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說：「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會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有一種不知『此身何屬』的茫然。難怪一到節假日和下班後，深圳的飲食娛樂場所會生意火爆人滿為患，這裡面並不完全是商業上的應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確，深圳人是很看重娛樂的，以至於有『樂在深圳』一說（前三句則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廣州』）。這裡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年輕人總是比老頭子愛玩；第二，深圳的生活節奏太快，工作太緊張，很需要放鬆；第三，『拚命工作，盡情享受』是一種現代生活觀念和現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現代意識的。但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還沒有對深圳產生家園感。深圳之於他們，只不過是謀生存求發展的競技場，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時間，就應離它而去，而且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有車一族會在雙休日開車到東莞去釣魚，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則會離開深圳外出旅遊。再不濟，也得到歌舞廳茶藝館坐坐。那裡和競技場（公司或單位）相比，畢竟『別有洞天』。反正這個時候，是沒有多少人會呆在『家裡』的，有的人甚至會通宵在外。因為在這個心理上感情上並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裡，我們原本就無家可歸」。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覺，與這個城市總是有距離，而在廣州，人與城市也有一層隔閡，這個隔閡就是「粵語」，語言這個本用來日常交流的工具，卻成了一種身份標籤，是「本地人」與「北佬」的識別標誌。
2.粵語同你「拗撬」
拗撬，粵語裡的念法是坳（ao，陰去聲）叫（giu，陰去聲）。意思是鬧矛盾、過不去。例：「個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這孩子生來喜歡與人過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廣東，別的先不論，單是語言關，就很不好過，常常讓人感覺是粵語故意與你「拗撬」。
不過，廣東人有時也覺得是普通話在擠兌粵語。2010年7月25日下午，廣州地鐵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廣場聚集了1萬多名市民，這些市民通過「粵語散步」的行為抗議廣州政協委員的提議——「把廣州電視台的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語為基本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或在這兩個頻道的主要時段中用普通話播出，以適應11月前來廣州參加亞運會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語言環境的需要」。
雖然提議本身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對於不懂粵語的遊客來說，增加更多普通話播出的節目以便於他們更多的瞭解廣州、獲得資訊。但是，卻似乎觸動了廣州人捍衛「本土文化」的神經。這種反應不免讓人困惑，因為現在每個衛視幾乎都是用普通話播音，方言類的節目反而招致非議。但是廣州卻相反，電視播音幾乎一律為粵語，增加普通話的內容反而引起牴觸情緒。
也許廣州人會為自己辯解，他們與粵語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個地道的廣州人，從小生長在廣州的老城區，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夥伴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們對粵語的感情很濃。首先它是一個生活交往的基本載體，它不僅僅是相對於漢字的發音系統，而更多的包含了廣州人歷史文化的各個方面。很多粵語是無法被準確地翻譯為普通話的，當要勉強翻譯的時候，就會失去粵語本身的很多神韻與味道。這在各種語言的翻譯過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當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在現代全球化大一統的時代下，粵語的確是廣州人能夠交流的獨特載體。說起小時候的粵語表達方式，總會有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
實際上，在廣州人強烈捍衛粵語的同時，他們忽視了粵語施加在客家話、潮州話和閩南語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仍然是一個多方言共存的社會，人口超過1%的方言組別有九個」，而如今「幾乎是粵語為單一語言」（《從方言雜處到廣府話為主》）。面對粵語在廣東、香港等地的強勢，以及客家話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圖騰子在《南方週末》撰文稱，客家話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廣府話劣質的，「至少，不要充滿優越感地誇誇其談，不要自大到以貶損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話）為樂，不要對大魚食細魚、細魚食蝦毛無動於衷吧。如果你覺得大魚吃小魚天經地義，那麼遲早有一天你會在更大的魚面前束手無策。」
無疑，在這場所謂的「粵語保衛戰」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語言之間的競爭關係。「作為強勢文化，粵語在廣東省境內對其他方言的作用，與從全國視角看，普通話對粵語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個背景實力更強的語言對另一個語言的排擠」（《「粵語保衛戰」背後的荒誕與可悲》）。
而面對這樣的競爭，面對粵語「吃掉」其他相對弱勢方言的結果，其母語為客家話的香港作家陳雲卻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報專欄文章裡，這樣表明立場：「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侗、黎等少數民族語……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但是，語言學家劉鎮發撰寫的論文《香港兩百年來語言生活的改變》等，都揭發了此中的「人為」因素。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粵語的是是非非，只不過當事人對競爭後出現的「吞併」現象，持樂見其成的態度，值得玩味。在廣東人看來，狹路相逢勇者勝，這是天經地義的。無論你當時持有何種「武器」或「暗器」，能擊敗對手，最終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一條血路，那你就是當之無愧的英雄。廣東人認可並施行這樣的處事原則。
