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起始的那一刻直至戰爭爆發後，並沒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史無前例的大變化來臨，巨大的危機正靜悄悄的臨近。
1894年清朝戰敗的消息傳出後，年過八旬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老淚縱橫，在報紙上撰文支持日本一定要擴大戰爭，徹底打敗中國，攻佔北京，福澤諭吉認為，這日中之戰就是文明對野蠻之戰，進步對落後的勝利。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日本輿論界和學術界都基本認同這個觀點，附和說，日本人征服中國人是進步淘汰落後的戰爭，是社會進步的必然選擇。
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失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劃出了近代中國人與日本人截然相反的兩種形象。如果說甲午戰爭已經表明日本擔心中國崛起，對其進行狙擊，使其支離破碎，那麼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爭，則完全地打斷了中國的崛起進程。
甲午之戰之後，日本在列強環視的大變局下獲得成功，清帝國的戰敗其影響深遠的意義在於日本在數千年來第一次打破了朝鮮半島的地緣平衡，繼而導致了日本在遠東地區的擴張，以及其對中國的大舉進犯。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國清王朝的沒落和垮台主要是由於內部的因素。後來的西方「野蠻人」取得勝利，真正原因是由於中國內部的疲勞、腐敗、享樂主義和喪失經濟和軍事上的創造性。這削弱了中國人的意志，接著加速了中國人意志的崩潰。外部大國對中國內部的虛弱的利用——英國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以後還有日本——又使中國人產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這種屈辱感在整個20世紀都激發著中國人，而且由於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與帝國以後使他們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現實之間的衝突，這種文化受辱感變得更加強烈。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國家科學院院士賈雷德·戴蒙德曾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指出，在十六世紀後，為什麼中國失去了它的科技領先地位，為什麼原本落後的歐洲後來居上？原因是「中國是如此執著的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因為歐洲是如此吵鬧不已打來打去的一盤散沙。」即因為清朝是一個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從而抑制了競爭。
鴉片戰爭以後，在各國列強堅船利炮的打擊下，慈禧認為用通商與利潤迎合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避免戰爭，這一策略稱為「以商制夷」，即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提高中外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就能避免戰爭，當歐洲經濟對清朝產生依賴，就會支持或順從於清朝等等。此外，很多國外的商會或商人也會為了獲得市場機會也會進行政治遊說。還有一種策略是「以民制夷」，即激起民族情緒，老百姓仇視洋人從而進行排外的行動就合乎情理，因此，清朝利用老百姓對洋人的排外心理與忠君愛國思想，希望借力民眾的力量排外，收服洋人，這即是義和團運動。但對於清朝來說，也擔心百姓會和洋人聯手推翻王朝的統治，鼓動排外就更有價值，義和團引發了八國聯軍侵華。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緒的名義向列強十一國宣戰，開創了一個國家向世界宣戰的先例。這次戰爭，聯軍實際參戰兵力約三四萬人。而駐軍直隸、京津地區的清軍共有11.3萬人，包括武衛軍、神機營、虎神營、淮軍、練軍、八旗、綠營各部。此外，配合清軍作戰的還有大批團練、義和團眾。雖然清朝各種軍隊百萬之眾，而其中較有戰鬥力的練軍、防軍和新軍的總數約為36萬人。據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報道，事實上，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線的軍隊卻只有14萬人，而其中已在直隸的清軍就已達11萬人。
因此，「1900年，正如1894至1895年那樣，並不是中國被外國敵人打敗了，事實上，再一次被外敵打敗的乃是京師所在的直隸部隊」。清朝廷拉著參戰官軍倉皇西竄的同時，東南各省派系隔岸觀火，擁兵自重，並違背清廷的命令，拒與八國聯軍交戰。東南各省並與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稱「東南互保」。而裝備最精良的清軍精銳部隊袁世凱部於山東坐視不理，直至京師所在的直隸部隊被擊垮。深究其原因，士兵不願為清廷作戰為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出現了僅2000人的八國聯合軍隊，未等後續部隊到達就敢面對數萬清軍的圍追堵截，從天津租界向中國首都北京攻擊，並有許多老百姓充當「帶路黨」的「咄咄怪事」。而八國聯軍北京菜市口斬殺清朝高官禮部尚書啟秀和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還出現百姓競相圍觀局面。
京師所在的直隸部隊也裝備了優良的武器，據英國公使事後給其政府的報告：「……清軍的武器裝備質量之佳，彈藥數量之足，並不比聯軍遜色。」而據英國米高·西摩海軍中將所收到由意大利軍官編製的報告，清軍所裝備的新型大炮及來福槍，較供給在華作戰的奧匈部隊的那些槍型更為新式；而克魯伯大炮較德國人所有的大炮更為新式。所繳獲的裝備包括數萬支具有最新標記的毛瑟槍和曼裡徹式來福槍。其他還有各類大炮、速射機關炮等。當時拱衛京師的部隊為晚清新式陸軍武衛三軍。然而，就是這樣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一觸即潰，被八國聯軍打的一敗塗地。
