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認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屬於「罪感文化」，他們的行為模式主要是依靠內省和反思，靠內心中的信仰原則來自我約束。而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則是屬於「恥感文化」，他們的行為是依靠外部的約束力來監督，日本人的行為是根據別人的態度來決定的。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這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決定了這兩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待世界的態度，以及對於這個世界的責任。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看到了中國人與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差異，即易走極端，認為如果要用圖表的形式，畫出中國和日本在過去400年間對近代西方的反應，就會發現日本的曲線的起伏比中國的曲線的起伏大得多。日本人要麼是在全面接受的情況下向西方文化投降，要麼是在那介乎其間的仇外時期把自己和西方文化隔絕開來。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近700年的武士統治時代，並形成了專門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日本的武士階級崇尚「武家習氣」與「弓矢之道」，這也就是「武士道」，從忽必烈兩次征倭的「神風」之戰，到後來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國土基本上都沒有被佔領，這一客觀條件也就奠基了日本所謂武士道精神（大和魂）。
武士道文化使得日本人重視集體，表現出雙重性格，即崇拜天皇，忠勇，又有危機意識，冷酷無情等。支持武士道精神有一些核心要素，有一種即是強者意志。蔣介石曾在1938年10月的日記寫到：倭人氣量短窄，事尚徹底，非生即死，決無對弱者中途妥協與讓步之理。中國軍事家蔣百里曾留學日本，他的同學荒木貞夫等後來是太平洋戰爭的日軍主要將領。蔣百里在分析日本人時，首先就談到了日本人的特質：日本人喜歡吃魚，尤其喜歡吃活鯉魚。日本人把鯉魚比做武士，因為鯉魚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會動彈。日本民族切腹的傳統估計與吃鯉魚有關。日本人吃魚要看著活活宰死才吃，覺得這樣才有風味。蔣百里認為，日本人屬於血氣熱騰的人種，不適合寒帶生活。與同是英國的島國相比，日本沒有倫敦那樣的霧，濃霧天氣鍛煉了英國人的體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備。與同在東亞的中國人相比，日本沒有中國的黃河長江，黃河長江培育了中國人浩瀚的胸懷和悠遠的風度，而這些日本人不具備。日本的自然環境明淨艷麗，刺激這個血氣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們時時關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內省的能力，同時，因為外部世界繽紛複雜，又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他們無法從複雜的環境中找到重點。
弱者被殺也視為一種合理，日本《葉隱》一書強調極其殘酷的「武士論語」。心理強者所存在的必要條件是「恆是勝者」，「斬」在日語裡也是「砍」、「殺」的意思，「千人斬」是來自日本武士的一種稱號，意思就是這個武士很厲害，殺死了上千個人。武士們都為這個稱號而努力。所謂「過斬」，即武士可以隨便試刀砍人。據日本辭典裡介紹，「在武人執政的時代，武士為練習武術，或試刀的利鈍，於夜間立於靜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殺過路的人。」日本詩人還歌頌這種砍人的武士：「眼看著斬的儼然坐著的地藏尊。」前後600年的武人統治中，這樣被莫名其妙殺害的人不計其數。日本武士道也講究義、忍、勇、禮、誠、名譽、忠義等德目，強調犧牲精神。只要武士忠於「天職」，就能得到榮譽，家族共享，播及後代。這種不計代價維護個人榮譽的信念，使得武士勇於「殺身成仁」。
新渡戶稻造，出生於1862年的日本巖手縣，日本著名政治家與教育家。他是從1984年到2004年間流通使用的日本銀行券5000日元的幣面人物。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對武士道精神做了全面詮釋，「武士道類似西方的騎士道，是高尚的道德，切腹與復仇並非野蠻，武士參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因此，滅亡朝鮮打敗中、俄便成了尚武的日本祖先精神在兒孫輩身上的開花結果。新渡戶稻造也在書中預言「以武士道為基石的封建道德迅速如城堡般塌陷，變成灰燼一般，而新的道德則如不死鳥，將引導日本前行，並建立新秩序。……只是不要忘記，不死鳥是從死亡的灰燼當中獲得新的生命。」
武士道事實上從來就沒有滅亡過，只是不斷變換著不同面目出現。正如新渡戶稻造所言，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整體精神，是日本道德精神的不死鳥。
中國儒家思想傳到了日本，日本人將其中的「恥」單獨拿出來做了一番改造，以符合日本社會的傳統。日本沒有基督教的那種信條，在日本人的眼裡，良心就是一個抽像的概念，沒有實際的價值。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一書，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恥的自殺理論」，認為「知恥、雪恥、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恥的觀念從此成為日本主流社會的行為規範，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一個人最體面的事情就是從容迎接死亡。二戰時日本的軍人手冊上會有這樣的指示：最後一顆子彈要留給自己。日軍沒有設置一支正規的衛生救護部隊，潰退時常常開槍射殺傷員，或讓傷員自殺，空軍來不及帶傘包就升空的事情經常發生。唯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於二戰初期，盟軍在戰場幾乎捕不到日本俘虜。在取勝無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殺，就是拉響手榴彈與對方同歸於盡。
美國歷史學家埃德溫?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對其他國家的態度猶如一個鐘擺，晃動於自卑感和優越感之間。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的國內充滿怪僻與雜亂無章。日本人用一個詞來形容：Nihonjinron，即「日本人論」。總認為自己是特殊與高人一等。移民日本受到嚴格限制，日本人不信任外國人，有時甚至鄙視外國人。當然，這並不影響他們去外國旅遊，但是當他們外出旅遊時，他們也傾向於集體出動……為的不過是看外國人。日本人不僅認為自己優於別人，還經常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競爭來證明這一點。
對日本來說，明治以來的100年歷史，光榮與恥辱並存。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日本，自甲午戰爭到二戰期間都獲得了極高的國家地位，幾場戰爭和經濟飛速發展讓日本人變的不可一世。軍事的強大，使其將滅亡中國為其崛起目標，最終導致日本在二戰中慘敗。二戰以後，日本有意識地遮掩歷史，誤導本國人。在對華戰略上日本從來不認為自己有錯,而錯只在戰術上,即發動全面戰爭，對華戰爭同時對美開戰。日本專欄作家加籐嘉一曾指出，對於二戰，「很多日本人認為，首先是敗給美國的，是因為美國投了兩顆原子彈而投降，如果當時沒有美國，很多人認為日本甚至有可能是不敗的……如果當時日本是徹底的被中國打敗，相信有賠償問題，或者日本人的反思問題等等……」。這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普遍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