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以來，地球上幾乎每天出現一座大壩，全世界已花費了兩萬億美元建造了4.5萬座大壩（按世界水壩委員會的定義，壩高在15米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大型水壩的國家，科羅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壩開了世界大型水壩之先河。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水壩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當時各國快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大壩被看作是解決問題的優先選擇。上世紀70年代，水壩建設達到了頂峰。到了上世紀80年代，水壩建設開始衰退，大家開始反思大壩帶來的負面效應。到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等發達國家認為應該結束大壩時代。
世界知名的阿斯旺大壩的「悲喜」遭遇，即是上述論斷的最現實佐證。
阿斯旺大壩曾是世界七大水壩之一，位於埃及，距開羅以南600英里處，大壩氣勢磅礡，猶如一條巨虹，將尼羅河攔腰截斷。壩堤足有40層樓高，全長3830米，最寬處有980米。歷經10年，耗費10億美元，於1970年建成。
阿斯旺大壩被認為是埃及現代化的起點，它的建立一勞永逸地解決尼羅河年年發洪水的困擾，並且水位落差產生的巨大電力也成為尼羅河三角洲邁向現代工業文明的重要動力。
尼羅河三角洲是尼羅河從發源地到注入地中海形成的扇形衝擊平原，儘管尼羅河三角洲面積只佔埃及全境的2.5%，但95％以上的人聚居在這裡，全國的主要農業區也集中在這裡，還擁有非洲最大城市開羅和重要商港亞歷山大。因此，洪患曾經是埃及人最憂心的問題。
2000年6月初，在阿斯旺大壩建成30週年前夕，阿斯旺大壩管理局副局長穆罕默德如對世界宣告：「阿斯旺大壩的首要作用是防洪。大壩的建成從根本上解決了埃及的防洪問題。現在的埃及人已無須再像他們的先輩那樣為洪澇災害而擔憂了！」
穆罕默德如沒有說出阿斯旺大壩的另一面。在紀錄影片《大壩憂患》中，製作者提到了他們的發現：
歷史上，尼羅河水每年氾濫攜帶而下的泥沙無形中為沿岸土地提供了豐富的天然肥料，而阿斯旺大壩在攔截河水的同時，也截住了河水攜帶而來的淤泥，下游的耕地失去了這些天然肥料而變得貧瘠，加之沿尼羅河兩岸的土壤因缺少河水的沖刷，鹽鹼化日益嚴重，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因而抵消了因修建大壩而增加的農田。
與此同時，由於沒有了淤泥的堆積，自大壩建成後，尼羅河三角洲正在以每年約5毫米的速度下沉。專家估計，如果以這個速度下沉，再過幾十年，埃及將損失15％的耕地，1000萬人口將不得不背井離鄉。海岸線遭受海水任意侵蝕，平均每年後退3米，埃及國土在被悄悄吞蝕。
惡化壩與三角洲關係的發現還有：水庫淤積造成的新洪災隱患、血吸蟲病流行、物種滅絕等等。
一份早在1997年發表的論文也闡述了類似觀點：阿斯旺大壩建成後，尼羅河下游河水的含沙量驟減，水中固態懸浮物由1600ppm（百萬分之一）降至50ppm，混濁度由每升30至300毫克降為15至40毫克。河水中泥沙量減少，導致了尼羅河下游河床受到侵蝕，大壩建成後的12年中，從阿斯旺到開羅，河床每年平均被侵蝕掉2厘米。河水下游泥沙含量減少，再加上地中海環流把河口沉積的泥沙沖走，導致尼羅河三角洲的海岸線不斷後退。一位原埃及士兵說，他曾站過崗的燈塔現在已陷入海中，距離目前的海岸竟然有1到2公里之遙。
該篇論文分析個中緣由時認為，河流搬運大量泥沙進入海岸帶，以沿岸流的方式加入海灘，河流泥沙量的變化將引起附近海灘泥沙的收支平衡，而當修建水壩等造成泥沙來源減少時，海岸將會發生侵蝕。
三角洲一面下沉一面縮水，曾經大受裨益的尼羅河三角洲對阿斯旺大壩愛恨交加。
埃及人當然也注意到了上述現象，這個國家未費太多周折即成立了「阿斯旺大壩副作用研究所」和一個部長委員會，計劃5年內投入22億美元，對尼羅河的水質監管系統進行升級改造，保護尼羅河的主河道環境。
不過，根本的解決辦法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水利治理。