於是，面對激戰之後獲勝的粵語，即便這並非他們或自己父輩的母語，也照樣力挺之。這是他們對待勝利者的態度。而外來者要融入廣東人的生活，就必須接受語言上的「挑戰」。適者生存。
於是，對於所有身處廣州的外來人口而言，粵語向他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發起的「挑戰」，就成為他們融入這個城市的一道桎梏。一位網友說：「在廣州生活2年，唯一對廣州不滿的就是到處講廣東話，包括電視台（除了廣東衛視外，其他台基本上都講廣東話）、電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地方。這給外地人帶來很多不便，比如看電視基本都看不懂，90%都是講廣東話，連大陸拍的電視劇也翻譯成粵語！還有就是本地人與人交流基本上都講廣東話，而我每次都要多說一句『對不起，你能跟我講普通話嗎。
』其實對於一個有著大量外來人口的大城市，在全省推廣廣東話是不可取的，因為這不僅不方便外省人、也不方便本地人（廣東其實還有很多方言的如：客家話，潮汕那的閩南話）。保護地方方言是好的，但廣州做的太過火了，要是每個城市都像廣州一樣，那中國的方言就遍地開花了。而我感覺廣東捍衛粵語的原因卻是：（1）廣東經濟實力強，外出工作的人比較少；（2）受香港影響，感覺說粵語很有優越感。廣州不是只屬於廣州人，廣州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外地人，難道你就不能大度點、包容點嗎？既然普通話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聽的懂，你何必還要多此一舉呢？難道你們廣州人眼裡只有你們廣州人嗎？或許有人會說去一個地方要入鄉隨俗，我們何嘗不想融入這個社會呢，但學一門語言容易嗎？我不想因為語言不通而造成生活和工作的不順。」
同樣，《聯合早報》特派廣州的記者楊永欣，作為一個「外來者」也有他的感悟：「我在廣州工作和生活的兩年半里發現，一般廣州人雖然可以包容外地人在廣州討生活，但外地人若要真正被接受，就得先掌握粵語。例如，一些本地的出租車司機會堅持講粵語，儘管乘客很可能對粵語一知半解；兩個廣州人交談時用的是粵語，即使是當著聽不懂粵語的外地人的面；最近乘搭廣（州）九（龍）直通車到香港，也發現車上的列車員只講粵語，不講普通話，給人一種只有講粵語的人有條件去香港似的。對於粵語，廣州人還是存在著一種優越感，也希望身邊的人都能使用它。不過，正如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多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鍾南山院士日前指出，普通話有4個音，粵語有9個音，因此外地人要學會粵語相當困難，他們聽可能沒問題，但要他們會講就有點過分要求了。」
方言在現代意義上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地方語言，由於地區經濟的發展使得這些方言的地位也逐漸提高，相應的，人們的優越感也逐漸在方言上體現出來。
粵語在內地的吃香從現在已成永久性的詞語身上就可以看出來，像「T恤、打的、埋單」等，而廣東曾幾何時的經濟地位在「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這句流行語中也可見一斑。經濟發達加上流行文化使得廣州的粵語情結更加傲慢。許多在廣州流浪多年的人都覺得對廣州人對普通話確有一種毫不掩飾的隔膜感。
當然，對於一個外地人而言，如果不能融進當地的語言，也很難融進當地的社交圈子，也就永遠只能游離在外省人的邊緣狀態。即便聰明機靈的外省人試圖通過模仿粵語「入鄉隨俗」，但還是會在廣州本地人面前被識破——「此兄不是說粵語的」，因為本地人的粵語尾音很難學會。
廣州使用「粵語」將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自然分隔與邊緣化，外來人在一個不同的語境中生存，難以產生親切感與共鳴，反而，倍增「異鄉人」的孤零與漂泊感。
3.「市態」之城
易中天曾言，廣州「市態」種種，此「市態」就表現為商業性。在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費勁）、抵肚餓（挨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乃至「抵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見一斑。
市場化歌手
廣州人對於「商業」的詮釋到了如火純情的地步。樂評家金兆均回憶：「流行化的商業演出，廣東相對在這方面就是比較早。1979年，廣州就出現了所謂的『音樂茶座』。1977年，畢曉世就組織流行樂隊。1984年和1985年，北方還在對流行音樂爭議的時候，那邊流行已經比較社會化了。1984年，歌舞廳已經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廣州，它的電影院已經變成商業化的了，那時候的電影院裡面已經有了檯球廳，就是連唱帶玩兒的都有了。」
「音樂茶座，最開始是想針對香港的客商。」廣州著名的詞曲作家陳小奇說，「因為當時廣東一直在搞廣交會，音樂茶座就是為廣交會服務的。最早的時候一般市民進不了，因為它的門票不是人民幣，當時是兌換券。後來茶市場需求越來越大，茶座越來越多。老百姓就誰都可以進去了。接下來從音樂茶座發展到歌舞廳，從歌舞廳發展到夜總會。」當時，最早創立音樂茶座的是廣州東方賓館的花園餐廳，他們在1978年冬季辦起了一個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台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廣州其他的賓館酒店紛紛效仿。一年後，廣州的音樂茶座達到75間，座位數超過當時廣州所有戲院的座位總和。
音樂茶座在酒店和賓館的流行，也使得輕音樂隨之興起。這些輕音樂隊的名字往往以「紅」字開頭，比如「紅玫瑰」、「紅棉」、「紅牡丹」等等，樂隊與掛靠單位之間的關係也相當複雜，「走穴」、「炒更」（粵語，指從事第二職業）的提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樂隊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台流行音樂，也有國內如蘇小明、王潔實、謝麗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場的報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個歌手一天可以走幾個場，這樣的收入在當時算高的了。
為了配合歌手的演出，廣東樂壇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專業唱片公司，專業唱片公司的進入就等於初步建立了唱片工業體系。
這個體系中的第一環就是「扒帶子」：給引進的港台地區和日本電視劇重新配樂，通過這一過程，讓一批音樂人從中學習到了例行音樂的編曲方式。「當時北方音樂人也開始涉及流行音樂創作，但是北京受傳統的北方民歌影響比較多，相對來說豪放大氣一點。比如雷蕾1984年寫《四世同堂》，郭峰1985年寫《我多想》。但南方那邊更洋氣一些，抒情類的比較多。」金兆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