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瑪克認為，在東亞，由於農業能夠對人口提供真正堅實的支持，並一直持續不斷地為這一地區的關係提供環境支持，因此中國能保持相對穩定。和平時期，中國一直是東亞大國。混亂時期，中國的再統一是各方角逐者能夠獲得的大獎，征服中國也是日本等鄰國的最終目標。雖然征服王朝的例子說明，周邊國家或民族能向中國的權力發起挑戰，但中國的中心地位卻不容置疑。
中國的中心地位由於受到東亞地緣的限制，是福也是禍。中國最基本的禍是北部與西部的遊牧鄰居，中國吸引他們的是財富，不是文化。遊牧民的機動性與遼闊、嚴酷的內陸結合起來，使他們成為邊境地區的麻煩，無法最終解決。北方遊牧民有令人生畏的後方，包括從北京一直到北冰洋這樣長的距離。長城證明，農耕民族長期暴露在北方遊牧者的威脅之下。而另一方面，在能夠協調自己的能力時，中國是一個令周邊國家恐懼的對手；甚至當中國陷入混亂時，絕大多數侵略國也不能對付它。同時，征服者接受了中國原有的統治模式，不僅因為這是一種慣性，也因為政治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持續努力被中國的這樣龐大的規模消耗殆盡。
由於中國具有中心性，而不是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霸主，中國的外交選擇包括兩個合乎邏輯的極端：消滅對手，或自我孤立。消滅反叛勢力雖然令人滿意，但成本昂貴。康熙皇帝在1696年曾毫不留情地追捕噶爾丹。為了對付5000名敵軍，需要派遣8.3萬名軍人，及6000輛補給大車。而自我孤立的成本要低得多。由於中國的基本上可自給自足，孤立有有一定道理。但這項政策，將城門之外的土地留給別人控制，等於剝奪了中國外交所做的努力。
通常，中國的北方邊境安全是脆弱的，在南方邊境是安全的。在北方，它面臨的是管理軍事邊疆的任務；在南方，典型的任務是管理行政邊疆。當遊牧者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最接近得到遊牧麻煩的解決方案。新的征服王朝把他們的原有基地納入中國。這種方式最後的、也是最大的成功在清朝，創立了巨大的領土緩衝區，從西藏延伸到東北各省。在南方，中國面對的一般任務是維持秩序，不是風險管理。但南方也極為重要，因為「帝國過度擴張」代價高昂。只有在北方安全的時候，中國才可能在南方擴張；當軍事注意力集中在北方遊牧民的威脅的時候，中國就需要在南方小心地使用有限資源。
中國最為人所熟知的傳統外交體系即所謂「華夷秩序」基本內容是「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即華夏居中心，夷守四方，「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有鞏固邊疆衛護華夏的義務，而華夏有安撫四鄰，調和矛盾的義務，在這一關係下，「四夷」有向華夏朝貢的義務，華夏有向四夷賞賜的義務，這即是朝貢體系。事實上，中國古代所設置的華夷秩序，是一種東亞分配秩序與道德規範，也是一種貿易交換秩序，為大家都信服，作為東亞體系的核心，中國的核心地位大部分時間是不容置疑的。
日本、朝鮮在中國文化影響下，也各自衍生出各自的華夷意識。日本在古代飛鳥、奈良、平安等時代曾大力吸收中華文化，模仿中國，包括產生「慕華賤夷」、「脫夷入華」的意識。日本天皇很早就懷有一種濃烈的、與中國相對等的意識，又因中華帝國將其視為東夷小國而產生一種自卑與抗拒心理，607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被派遣「大唐」（隋朝時期），隋使小野妹子所持的國書中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令隋煬帝「覽之不悅」，斥之「蠻夷書有無禮者」,因為依照中國的「華夷秩序」，「天子」是中原皇帝的稱號，倭王在中國皇帝面前自稱天子，以對等身份自居而不是處於朝貢國的立場，是很失禮的舉動。次年隋煬帝遣使赴日責難。在會見隋使時,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聞禮義，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又派人隨中國使臣來華「請貢方物」,事情才算平息。