埃及的思路是轉移人口再造一個新埃及。
埃及有關專家一致認為，只有通過興建新家園、改變人口分佈過於集中的現狀，才能真正緩解阿斯旺大壩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在水資源的利用開發方面要放棄「固守尼羅河河谷和三角洲」的舊思路，把目光投向尼羅河兩邊的東西地區，「向沙漠進軍」。
目前埃及政府已在著手修建兩個大型引水和調水工程：「和平渠工程」和「新河谷工程」，計劃將尼羅河水分別引到西奈半島沙漠地帶和西南部沙漠腹地，在那裡開闢新的家園。
埃及人艱難地做出了決定：逐步離開他們熱愛的尼羅河三角洲，這不能說和阿斯旺大壩沒有關係。
阿斯旺大壩在埃及文明強盛發展的版圖上，曾發揮了一己之力，又因自己一手導致的「三角洲重症」從被膜拜的頂端走下神壇。
阿斯旺大壩和尼羅河三角洲錯綜複雜的關係、命運走向，或許是水壩與三角洲文明的一個典型的樣本。
家園縮水的困惑不惟尼羅河三角洲。過去100多年來，美國德克薩斯州海岸帶損失的土地是獲得的土地的4倍，其主要原因是大壩建成後，河流帶入墨西哥灣泥沙的減少，引起了海岸發生侵蝕後退。在我國，由於修建水庫和開採河道砂石，造成秦皇島市附近的海岸入海泥沙補給減少，引起了海灘侵蝕加強，海灘變窄，海灘沙變粗，上世紀50年代修建的位於海岸上的碉堡早已沒入海水之中，遠離今天海岸線60餘米。類似的弊端也出現在肯尼亞的姆韋亞水電站、中國台灣地區的美濃水庫等很多地方。
在中國，已有研究者對於上游泥沙積聚和三角洲的生長關係進行更詳實的數據研究。
這項研究成果是由華東師範大學河口海岸國家重點實驗室2009年作出的，研究者彭俊和陳沈良的研究對象是我國的黃河三角洲。
他們發現，當入海總水沙量比在0.0257t／m左右時，河口附近岸線延伸，三角洲造陸面積增加。但近來年入海水沙量的急劇減少，特別是黃河口清8出汊以後，黃河入海年沙量僅為1.62億t，總水沙量比只有0.0135t／m，河口三角洲整體已表現為侵蝕。
該項成果遺憾地宣佈，約在1997年，整個黃河三角洲由淤積轉變為侵蝕。
研究者並指出，氣候變化是入海水沙量年際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但人類活動的影響也是入海水沙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流域內水庫或大壩建設對徑流的調節和對泥沙的攔蓄，使入海水沙減少，河口三角洲因此延伸減緩或遭受侵蝕，給近岸工程和人類居住空間帶來不利的影響。
該項研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類似意思，研究者認為，河流入海水沙是河口地貌塑造、岸灘演變和近岸泥沙輸移的主要影響因子，也對海岸帶環境和河口附近的沉積體系造成深遠的影響，河流入海泥沙變化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
一千萬美元買來一次全球大吵架
水壩繁榮了三角洲，水壩也侵害了三角洲，怎麼辦？
對於水壩的態度，幾十年來，世界並未達成共識。
綿延至今劍拔弩張的爭吵，透露的信息是尚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不為公眾所知的是，2000年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轟動世界的大壩「鬥爭」。
這次「鬥爭」的導火索是花費了近1000萬美元、歷時兩年半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大壩的弊端被史無前例地「曝光」到最高程度。
從報告誕生的那一天開始，與之相關的爭論便一直持續了很多年，它甚至成為了世界水壩發展史上的一個標誌。
這份報告名為《水壩與發展——決策框架》，共380頁，發佈者是世界大壩委員會（以下簡稱為WCD）。
這個世界組織1998年2月成立，人不多，委員共有來自8個國家的12名成員，在完成該份報告的任務後即解散。最初的發起者是國際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聯合會和水壩建設的主要貨幣支持方世界銀行，出錢的有50多個單位，包括世界知名能源公司、世界環保組織以及一些國家的政府機構。
