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中國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曾有感於「自由民主」對強邦富國的積極影響所提出的口號，一百多年來，中國由一個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帝國，演變成今天傲立於世界東方、初步崛起的世界強國，總結百年進程，可以探尋出中國歷史的客觀規律。
國力競爭最終是通過人的較量來體現和完成，這樣，人口素質的高低在國力競爭的博弈中就必然影響其作為舵手的作用發揮。即這樣一個民族：它擁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術教育，它的大學和科學設施是無與倫比的，它的化學實驗室和研究機構是首屈一指的。人口素質要靠教育來提高，有了發達的普及教育，才會有國民素質的迅速提高。這一點日本在近代明治維新時期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憑藉著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從而引起國民素質飛速提高，日本從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一躍成為國力強盛的國家，儘管日本在1937—1945年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在戰後短短幾十年時間裡，日本很快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國力躍居世界前列。
地緣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生存狀態，歐洲近現代的競爭史表明，地理環境因素對一國的作用不可輕視。地理環境因素不僅對一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國力擴張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一國在多邊或多邊戰爭中所處的戰略位置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就像近代英法較量中法國處處落敗，居於下風的原因：即地緣環境使得法國難以稱霸歐洲。美國人類學家賈瑞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曾比較歐洲與中國的地理。他認為，中國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大陸孤島。其北鄰極寒、西靠高原，南面是無限延伸的海與島，而東面則是浩瀚太平洋。在這個孤島之中，是從南至北幾乎貫通的連續耕作地。而歐洲則整個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幾座高山將這個歐洲分割成了幾個大塊。這種地理條件造就了一個宿命的結果：東亞大陸形成了統一國家，而歐洲地形導致了地域分裂。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曾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中，用歷史慧眼俯瞰在薄薄覆蓋地球這顆行星的「生物圈」中展開的人類史，遙望未來。湯因比強調地理與文化決定了國家的命運，並預言，「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做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中國今後在地球人類社會中將要起什麼作用呢？由於西歐各民族勢力的擴張和暫時的統治所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已經擺脫了這種統治力量，今後仍會按現在的狀況繼續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於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後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今天的世界混亂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人類是依靠著在全世界發揮作用的技術生存著。但是，技術也由於存在著不協調的140個地方主權國家依然繼續分割著地球而處於麻痺狀態。由此也可以想像過去戰國時代，秦始皇把厭煩混亂而筋疲力盡的中國民眾統一起來一樣，現在世界遲早也要通過獨裁的手法達到政治統一。」
歷史表明，從長遠看在每一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繫。其中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支持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其次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在一場大國或大國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由此可見國力競爭的主戰場是與經濟相聯繫的，勝利往往最終屬於經濟實力強大、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方。同時，國力競爭也難以忽略地緣環境的影響，地緣環境的差異會引起國力競爭地位的變換。
法國科學院院士，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對中國的明、清時期經濟，及歐洲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進行研究，他在《物質文明》一書中提出一個的重要的觀點，即是「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兩個不同層次的事物，而並非同一種事物。「『資本主義』，大體上是通常很少出於利他目標的這種營營不息的行事方式。」
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有著自己的局限性，「其本性只允許它在生產與消費之間扮演一個聯繫角色」。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拓寬，那種「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的市場經濟形式就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中間商的行為擴展、物價上漲、貿易方式隱匿，商人主宰市場等現象。而「這些鏈條拉得越長便越能避開規則和慣常的控制，資本主義的進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顯出來」。這時，就需要引進一個「資本主義」概念。因此，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的歷史現象是「遠程貿易」。這類貿易或從印度半島東南部包括馬德拉斯在內的科羅曼德爾海岸和孟加拉到達阿姆斯特丹，或從阿姆斯特丹運貨到波斯，中國和日本的零售商手中。商人們為了謀求本身的最大利益，採用了各種方法。
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慇勤。」「現代國家並沒有造就資本主義，而是繼承了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時好時壞。」國家有時給它提供方便，有時給它製造困難，有時任其發展，有時挫傷它的活力。「如果進行歷史追溯，人們就會發現，凡是國家勢力太強的地方，資本主義就得不到充分發展。法蘭西王國有其長處，但也有其短處：國家阻礙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在路易十四時代。不事先摧毀國家，——無論是封建國家或是非封建國家——，資本主義永遠不會發展起來；中國就是極好的例子」。資本主義的勝利取決於它是否由國家所體現。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城邦由金融寡頭執掌政權。在17世紀的荷蘭，攝政和貴族為了批發商和或資本家的利益並根據他們的意志治理國家。英國的1688年革命也標誌著商人當政。法國落後了將近100年：隨著1830年的七月革命的發生，商業資產階級終於掌握政權。資產階級一旦掌握了政權，它所建立的國家就很難說是一個弱國家了。
?布羅代爾通過闡述各經濟世界的中心變換即中心轉移，以及每個經濟世界都劃分為同心區域，他以歐洲以及它兼併的地區為例，指出歐洲世界的經濟中心曾五度發生移位，每次都是在「鬥爭、對抗、劇烈的經濟危機中實現的」。而新的中心的確立，並沒有什麼其他政策，「就是取而代之，為此而使用強暴行為乃是其中應有之義」。那些遠離中心的地區處境十分不利，「其實，資本主義正是靠這種規則的分級而生存的：外圍地區養活中間地區，尤其是中心地區。什麼是中心？即是統治的尖頂，即整個大廈的由資本主義構成的上層建築。」而能夠承擔中心角色的城市是那些「強可敵國的城市」；能夠承擔中心角色的國家是那些國家市場和國民經濟強大的國家，正如當年的英國一樣。「英國的主導地位維持下來了，克服種種障礙。歷史上第一次歐洲經濟世界排擠著其他的經濟世界，謀求支配世界經濟並在全球範圍內與世界經濟結為一體。」在此基礎上，資本主義是地地道道從頂端的、或伸向頂端的經濟活動中衍生出來的。由此，強悍的資本主義是由兩層墊子托持著的，一層是物質生活，一層是結構緊密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代表的是高利潤領域。
但無論任何國家或任何文化與宗教，對資本主義的生存與發展來說仍然不是最重要的，維持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的，即資本主義的真正核心，是社會等級。布羅代爾認為，任何一個發達的社會都的幾個等級，這些等級是從威納爾·桑巴特所說的基層大眾向上爬的「階梯」。等級可以分為宗教的、政治的、軍事的、各種錢財的。根據時代與地域的不同，等級之間有敵對，有妥協，有同盟，甚至各種混雜。14世紀末，佛羅倫薩的古老封建貴族同經商的新興資產階級上層結為一體，構成富裕的統治階層。其必然結果就是，他們開始把政治權力收歸己有。但是在有的社會中，政治上的等級制度把其他所有的等級制度全部破壞無遺。中國的明清統治時期，情況正是如此。費爾南·布羅代爾曾在《世界史綱》一書中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