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梟偷偷躲到湖邊，放聲大哭。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死亡——再也回不去了，再也見不到了。
地震之前，住在漢旺鎮的薛梟最遠僅去過重慶，從來沒有坐過飛機。
地震之後，他已經記不全自己去過多少地方了，北京至少去了三次，上春晚，看奧運，接受「抗震救災英雄少年」的榮譽。還有美國的白宮、迪士尼樂園、美國太空總署肯尼迪宇航中心——薛梟提前太多實現了自己要出國見識一下的願望。
父親薛新國和母親譚忠燕，都是漢旺工廠的工人，在地震以前，他們認為生活在漢旺這個全國百強鎮，已經足夠「巴適」（方言，表示舒服）。「沒想到隨兒子走了一圈，我們才長了見識。薛梟不應該留在漢旺，他應該走得更遠。」薛新國常常對前來採訪的記者這麼說。板房屋裡的電視櫃上，放著薛梟和母親在鳥巢前的合照，但薛梟已經很少回來住了。
薛梟獲救之後，大量媒體湧到醫院去採訪他。每次面對電視台鏡頭，兩位家長總是躲得遠遠的，躺在病床上的薛梟，倒是慢慢習慣了，精神好的時候跟記者開兩句玩笑，說「我沒穿衣服，讓我起身不就變了裸奔？」精神不好的時候，盯著別人送的手提式DVD看動畫片，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謝謝，謝謝。
薛梟不是個「安分」的病人，住院期間，他多次飛往國內各地做演講，參加活動。每到一處，人們總要請他喝可樂，他長胖了20多斤，下巴變得圓潤起來。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我只想上好學。過兩年你們把我忘了，也很正常，我總不能到60歲了也被喊作『可樂男孩』。」
薛梟說話的時候，經常是略帶戲謔的語氣，標誌性的小酒窩若隱若現地掛在嘴邊，眼睛偶爾轉過來，才望一眼對話者。除了一些程序化的回答，比如感謝社會、回報國家之類，大多數時候他更像是和問長問短的成年人在玩文字遊戲。
這個生於夏天的少年愛笑，也愛開玩笑，這是他的天性使然。
2008年12月31日，他出院了，原先空蕩蕩的右袖管裡裝上了價值16萬美元的義肢。這是某著名可樂公司贊助的，但他拒絕為該可樂代言。「我不能用地震來賣廣告賺錢。」他說，被救出來的時候不說喝可樂，也會說別的飲料，這完全是個偶然。
訪美期間，佛羅里達州理工大學的校長承諾，只要英語成績達到相應的托福水平，就可以錄取他並全額提供獎學金。為了惡補英語，他沒有回到東汽中學，而是選擇了成都實驗外國語學校（西區），一所民辦全英語教學的重點學校重讀高二。
到了新的學校以後，薛梟覺得壓力大，一方面每天媒體採訪，佔用他課間休息時間，甚至導致他月考也沒考全；另一方面，他的成績也始終處於中等水平，常常會為一道做不出的代數題鬱悶一天。但他都不怎麼跟身邊的人提起，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秘密都隨著好友的離去，掩埋在了廢墟當中。
高峰期，薛梟每月的手機費就要500元。接聽採訪電話，或者和活動主辦方商議日程，一打往往就是一小時。他是個很有主見的孩子。
在東汽中學，同學們叫他梟哥；在外語學校，他叫可樂。同樣的事情，梟哥和可樂，有著不一樣的解讀。
比如說，將來的志願是當一名李嘉誠式的成功企業家。可樂會說，地震的時候李嘉誠捐了很多錢，幫助了很多災區人民。我也想做一名慈善企業家，這樣可以回饋社會對我的關愛。而讓梟哥回憶過往，他會說自己從小就對做生意有興趣。在漢旺中學念初中的時候，他替住校的同學買些輔導書，順便收些許「跑腿費」。老師逮個正著，不知該氣還是該笑，說梟哥啊梟哥，你這麼小就有生意頭腦？梟哥不怕這樣的批評，他還挺樂的。
又比如，可樂會說，我最崇敬的名人是周總理和溫總理！梟哥則欣賞日本卡通《海賊王》裡主角耍寶的個性，愛聽流行音樂，手機裡反覆播著歌手歡子的《原諒我一次》，就是那首「BabySoSorry，Baby別傷心」。
但在新老同學眼中，薛梟的個性是統一的，幽默、樂觀、風趣。薛梟的新同桌唐顏東在開學禮上看到大大的橫幅，「歡迎可樂男孩」，他以為可樂男孩是哪個兒童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藝名。成為同桌後，薛梟還一本正經地承認，自己的確是個主持人。「他真是讓人防不勝防。」唐顏東現在已經是薛梟在新學校最要好的朋友。
2009年5月，在熱鬧的成都春熙路街頭，薛梟遠遠地向朋友揮手，人群中不時有目光投向他右手空空的袖管，薛梟卻絲毫不在意，胖胖的臉上始終洋溢著靦腆的微笑。