這個組織包括來自工業界、水壩擁有者、政府和環境團體的代表，按照其官方網站的說法，該委員會作為一個獨立機構而設立。1998年5月正式啟動後，世界水壩委員會通過各種方式對全世界123個大壩進行了分析和審核工作，對巴西、挪威、巴基斯坦、南非、泰國、土耳其、贊比亞、津巴布韋等國的8個大壩進行了立項研究，並將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以及新成立的中立國家作為研究參考。
2000年11月16日在倫敦舉行報告，引起了轟動。報告發佈會得到了世界著名政治家、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的支持，當天共有400多人出席，包括90餘家媒體，同時還有數千人通過世界水壩委員會網站瞭解會議。在隨後近半個月時間裡，委員會秘書處的許多委員和成員們環遊世界宣傳、介紹他們的工作成果。
這份報告評估的結論不局限於水壩阻擋泥沙續補三角洲這一問題，WCD最後得出的結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水壩在建成後都能實現預期的效益，其成本也往往遠遠超過預算，而且還會給當地居民帶來健康及經濟的負擔。
在三角洲的永續發展問題上，WCD的看法是人為調節的水流取代自然水流後，使土壤沉積中斷，從而導致耕地及牧場的消失。
WCD發現的水壩其他「罪錯」還有：所調查的52座灌溉型水壩，有半數以上未能實現預期的耕地灌溉目標。華盛頓州科羅拉多河上大古力壩，其灌溉的土地面積，僅為預期目標的一半；29座供水型水壩，有１/４的水壩所能提供的水源尚不足預期目標的一半。曾為環境保護組織資深科學家、WCD委員德博拉·摩爾（DeborahMoore）說，水電壩中也有一半未能實現預期的發電目標。
水壩的建造往往耗資巨大。WCD調查的水壩中，有三座水壩的造價都在60億美元以上。這些大型項目的集資渠道非常廣泛，包括銀行貸款，如世界銀行、亞洲、美洲、非洲發展銀行，以及私營資本。並且，實際造價往往超出預算。摩爾說：「我們調查的81座水壩中，75%的水壩實際上都超出了預算，平均超出預算值為56%。」
WCD發現水壩造成的涉及面最廣的危害還是其對人類生存的不利影響。WCD估計，由於建壩會淹沒周圍的土地，約有4000萬至8000萬人口，幾乎是每年400萬，被迫離開家園重新定居。
從水庫區遷移出去的人口喪失了他們賴以維持生計的漁業及森林資源。根據WCD的報告，喪失基本生活資源會造成這部分人口營養不良，甚至死亡。例如20世紀50年代，贊比亞—津巴布韋交界處修建卡裡巴大壩，迫使5.7萬人遷往一個資源貧乏的地區，使其生存受到威脅。
對於建壩而來的移民問題，中國科學院曾有類似的研究。在分析三峽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時，中國科學院指出：工程最具破壞的方面是大規模的移民和大片土地被淹沒。開工之前，相關單位就圈出了將被淹沒的19個縣的部分地區。2010年初，《中國日報》最新文章又指出，三峽工程會另外增加30萬移民，此前113.8萬移民已經動遷。
值得一提的是，百萬移民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轉移至長江三角洲地區，而隨著全球氣候變化下三角洲令人憂心忡忡的命運，已經有外國研究者提出將三角洲人口內遷的建議，複雜的氣候形勢，給決策者造成了相當大的障礙。
在WCD研究之外，反壩者提出的大壩「惡行」還有：破壞河流生物多樣性、誘發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破壞或淹沒自然、文化景觀資源和遺產；導致血吸蟲病、瘧疾等疾病高發；產生大量沼氣和碳氧化物等等。
一篇被61個國家、247個組織使用，名為《大型水利工程不屬於可再生能源的12個理由》的文章還指出，大壩使得很多國家患上了水利發電依賴症。該文稱，有63個國家一半以上的電力都是依賴水利的，這些國家大多集中在南半球和前蘇聯國家。這些依靠水利的國家大多已經領教過了乾旱，還包括能源短缺和停電，這個問題更被認為會隨著全球氣候變化而加劇。然而，正是在這些國家，大型水利工程還在不斷上馬。
暴露的問題還在其次，WCD報告最引發爭議的是其提到的建壩原則。WCD給水壩開發項目提供了具體的決策原則和實施細則，即贏得公眾的認同等建壩的七項戰略優先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