在明成祖時期，室町幕府足利義滿以「日本國王源道義」的名義，遣使稱臣入貢，以屬國自居，還接受「大統歷」，表示願意奉明王朝為「正朔」。在華夷意識支配下，東亞三國在19世紀初都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
日本直接挑戰東亞「華夷秩序」是從663年日本初次派軍隊赴朝鮮半島參加白春江戰爭開始。日本在挑戰「華夷秩序」的同時也試圖構築自己的小「華夷秩序」。例如，日本稱朝鮮為「西藩」。在701年日本發佈的大寶律令中，依天皇的「教化」所及與否而將「世界」化為「化內」與「化外」。「化外」又包括「鄰國」、「番國」、「夷狄」。「鄰國」指大唐王朝，「番國」指以新羅為首的朝鮮半島等國，而位於日本列島南北端的蝦夷、隼人、耽羅、捨衛，以及多褂島等南島人等，則被稱為不受天皇恩澤感化的「夷狄」。
「天皇」一詞便帶有明顯的中華文華色彩，8世紀初日本在給新羅的國書中，稱「天皇敬問新羅（國）王」，使用了漢字「天皇」。日本的天皇稱謂與新羅得自唐朝冊封的「國王」號不同，是獨自形成的君主號。據《舊唐書·倭國日本傳》記載，「日本舊小國，並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中世紀的日本認為世界由中國（震旦）、印度（天竺）、以及日本構成，三國之下各有受影響的小國，世界秩序自然由三國建構，因此日本也如同中國一般要求各國使節必須按日本禮節晉見朝拜。日本雖然大量接受過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但是，日本本身也衍生出「神道」這一文化體系，也是足可以同中國印度並駕齊驅的「神國」。這即日本所認同的三個世界都第一位的國家並列或者「三國無雙」的世界秩序觀。
在中國明朝滅亡後，日本國對中國的想像已經開始顛覆，因為女真人對中國大陸的征服，中國已從「華」淪為「夷」。以文明而自居的明代中國，被野蠻的遊牧部族打敗，這就意味著中國文明優越性已經讓位於日本。因此在日本，普遍認為當中國被女真部族征服後，日本就是亞洲「第二個羅馬」，或「黃人羅馬帝國」。日本不再承認中國所建立秩序，也不承認自己屬於中國朝貢體系中的一員。當中國被非中國人武力征服和統治之後，日本人將儒學據為己有，挑戰清帝國主導的東亞秩序。同時，朝鮮王朝對華夷體系的認知也發生巨大變化，他們認為文化落後的女真人統治中國後，漢族失去了華夏的衣冠，留下髮辮，沒有大規模反抗便屈辱地認輸。朝鮮人不但將女真人蔑稱「夷狄」，更認為華族是尊嚴與文明盡潰，「今也戎狄入中國，中國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種類相化」，不屑與之交流。朝鮮的知識分子自稱朝鮮為「小中華」，而清帝國也不是正統的中華，是應加以蔑視討伐的夷狄。
自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勢力影響不斷增加時，中國的角色受到直接挑戰，在越南是法國，在朝鮮是日本，甚至暹羅（泰國）也讓使他朝貢關係萎縮而死亡。1840年之後，對中國的威脅來自四面八方，在東北方是日本和俄國，在東部海岸是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所有東西方列強；西南方有法國和英國。西方崛起的資本主義需要擴張，以建立起世界大市場，進行全球貿易流通，由此，就必需破壞現有的政治壁壘，構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秩序。
在兩種秩序的衝突中，「華夷秩序」無法與「資本秩序」抗衡，舊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戰爭，越南脫離中國「體系」；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朝鮮「獨立」，華夷秩序中最後一名成員被劃出，這也意味著清帝國最終的倒下，隨著數千年的華夷秩序壽終正寢。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及《辛丑條約》的簽訂，清帝國自己也被列強勢力瓜分。
假如沒有西方勢力的擠壓，中華農耕文明的內在之禍也會導致東亞秩序進一步調整。西方就算沒有使用大炮，但有了鋼鐵，其海上存在仍將重塑東亞各國的地區意識，並改變中國對外關係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