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發起人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就曾指出，為從當時的經濟危機中解救出來，轉移日本內部矛盾，日本軍閥和軍閥背後的財閥選擇的就是戰爭，也只有戰爭可以選擇。日本最終放棄了穩健的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手段，發起以軍事手段解決「中國問題」的侵華戰爭。1936年8月，日本決定了「向南部海洋發展」的「國策大綱」；1936年11月，日本同納粹德國締結《日德防共協定》。至此，亞洲戰爭策源地形成。
德裔美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著作《極權主義起源》中指出，極權主義運動中的「精英」用宗教的或意識形態上的狂熱，往往夾雜著未來虛幻的幸福去煽動那些文化不高、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各種不滿的人採用暴力手段，來改變社會結構、重新分配權力和利益，鼓勵其犯法行為。本來就缺少思考的人們，在無比熱烈的群體活動中，智力更是大幅度下降，被那些挑唆愚弄成為暴力機器，日本與德國便是典型的例子。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曾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痊釋這一群體行為，「群體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的行為。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在群體的智力難以理解的多次戰爭中，支配著群體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這種戰爭中，他們甘願自己被人屠殺，就像是被獵人施了催眠術的小鳥。」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克·A·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揭示了過度「集權」存在的巨大危險，經濟活動中的壟斷控制，會導致所有領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喪失經濟活動中的自主性，是一個社會進入全面奴役的起點。而戰爭所存在的一個顯著現象，即信息不對稱，理論上，信息一旦對稱,「戰爭」就失去了意義和效益。戰爭裡，沒有平等的概念，有的只有歧視與憤怒。英國學者蘇珊?L?卡拉瑟斯曾在《西方媒介與戰爭》一書中清晰而詳細地描述了戰爭中的信息不對稱。她認為：20世紀的戰爭有兩大特點，其一就是大眾對戰爭的參與：不論是作為旁觀者、犧牲者還是積極的參加者；其二則是大多數國家都更加關注本國人民的合法權益。各國政府考慮到自己的支持率，都會借助傳媒來使大眾相信己方戰爭的正義性和敵人的頑抗性。信息在戰時具有了「稀缺性」。國家所控制的媒體是人們獲取有關戰爭的消息、解釋和圖像的來源。例如，借助民眾對自身安全的恐慌情緒持續不斷地高漲，再加上國家或明或暗的授意，使得媒介成功地完成了從「小規模衝突」到「侵略戰爭」的賣點轉移。
日本的軍國主義，即軍事裹脅了國家，將國家變為軍事機器，政府不能管軍隊，軍隊直接向天皇負責。反過來，軍隊卻能控制政府!當時日本有一條軍部大臣現任武官制的規定，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出任。有了這條規定，內閣對軍部就只能唯命是從。只要軍部對內閣不滿意，兩個軍人大臣辭職而且不派新大臣就可，這樣內閣只能垮台。
戰爭期間，盟國有一個由政治家羅斯福與丘吉爾等的最高統帥部。而在日本，則有一個「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即統帥部與政府的聯席會議，這個一聯席會議並無權威，只是一個包含海、陸軍的大本營和政府之間的聯絡咨詢機構，為防止任何一方勢力，這三者各自獨立，於是三者在每一個重大戰情發生時都要進行商議。
這一個問題從哪裡產生的，源自日本帝國憲法第十一條「陸軍與海軍服從天皇的命令」的解釋。即「統帥權的獨立」，或「國家行政機關與統帥權之間的並行獨立」。
在日本，相對於軍事行政的「軍政」，作戰和用兵等有關具體事宜被稱為「軍令」。軍政歸陸軍省、海軍省管，軍令則歸參謀本部(陸軍)和軍令部(海軍)管。即是說，政府只能管招兵與養兵，至於這些兵打算做什麼，正在做什麼，政府無權過問。而這些政府招來並供養的兵，指揮他們的是師團長之類的。誰指揮長官?參謀，而管理參謀的只能是上一級參謀長。在其他國家，通常參謀應該是為師團官提供作戰方案等，擬定實施作戰細節的。但在日本卻不是這樣，軍令與政令完全分離，變成二元化系統，由於日本有這樣一個奇怪的二元「統帥權獨立」體系，因此毫無能力準備一場總體戰爭。
日本的陸軍師模仿德國陸軍構建。德國陸軍以師作為戰略單位，每師1.8萬人，其中步兵1.2萬人，其他兵種約6千人。但是後來隨著戰事的變化，作了多次改動，有的擴大，有的縮小，分為很多等級。總軍是日軍戰時最大編製單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共有5個總軍級編製單位，即關東軍、中國派遣軍、南方軍和本土的第一總軍、第二總軍。日軍的師團相當於國民黨部隊的「軍」，旅團相當於「師」，聯隊相當於「團」，大隊相當於「營」，中隊和小隊分別相當於「連」、「排」。軍銜依次為：軍司令官通常為大將或中將；師團長通常為中將或少將；旅團長通常為少將；聯隊長通常為大佐，相當於中國的「校」級軍銜，日軍相對應的是「佐」，大隊長通常為中佐或大佐。戰爭中期，隨著正面和後方兩個戰場的展開，日軍為適應不同戰鬥規模的需要，把師團分為甲、乙、丙、丁等級。除師團外，獨立混成旅團與師團一樣是獨立的戰略單位，承擔輔助的戰略任務。
德國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歷史學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軍典《戰爭論》十分著名，日本帝國陸軍視之為經典，盲目跟從。1806年，在克勞塞維茨26歲時，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戰爭。在檢驗後，他得到一種假設，即戰爭天性即是要制服敵人，並且用暴力實現自身的意圖。而且，軍事行動目標就是要全面消滅敵人的抵抗力。這即是殲滅型戰爭論。隨著拿破侖戰爭的進行，克勞塞維茨發現殲滅型戰爭只見於1805年、1806年戰役，以及1809年的三場戰爭。其他戰役為有限戰爭。因此，克勞塞維茨認為絕對戰爭論雖然具有邏輯性，但與現實有差距，因此他又提到，「在戰爭中，實際經驗比任何抽像的事實還有用」。
克勞塞維茨也以現實戰爭論為基礎稱：「這種一旦戰爭發生就就把政治丟置一旁的做法，除非絕對的敵意使每場戰爭變成你死我活的戰爭，否則令人難以想像。事實上，戰爭不過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將政治隸屬於軍事即荒謬又愚蠢，因為是政治製造戰爭……。」自克勞塞維茨備忘錄出版後，克勞塞維茨轉變了對戰爭的觀點，並宣告將修訂《戰爭論》。同時採取預防措施，聲稱假如在他死前《戰爭論》尚未出版，而未修訂的該書卻出版了，它可能會引起誤解、批評。而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修訂版尚未出版時去世……，之後這部書被德國和日本引為軍事聖典。以戰爭得失為目的，深陷於全面征服敵軍的總體戰觀念的日本帝國陸軍，事實上並未認識戰爭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