1906年，由於立憲與革命等運動風生水起，已成大趨勢，迫使慈禧也要改革，實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政」，並於當年9月1日宣佈預備立憲。然而，清王朝想以局部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體制改革，卻不知成本和代價其實更高，改革因觸犯一些利益集團最終以失敗告終。深得慈禧信任，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曾主導體制改革，由於是為立憲預備，所以對官制的改革較為全面。除合併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門外，還將原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都察院全部撤銷，新成立的機構有資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賢院、大理院、審計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權在握的「責任內閣」以取代軍機處。
這一方案一出，引起清廷官場的大震盪，大臣幾乎都表示反對。反對力量的一方是以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為主角的滿族親貴。取消軍機處，會他們權力大大削弱。並且，袁世凱提出清朝的王公、貝勒、貝子等不實際干政，讓他們在上議院充當議員的設想，也使這些清廷權力階層憤怒異常。在一次會議上，醇親王載灃拔出手槍抵在袁世凱胸前罵道：「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經慶親王奕劻的調和，最後才作罷。由於內務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監都要裁去，一次袁世凱下朝時百餘名太監將他團團圍住大聲謾罵，有的甚至揮拳要打，幾成圍毆之勢。袁世凱招架不住，向慶親王奕劻求救。經奕劻百般勸解，並保證絕不裁撤太監，這些太監才憤憤而去。
「政改」另一個反對力量來自瞿鴻禨、岑春煊、王文韶、趙炳麟等漢族大臣、御史。他們有的與袁世凱有權力衝突，有的對袁世凱大權在握，結黨營私憤怒已久，有的認為改官制是「用夷變夏」等等。這樣，清廷的權力階層的上上下下，儘管所持想法不同，但基本都反對袁世凱的「政改」，不是到慈禧處哭訴哄鬧就是不斷上折，天天雞飛狗跳。最終袁世凱才知道自己已成眾矢之的，局勢非常險惡，以檢閱新軍南北秋操為名請調出京，才避開大禍。袁世凱離京後，慈禧命令其餘釐定官制的大臣繼續制訂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發佈裁定中央官制上諭，少數舊部被裁併，但多數未動，只是改名，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責任內閣，重要的是，在實際所設十一部的十三個大臣、尚書中，滿人佔七席，漢人僅佔五席，蒙古一席，以「滿漢不分」的名義打破了「滿漢各一」的舊例。這一政改等於「換湯不換藥」，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大清王朝崩潰。
甲午戰爭之後，研究「支那」、論證侵略合理性的日本文人也沒閒著。在甲午戰爭之後短短20餘年的時間裡，《大日本膨脹論》、《支那分割論》、《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新秩序》相繼出台，《東洋史》、《支那史》、《支那國民性研究》相繼出爐。在日本文人的筆下，日本本來就是「天孫人種的子孫」，「天孫人種」的命運就注定了要踏著波濤，在北洋南極之間尋求新的故鄉，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鮭魚、像鱒魚，各自在進行著本能的運動」。
「缺乏國家觀念」，是日本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通行看法。日本學者加籐虎之亮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關係很淡薄，作為國家組織的朝廷，實際是君主和百官結為一體，休戚與共，而他們的「國家」卻與下層民眾沒有關係，「就好比海水，君與臣是表面的波瀾，雖然波浪起伏，但底層卻是什麼動靜也沒有。這就是支那的歷史，也是現在支那人的思想。」
日俄戰爭後，「大東亞主義」提出者之一小寺謙吉對日俄戰爭這樣「解讀」，「日本冒著極大的危險，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在『滿洲』的原野上與俄國開戰。當時，俄國以銳不可當之勢南下，使支那本土陷於虎口之中，東亞的和平遭到威脅。日本雖然在自衛上有很大壓力，但鑒於支那沒有實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來對抗俄國南下的勢力。」，「對白種人分割支那、顯現其白人統治世界的理想，(日本)決不能坐視不管。」而在《支那論》中，把中國比喻成沒有靈魂的腔腸類動物。
「支那人有句俗話，『常山之蛇，打頭而尾來掃，打尾而頭來咬』，日本國民就是這樣具有非常敏銳的感覺……然而支那的情況卻與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能沒有感覺，仍然能夠繼續活著」類似的看法還有：「支那人從來不試圖把人生世界的各個部分結合起來達到全體的統一……支那人的世界複雜而散亂，各個部分可以發出美妙的音樂，而整體卻沒有和諧的旋律。」而從文學角度研究「支那國民性」的安岡秀福，更從中國文學《金瓶梅》、《水滸傳》、《聊齋誌異》找出中國人的負面性格，並以十大章篇幅將中國人定性為「過度重視體面儀容」、「安於命運，遇事容易喪氣斷念」、「缺乏同情，富於殘忍性」、「個人主義、事大主義」、「拘泥於虛禮，流於虛文」、「迷信很重」、「耽於享樂」。由此可以看出，甲午戰爭之後的半個世紀，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蔑視達到了極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