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後的張咪一切從零開始，六年裡她去了很多國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國、德國，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貿易養活自己。出去的時候，她真的厭倦了唱歌。她說，她在國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紀最輕的也有60多歲。她和那些與世無爭的老人相處得很愉快，從他們身上領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諦。「他們真實，他們有很多人生的經驗值得學習，和他們在一起，真的很放鬆。」
1999年張咪回國後重新登上了歌壇和舞台。她說，「人好像是種輪迴，當一切開始如意的時候，又會回過頭來做自己骨子裡最喜歡的事，所以現在我又回來了。現在我唱歌不是作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對音樂的興趣。」只是，現在的她做音樂已經不像當年在廣州時那樣急功近利，她說，她現在更加注重投入的過程而不是結果。回國後，她還跨界去了模特行業發展，T台甚至為她帶來了不曾預料的好成績。2000年後還連續獲得了世界車王公主、《時尚》雜誌最具魅力女人金獎、央視春節晚會最佳造型獎、美國環球亞裔模特大賽特別獎。從前留在歌迷印象中那個甜美清純的女孩宛如麻雀變鳳凰，變得性感、前衛、光彩照人。
當時，因為炒作成名的毛寧現在反而漸漸淡出了娛樂圈，而這一淡出原因與當年張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因為《藍藍的夜，藍藍的夢》、《濤聲依舊》等歌出名後，毛寧就北伐進京發展。進京後毛寧的事業也是一路扶搖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日後毛寧回憶起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時說，「記得當時是2001年11月22日，當時我是從金雞百花獎頒獎禮做完演唱嘉賓回來的第二天，那天因為要趕去一個朋友的聚會，所以打算在路上買點小吃給朋友的孩子，於是開車經過北京三環一家便利店的時候，我就下了車，正準備往店的方向走過去，結果被一個陌生人喊停了，當時他問我有沒有火，我想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沒太在意，但當我說沒有之後他還不讓我走，我就覺得不對勁了，我意識到，我遇到劫匪了。」接下來的經過，也就像電影裡面的片段一樣，毛寧並沒有打算與匪徒糾纏，所以也就任其擺佈，結果身上的手機與錢物都被掠去了，但對方還是沒有罷休之意，於是毛寧就開始擔心起自己的那輛車，「大家都知道我是愛車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車搶走的話，我心有不甘，當時我的車鑰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內袋裡面，所以我就下意識地把手伸入口袋裡，打算先把鑰匙抓在手裡，結果對方見我這動作，也做賊心虛地緊張起來，以為我會掏出什麼東西來反抗，最後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這樣，毛寧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見狀也慌忙而逃了，被嚴重刺傷的毛寧開始感覺到胸口一陣陣發熱，他想跑，但已經跑不動了，最後，幸好有路人經過發現了他，並給他打電話求救，最後及時送往醫院，毛寧才倖免一死。
事情本身並沒有玄機，但是2001年時候的娛樂媒體已經今非昔比，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無忌憚。
結果由媒體傳出了毛寧保鏢打人事件，毛寧事後辯解「其實我根本沒保鏢，與媒體發生爭執的是我公司裡一個很文靜的女孩，她平時也根本不會跟人吵架，當時因為我的情況非常緊急，所以她才會情緒激動，但完全沒有大打出手的過程。」
再之後，是「小玉事件」、同性戀關係，黑道復仇等等的話題，一連串與毛寧相關的負面報道接踵而來，讓他毫無喘息的機會。在眾口難辯之下，毛寧只好退出公眾視野，儘管低調，但他還是一直工作。他說，「很多人都認為，我這幾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為自己療傷，無所事事。但實際上，痛苦的時間很短，大部分時間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會到美國做一場演唱會。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勵我要走出國門。剛開始時，我去給甄妮、蔡琴的專場做嘉賓，後來我就做專場，別的歌手來做嘉賓。除了美國之外，我還經常在東京、大阪做宣傳，上NHK的節目，參加谷村新司的演唱會。」
廣東有句老話「人有三衰六旺」，張咪和毛寧的際遇似乎都應正了這一點。但是，爭歌事件無疑是改變倆人命運的分水嶺，而爭歌事件背後則是廣州樂壇的競爭與不規範的市場化操作帶來的爭端。
「當時還引亂子的就是《中華民謠》，首唱是謝東，後來又賣給孫浩，作者一歌兩賣。後來也打架，但是孫浩唱了，謝東無形中掙錢的機會就少了。所以這就是關鍵時刻，誰在春節晚會上唱就認誰。誰先誰後，老百姓可不管這個，印象更深的是誰就是誰。」金兆均說，「競爭非常殘酷。」