5月12日他要去參加陳巖的婚禮，就是那個在汶川地震中救了29人的「最牛志願者」，其中也包括薛梟。但因為他胖了20多斤，以前的好多衣服都小了，所以只好和朋友一起出來買件合適的襯衣。他要在婚禮上擔任「伴童」。
「『5?12』汶川大地震是屬於2008年的，已經是過去了，我不能一直停留在悲傷中，生活還要繼續，前面的路還很長。陳巖也希望通過在5月12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舉行婚禮來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逝者安息、生者堅強。」薛梟很少去回想那場災難，他想得更多的是將來。
「可樂男孩」也有些少年老成的感覺。但這不能怪他，從2008年5月12日那天下午開始，這個少年經歷了太多，在大地震中接受生死考驗、痛失右手、受到全社會關注，去北京上春節聯歡晚會，還跨出國門到美國轉了一圈。這些都是地震前薛梟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好像一年裡一輩子的事情都擠來發生了。」
然而，樂天的他從沒讓自己消沉過一分鐘。2009年「五一」假期，他回家後還和以前的一些同學打了場籃球，他一人就得了一半的分數。失去了右手，無法像以前一樣靈活地打籃球、玩電腦、寫字、拉拉鏈，但和那些永遠倒在廢墟裡的同學相比，薛梟認為自己非常幸運了。
生死一個輪迴，誰都逃不過。既然還沒輪到他去跟死神報到，那麼，他就要盡情盡興地活。「我發現自己用左手的投籃命中率比原來用右手還高。我還要加緊訓練，爭取『右手』也能快點用起來。」和朋友說這些的時候，薛梟的眼中充滿了自信。
2009年9月，薛梟成為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的大一新生。學校免去了薛梟4年的學費和住宿費，但其他方面對他都是一視同仁。他說：「就該一樣嘛。我本來就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更何況，現在我能用一隻手做兩隻手的事了。」
他憑一隻左手運球、投籃，在控球後衛的位置上如魚得水，課餘常常和同宿舍的男生一起在籃球場上賽一場。來上大學前的那個暑假，他還在綿陽市中心一家體育用品專賣店找了份兼職，既給家裡開源節流，也能鍛煉自己。他並不覺得自己和任何一個19歲少年有何不同。
由於沒了右臂，學習時多了一分艱苦。比如參加考試，薛梟用左手寫卷子，最初動作不熟練、字也歪歪斜斜，自然就比同學們慢。為這個，薛梟曾刻苦練習左手寫字，從沒提出過特殊照顧，終於，他順利通過了一次次的考驗。上課記課堂筆記，有時實在來不及，下課後馬上找同學抄，一點都不落。如今，他已經能用一隻手寫字、學習、玩手機和電腦、洗澡。
對於大學畢業後的規劃，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兩個選擇：一是在上海找份穩定的工作，二是回四川創業，當連鎖酒店的老闆。對未來，他一直很有信心。就像當初被壓在廢墟裡的時候，他堅信自己不會死。
對於生死，薛梟不敢說自己已經看透，他甚至不敢說自己不怕死。事實上，他怕得很。但活著要經歷的種種，包括對死亡的恐懼，在這個「可樂男孩」看來，都很正常。
他不太記得那個日本作家的其他作品，唯獨對那篇《向陽之詩》印象深刻——有個男人，快死了，所以他造了一個機器人給自己送葬，並給了機器一顆心。有了心的機器人喜歡上了男人，對死亡產生了恐懼，並對男人的死痛苦不已。他說：
「我恨你，恨你在製造我的時候，把心也組裝到我的身體裡。」
「但是，現在，我仍然感激你，如果不是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我就看不到鋪在山岡上的草原。如果不是被裝上了心，我就不能享受眺望鳥巢的喜悅，也就不可能在喝了苦咖啡後咧嘴。與這個世界的閃光點相逢，是多麼值得的事情。這樣想來，就連內心痛苦得要流血的感覺，都讓自己覺得是活著才有的寶貴的證據……」
薛梟喜歡這段話，因為這也是他的心聲。下次，薛梟想，如果再有人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總是笑呵呵的，看起來總是那麼開心？他就這樣回答對方：「因為我坦然接受一切，包括對死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