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認為，由於中國擁有種族數量及種族統治地位優勢，這就使中國有可能每過一段時間恢復其帝國。在這方面中國與別的帝國大為不同。其他帝國中人口數量小，這類小的帝國的統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復帝國就不可能了。
在當今世界，要成為世界大國至少要具備四方面的條件，擁有眾多高素質的人口，遼闊縱深的疆域，強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所謂的文化實力。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更體現為一種時間與速度的競爭，鐵路改變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陸權強國的狀況，而通過工業化和科技發明與創新改變自然地理上不利地位的外新月地區國家如美國、日本等，依靠海洋上的機動性，也實現了強國的夢想。
中國面對著相對封閉的海域，這一不利的海洋地理條件和海洋活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較難成為太平洋上的一個真正的海權大國。
一個國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能擁有多少海權；如果一個國家面對的是一相對封閉的海域，在其海軍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峽、島鏈多個自然障礙,很容易被敵方海軍實施封鎖,這類國家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強國。19世紀的俄羅斯帝國就是一個例子。俄羅斯對海權的追求從彼得大帝時期已經開始，耗費漫長的時間投入，但是因為在波羅的海、黑海、太平洋的前出方向上都有多個島嶼和海峽的地理空間限制，海軍力量被嚴重分割，難以進入更廣闊的海域，難以相互支援，更難以形成統一的作戰力量。俄羅斯海洋地理條件的制約使其大洋夢始終未能真正實現。
返觀中國，中國東部和南部沿海被朝鮮半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馬來半島以及中南半島這個巨大的弧形所環繞和封閉，而處於海域南北交匯點的台灣又處於一種事實上的分裂狀態。而這一巨大的弧形地帶自冷戰時期就已被美國納入戰略軌道，在美國的長期經營下形成「島鏈防禦體系」。當未來中國的海軍駛向太平洋的時候，面對的將是視太平洋為「內湖」的美海軍及其「島鏈防禦體系」。因此，在廣袤的太平洋上，從中國台灣到朝鮮半島、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更遠處的美關島基地，構成重重鐵鎖封閉著中國海軍的自由活動空間，而中國卻不控制任何一個可以成為海軍補給基地的島嶼。
作為一個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國家，中國始終面對來自陸地和海洋的雙重安全挑戰，必須同時兼顧陸地和海洋的利益與安全，這極大地制約著中國在海權上的資源投入，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海權的發展限度。
軍事家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曾指出，如果一個國家所處的位置，既不能靠陸路保衛自己，也不靠陸路去擴張其領土，而完全把目標指向海洋，那麼這個國家就比一個以大陸為界的國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即一個典型的海洋強國，不僅必須擁有便利的海洋通道和自由的海上活動空間，還要能夠置身於陸上的紛爭之外，只有這樣它才能專注於海洋經略，涉萬里波濤。19世紀稱霸海上的英國和20世紀的海洋霸主美國，都具有這樣的條件。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國家，既擁有多個陸上強鄰，又瀕臨開放性海洋。海陸兼有的地緣屬性決定其往往面臨來自海陸兩個方面的戰略壓力，在安全上具有雙重的易受傷害性。而在戰略資源的投入上，陸海複合型國家始終面臨戰略上的兩難，必須實施謹慎的陸海兼顧戰略。
作為陸海複合型國家，近代的荷蘭、法國都有過教訓。17世紀的荷蘭被稱為「海上的馬車伕」，其擁有的「無敵艦隊」一度是當時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但是，摧毀荷蘭海權的並不是英國海軍，而是法國的陸軍。當法軍從陸路攻入荷蘭、幾乎攻陷阿姆斯特丹時，儘管荷蘭海軍已經戰勝了英國海軍，但卻不得不投靠英國，以海權換取自己的生存權。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曾經發展出強大的海上力量，佔有廣闊的海外殖民地，但海陸雙重地理特徵同樣使法國的海權帶有很大的脆弱性。因為依靠艦隊，並不能保證漫長的陸地邊界。特別是在英國的支援下，西班牙、普魯士等法國的陸上強鄰不斷進攻法國時，法國在陸上安全的脆弱性就暴露無遺了。
在近現代歷史中，先後稱霸世界的英國、美國都擁有海上霸權。它們霸權戰略的核心，就是保持海上力量的絕對優勢和陸上力量的相對均勢。它們對於來自海上的安全威脅尤其敏感。如果崛起中的大國選擇海權作為發展的重點方向，就很可能觸動霸權國最敏感的神經，甚至可能使雙方提前「攤牌」，這是崛起大國對外戰略中的最大忌諱。
大國交鋒，忌「鋒芒畢露」，暴露自己，在20世紀，從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美國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戰略，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世界領導國？首先是聯合，在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大前提出發，依靠自身軍事、經濟與外交實力來保障自身安全與發展，聯合其他同類躲避外部威脅。孤立主義政策為美國的立國之策之一，最早由華盛頓提出，之後門羅總統發展為門羅主義，要旨是美國外交先立足於西半球；在崛起歷史過程中，美國長期只求擴張經濟，不要求政治地位，其次是所謂「孤立政策」即「低調」，美國參戰是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勝敗的關鍵，美國總統威爾遜也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者。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已經成為大國，但它很快又退回到孤立主義政策；二戰後美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但還是大規模地削減軍事力量，僅留一部分佔領軍維持德國治安。只是在冷戰爆發後，歐洲主動退讓，把美國推上第一線，幫助維持其國際體系，它才「挑頭」，接受其世界地位。美國崛起戰略表現為極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影響最為深遠的則為孤立主義政策和國際主義政策。
1796年，美國總統華盛頓在的告別演說中就指出：歐洲經常陷入糾紛，而這些糾紛在實質上與我們無關，我們要避免捲入；在發展商業關係時，我們也要盡可能避免與外國發生政治關係，「孤立」二字的實質是美國奉行的一種中立和不結盟政策，不捲入他國的糾紛，避免與一些強國發生糾紛的可能。這一孤立政策首先使美國避開歐洲列強的關注，為自身崛起創造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其次，它讓美國沒有捲入戰爭和消耗中。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了歐洲的兵工廠和生產基地；同時，它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取得了「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退可守，進可攻。在等待競爭對手的自然衰退過程中，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但只有這樣，才能在道義上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這一政策也為美國建立的秩序代替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平轉移鋪平道路。美國不僅在19世紀實行這項政策，在20世紀的前40個年頭中依然堅持這個政策。美國早在19世紀末就成為世界工業生產第一大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成為國際貿易第一大國，20世紀20年代成為世界軍事數一數二的強國。
因此，和平崛起和權力和平過渡絕不是「意願」，而是憑實力較量的結果。中國需要有一種「審時度勢的秩序」，消除由於無法預計中國未來的行為方式而產生的「中國威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