關聯的巨大力量：識字的普及；工業革命；城市化。總的說來，在大部分已知的歷史中，人類一直是相對地順從其周圍的世界，承認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存的嚴峻要求都被認為是「自然的」而恭順地承受了下來。而工業革命促使人類向自然界統治生命的挑戰能力有了量的飛躍。現實主義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塵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類的凡胎肉身而貶低人類的精神領域。結果，20世紀成了空前地致力於建立全面的社會控制的第一個世紀，出現空前的大悲劇。在進入21世紀以後，在嚴酷的人為控制消失以後，又徹底轉向相對主義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出現了全面失去控制的局面。幾乎所有的既定價值標準，特別是在世界先進地區大規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機」。
布熱津斯基認定，電視對人類精神危機所起的破壞作用巨大。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價值觀念完全可以稱之為道德敗壞和文化墮落，而電視尤其是罪魁禍首。電視在內容上遵守「惡幣驅逐良幣」的「來欣定律」，為了吸引觀眾而日趨下流，在效果上則遵守「供給決定消費」的「薩伊定律」，引導社會腐敗頹廢。
當下，科學技術已發展到另一個不可測度的方面——遺傳工程或者基因工程，遺傳工程已開始使人們步入窘境。它可能分裂人類，矛盾的尖銳甚至超過以前將人分為特權者和貧困者。也許在今後大約十五年內，改變人的遺傳基因將成為可能，防止疾病的工作還必然要應用到人類本身。結果對人的生命來說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影響之大在人類史上是空前的。在沒有任何道德準則制約的情況下就有聽任遺傳工程的動力自行其是的危險。從遺傳上改進智能和體能屬性首先將用於世界上那些有特權的人，從而在遺傳上改進的人和其他人之間就可能形成新的分裂，這會令人不寒而慄地想起希特勒種族淨化的狂想。
布熱津斯基分析，當今世界已出現了「新的不穩定弧形地帶」——這一次是在歐亞大陸的巨大遼闊地帶。世界上有一半國家渴望近期成為擁有核武器國家，而且可能會成功的正是位於上述地理參數範圍內的國家，東亞是另一個有這種危險的區域。
這一弧形地帶從亞得裡亞海自西往東延伸，毗連巴爾幹，抵達阿富汗，它從南往北圍繞波斯灣轉了一大圈（圈內包括近東一部分，南邊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整個中東），沿著北部的俄羅斯——哈薩克邊境延伸，再往前，還包括俄羅斯——烏克蘭邊境。除了前蘇聯的南部領土，這條「弧形」還包括東南歐、近東和波斯灣區域這些地區的部分領土。在這「弧形」帶內有近30個國家，其中大部分國家尚處在建立自己政權的初期階段。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當前面臨著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問題。在他們的領土上居住著近4億人，其中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是單一民族的國家。
布熱津斯基認為，另一個可能會給全球安全帶來重要地緣政治威脅的地區是東北亞。他認為，如不適當處理朝核問題，將給本地區帶來巨大影響和嚴重後果，甚至導致地區力量之間的重新分配。倘若在此問題上美國被認為無能為力，中國被認為不情願參與解決，那麼在本地區產生的反應將是一個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日本。這就是為何美國同中國在此問題上的合作非常重要。
3.正義之戰不正義，「海權」「陸權」爭霸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60多年，在核陰雲的籠罩之下，世界總體處於平衡時期。不過，美國著名的戰略智庫STARTFOR負責人喬治·弗裡德曼認為這樣的情況並不會保持太久。喬治·弗裡德曼認為由於美國一直不希望出現一個可以與其抗衡的國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支持歐盟東擴以遏制俄羅斯，支持土耳其以穩定中東，支持日本以制衡中國，「但是，遲早會有一天衝突會爆發」。
前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歐亞大陸上的地區強國發起，並且主戰場也都是在歐亞大陸，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會例外。因為歐亞大陸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大陸版塊，這裡集中了最多的國家、最多的人口、最多的財富、最多的資源，同時也集中了最多的矛盾。除美國外，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集中在這裡。而人類歷史上90%以上的戰爭都發生在這塊大陸。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既有大陸國家之間的戰爭和結盟，也有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結盟。之前沒有一個地緣政治學家預見到，二戰中英國和美國的海上力量同俄國的陸上力量聯合起來的情形。真實的戰爭遠比地理學家們的想像要複雜，地緣戰略因素往往只是發動戰爭的借口。人類歷史上對和平的期待遠多於對戰爭渴求，地緣戰略理論一定要導向大國的爭鬥？在這個日益緊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為何不發展一種營造共贏的新的地緣戰略理論呢？
世界是由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組成的，如果能化「海陸爭鬥」為「海陸和合」，歷史將會呈現一種怎樣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幾乎在所有文明發源地，早期的人們都相信世界是平的，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往外的延伸是無限的，即使最睿智的哲人也無法想像世界的邊緣。公元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讓人們知道人類居地不過是一個球體的表面，原來是有限的。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大國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地理因素也不斷成為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壓力、動力、阻力或者助力。搶佔最有利的位置，爭奪更廣闊的空間，成為人類最基本的傳統思維和行為方式之一。
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大國的這種追求往往都是獨佔和排他的，是以限制和壓縮其他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為代價的。回溯過去的一個世紀，我們可以挑出三個最近的標本——日本、俄羅斯、美國，看看它們在崛起過程中曾面臨的地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