解約北伐
群星璀璨的廣東樂壇並沒能延續它的輝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約風」。最早一批的廣州原創歌手陸續離開了四大唱片公司，進軍北京，當時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間俗語來形容那形勢——「10個歌手9個跳（跳槽），還有一個在動搖。」
當時，先是毛寧與「新時代」解約，接著是甘蘋與陳小奇分手，隨後就是高林生與李漢穎、楊湘粵不辭而別。一時間，由廣東樂壇捧紅的一眾一線當紅歌手楊鈺瑩、毛寧、李春波、林依輪、陳明、甘蘋、光頭李進、金學峰、火風等人先後告別廣東樂壇，北上另謀高就，從長髮展。當時的歌手們就像染上了傳染病一樣，一個說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頗有一種逃離的意味。（《試聽前線》）
在他們走後的幾年間，廣州樂壇每況愈下。北上以後，儘管很多人的事業發展並不如意，人氣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廣東時，但是，至今他們也沒有再離開北京、回歸廣東樂壇。隨著北京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他們當中的人也沒有再局限於歌手行業，反而不斷轉型，涉足演藝舞台，嘗試話劇、音樂劇；或者改變歌路，嘗試新的音樂風格。
但是，當年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離開這片中國流行音樂人的熱土「北拓」呢？
作為最遲一個離開廣東的林依輪迴憶起當時說：「我和大批歌手當年離開廣州，不是對廣州沒有感情，而是說當時的局勢客觀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壇走得更遠，北京是個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時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電視台拍攝完成的，所以為了工作只能北上，圖個方便。」（《武漢晚報》）
樂評人金兆均也說：「近十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北京本來就是個最熱點的地帶，現在已經是充滿了無數的機會。成點兒小名的在北京就餓不死。你比如說作曲的，北京活兒多啊，各電視台都在北京有辦事處，包括紀錄片各種什麼片，反正用得著音樂的都集中在北京。電視劇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個點兒，它往中央電視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鷹，來了北京就趴著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買房子了，然後剩下的就一個一個來了。」他認為，當時北京樂壇在很多方面都優於廣東，首先是文化投資環境，另外北京流行樂壇雖有起伏，卻總有亮點，既有民歌，也有搖滾，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聽眾總能找到共鳴點，而廣東樂壇在創作上拓展不夠，即使在樂壇最為活躍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裡。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飛」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電視台在1994年之後設置了流行音樂板塊，並且經常播出各種晚會，這種機會對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誘惑力；與此同時，原本在廣東甚具影響力的《萬紫千紅》、《共度好時光》節目在1995年前後停播，以滾動播放原創MTV作品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種種原因停播了。一邊是中央電視台的億萬收視；另一邊是逐漸萎縮的宣傳渠道，作為歌手自然都會選擇前者。
對於這一點，林依輪的感觸當然會很多。當年，廣州樂壇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愛情鳥》顯然不合時宜。他說，「剛推出這張專輯時，銷量並不好，僅僅只有三萬多張，我有點失望，當時有點名氣的歌手隨便出張專輯，銷量都會在幾十萬往100多萬張走，唱片公司都決定放棄我了。而且《愛情鳥》這首歌還受到很多批評，有專業人士就直接寫文章，說怎麼會有愛情這種鳥，這到底是種什麼鳥值得在歌裡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聽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每週一歌」中播放《愛情鳥》，這個從來只播正統歌曲的節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並教聽眾學習該曲目，他說，「當時我真是又驚又喜。《愛情鳥》一下就紅了，從大時代背景來說，也象徵著中國音樂的真正開放。對我個人來講，我開始忙起來，頻繁參加中央台的各種音樂歌手比賽，還有頻繁的演出。」（《武漢晚報》）「因為當時北京方面的工作遠多過廣東，我不可能長期飛來飛去。當時我還跟恩師張全復商量了好久，才決定去北京。」（《南方都市報》）
