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整體，需要經過工業化的階段，需要靠投資推動，靠工業化來拉動經濟的成長，在現有的發展體系中，上海不可能離開這樣的發展模式而走得太遠。以這個思路，上海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從經濟上完全脫離，再回過來提供服務。所以，在二十年時間，尤其是浦東開放開發以後，經濟增長非常好，和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步子是一齊繁榮、一齊增長，只是增長集中在上海的這個地方，變得更為有效應，但在增長模式上，沒有擺脫整個中國經濟增長依賴工業化的階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在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中充分發揮影響力，成為貿易、航運、信息等中心，對中國有更好的服務和輻射功能。但我們要思考的是，在達到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遠？」
作為行政特區，香港在向國際金融之都邁進的路上，自有他的優勢。正如香港特首曾蔭權所說：「我們相信，如果是任何企業，包括HSBC，其他企業，他們需要的是人民幣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們需要外資的話，不論是HSBC，還有內地的企業，都跑什麼地方去呢？選擇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並成為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的主要集聚地。這一過程中，面臨一個巨大挑戰——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局限性。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僅憑一己之力難以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問題又回到了一直以來對「上海模式」的利弊之爭。
所謂「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為發展的主體，對城市的各種資源進行盡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動上海的經濟發展。這種模式最為典型的特徵，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來承擔政府經濟發展主體的功能。
張軍關於上海效仿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大膽建議，言下之意也是在說上海要盡快擺脫「上海模式」。否則，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之都的道路將十分坎坷。
政府主導經濟、投資驅動的模式，其優點顯而易見。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資本，強勢發展某一產業，效果當然立竿見影；但由政府主導之下的經濟，其主體往往以國有企業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為主，效率不高，道德風險也較大。更重要的一點，是上海一旦以國有資本和行政手段進行資源配置，市場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還很大：「現代國際金融中心的確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從現代市場演進與發展的情況來看，任何市場的建立都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如果一個市場的形成更多是政府為主導，是人為因素，特別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麼這個市場要得到健康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目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來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體現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甚至於要進一步把政府主導作用和干預效果的重點，放在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傾斜上。」
如果上海繼續維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順利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這個結果，誰都不敢預測，就像誰都不會當著新生兒父母的面，說這個孩子將來可能成為廢物一樣，大家都習慣說吉利話，說我們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銳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會直接說這孩子沒有希望。
同樣的，當你被上海的豪言壯志感染，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她向金融中心轉型的建設大潮中，結果卻因為種種限制和「不公平」而導致事業受阻，前途未卜。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或許，上海直到2020年才會承認強勢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確實過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場經濟。當然，這只是或許。而且，諸如「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樣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憑一己之力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座城市，可以更換不同的領導班子或者戰略政策；上海，可以猶豫，可以犯錯，因為她有一個堅強的後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鄧小平視察上海，就給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鄧小平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化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他還說，「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麼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會輕易鬆手，讓別人攥在手裡。這樣當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錯，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順應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大潮，在這座城市裡搏擊一番，就必須認識到中途可能遇到的變數，以及你會為此付出的代價——遠的不說了，在這座城市裡，你最可能遭遇的「犧牲」，就是拚命賺錢，到頭來卻都給了房產商。
都給了房地產
張軍將上海近些年來經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的主要原因歸於外資和房地產業的貢獻，這一看法雖被上海市一些官員視為「偏激」，但是從2000年開始，上海市政府已將房地產作為上海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根據《經濟觀察報》的相關報道：「房地產業對於上海經濟的重要貢獻始自1990年代。統計數據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資在房地產領域的投入曾一度佔去上海全年引資比例的四成以上。這一輪的投資過熱，導致上海房地產業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場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難以消化。此後，從1999年開始，上海房地產業迎來恢復性增長，並於2000年被納入上海『十五』規劃中的六大支柱產業之一。自此，房地產業對上海GDP的貢獻逐年提高，已從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計劃中，預計到2005年房地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將達到7%以上，但房價的飛速上漲，已經讓這個產業提前兩年超額完成了「十五」計劃中定下的目標。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楊建文於2004年表示，當前上海經濟的支撐點主要有兩塊：汽車和房地產，但這兩個產業都已進入了風險期。
人們對於上海房地產業的質疑從未停止。從2003年1月開始，上海房地產價格開始瘋狂上漲，年漲幅超過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價年上漲率分別為3%、8%和13%。「如果房價高到任何人都無法接盤；空置房的供給達到最大，根本無法消化；人們對房產的投入也達到最高，無法繼續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產業崩潰的時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產業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張泓銘教授「預測」了這樣一天，這一天會到來嗎？
上海市政府確實沒有坐視現狀的發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局長蔡育天宣佈，房地局等相關部門將出台三項政策平抑上海房價，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預售標準。5月份，房地局副局長龐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預售標準政策的相關調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台，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應量將達到500萬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應的300萬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場將大大放量。
但是隨後的一些跡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門對於調控房地產市場頗費躊躇。龐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產市場形勢分析報告》中表示，「由於上半年上海出台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的效應正在逐步顯現過程之中，再加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程度還需後評估，希望信貸調控政策平穩落地，實現軟著陸……下半年，上海將以深化、細化、完善已出台的各項政策為主，保持產業政策的穩定性。」
業內人士認為，這樣的表態表明，在前期調控政策產生效果並對人們的心理預期產生影響之後，上海市政府部門將會「低調、慎重」地處理將對房價產生影響的調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
通知要求，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
新政發佈近一個月後，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實施細則已經亮相，但市場一直在等待上海細則的「靴子」落地。雖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關負責人於2010年5月13日向新華社記者表示，上海將堅決落實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一系列措施，在調控中「從嚴掌握」。
但這「從嚴掌握」的結果，就是國務院的「新政」出台百日後，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價達到了23242元/平方米，環比前周再度上漲10%，這一均價甚至大大高於房產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樓市專評網聯合提供的數據）。
中國新聞網於2010年8月30日轉載《上海青年報》的報道：「最近一段時間，搖號、排隊、扎堆，這些久違的現象在上海樓市再次出現。在前期調控新政陸續出台後，樓市成交量一度陷於低迷。但還沒等房價出現明顯回調，近期部分樓盤再度出現熱銷。」
開發商一定樂壞了，在中央的連環重拳下，上海房價不跌，購買熱情不減。不管是剛性需求也好，投資客重新活躍也罷，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讓有錢沒錢的都樂意為這塊風水寶地揮灑金錢和熱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員就表示，上海投資型購房逼近20%國際警戒線。「投機使得房產市場看似很活躍，需求很強烈，但投機者手中的房子並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給。」復旦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華偉說，「和其他資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續生產性，一棟房子的價格不論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價值並沒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費能力已經因為繁榮的樓市而捉襟見肘。面對畸高的房價，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興歎，有的跳槽離開，有的無奈揮別上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朱志遠在2010年3月接受採訪時透露，因為住房壓力，這兩年至少「嚇」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現在，三四十歲已成為科研的中堅力量。如果按照現在的房價作為參照系，幾乎都屬於貧困人口，沒有人買得起商品房。」朱志遠代表歎息道，哪怕從海外引進的「百人計劃」人才，單位能給予的補貼僅30萬，「這拿到市場上，根本是不夠的。」
2.流動，讓生活更美好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路易斯於1954年建立了發展經濟學的一種經濟模型，即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二元結構特徵：以古代村落為載體的農業部門和以城市為載體的現代工業部門並存。它認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是可能和必須的，是這種經濟結構發展的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