同時，廣東本地資深傳媒人士鍾路明則認為，廣東樂壇的衰落是因為一直未能有專業經理人的產生：「放眼香港樂壇，大家說起張學友就自然會想起陳淑芬，說起王菲就會想起陳家瑛，但是廣東樂壇這麼多年來，除了培訓出陳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經理人，許多所謂的經理人都不過是高級保姆而已。樂壇光靠音樂人創作是不夠的，也要靠經理人專業運作的支持。」
音樂人李廣平也同意這樣的說法，「經紀人是另外一個行當，他是藝術市場這個行當，而我們是藝術創作和藝術生產的行當。現在回過頭來，這一部分的缺陷蠻大，如果有很好的職業經紀人，完全可以把廣東的這部分歌手籠絡住，完全可以很興盛地做下去，不至於現在半壁江山全部沒有了。現在我們廣東的職業音樂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說在廣東混過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樂壇本身的機制不健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廣東本地特殊的語境。
林依輪說：「廣州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語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後起之秀如張敬軒出來後，我更發現，南方樂壇可能更適合會粵語的本土人士。而且，現在演藝界的南北概念已經模糊了，之所以還有『南北對立』一說，是因為人歷來好鬥，當北方湧現出那英、田震這些優秀歌手時，所謂的『陣營』也就出來了，有了『陣營』，『抗衡』的說法也就出來了。」
廣東樂壇從一開始受港台音樂的影響也很嚴重，不管是曲風、創作、商業機制上都有明顯的「複製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現了一批「廣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廣州羅文」之稱的李華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粵劇團演員的他以羅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廣東家喻戶曉；廣東省民間樂團的歌唱演員陳浩光則被稱為「廣州鄭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廣州第一手粵語原創歌曲《星湖盪舟》。此後幾年間，這種模仿歌手越來越多，知名的有「廣州劉文正」呂念祖，以及「廣州鄧麗君」劉欣如。
音樂人李海鷹也認為，廣東音樂的大起大落與商業因素密不可分。「廣東學香港，什麼賺錢做什麼；而北京的很多音樂人都一直在埋頭創作，首都濃郁的文化氣息和更自由的創作空間吸引了更多的音樂人。」
陳小奇說，「廣東的流行樂壇是在市場大潮之下催生出來的，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來得及形成一個健康的成長機制。這就造成了音樂人行為的短期性，只顧應對眼前的變化，而忽略了長期效益，這為廣東流行樂壇日後的跌落埋下了伏筆。廣東流行音樂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現鼎盛時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卡拉OK興起，而廣東的作品很適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時的卡拉OK就成了廣東流行樂壇賴以生存的基礎，後來卡拉OK漸漸淡出市場，廣東樂壇一時間找不到新的拓展機制，於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創作者心浮氣躁，堅持不下去改行做別的了；歌手們也走得倉促，沒有攜起手來共同應對港台樂曲的衝擊；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積極推出原創歌曲，因為搞製作、做歌手、作宣傳要花錢，可錢投進去了，由於盜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來，所以他們乾脆來實惠的：市場需要什麼就做什麼。這些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長遠規劃的做法，是導致廣東流行樂壇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嚴明說，「港台湧過來的東西確實不少流於表面，我們歌手留下來的話，實力跟他們完全有一拼，只因為歌手們走得倉促，南方也未能創造更好的條件留住他們，所以才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個廣東樂壇沒有任何方向，在全國的影響也日漸式微。雖然在2002年間，本地歌手張敬軒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轉樂壇的這種局面，最終張敬軒也赴香港發展。2009年廣東音像出版界「四大鉅子」之一的「新時代」也宣告破產，《每日經濟新聞》認為，「新時代」的落幕並非偶然，而是整個音像行業走向衰落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