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寧靜祥和的半島，國家以儒家文明「偏安」一隅，生活的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種古典文化場景正是古代朝鮮王朝的寫照。在歷史上，朝鮮又因此號稱「隱遁王國」。
在東亞，朝鮮自古以繼承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而自豪並自稱「小中華」，奉中國為「大中華」，與中國一直保持著休戚與共的密切關係。古代朝鮮人為了學習漢語，而發明的朝鮮版的「漢語拼音」。由於明、清王朝的穩定，也使朝鮮三百年刀槍入庫，歌舞昇平，這種對「小中華」深切認同的價值正是基於東亞秩序倫理法則的最終認定上。因此，對「中華」的傷害與侮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東亞文明的挑戰。
殖民戰爭及之後的一系列碰擊之後，自以為窺到東方文明真諦的朝鮮人，這一虛幻的文明之夢在慘烈的現實面前支離破碎。朝鮮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以「小中華」自居的榮耀，被日本鐵蹄踐踏的面目全非，並形成強烈的自卑與自戀夾雜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便是甲午戰爭大的時代背景。
對於中國近代史來說，甲午戰爭是一個分界線，在這之前，亞洲第一海軍的頭銜撐著中國這個大國的門面，李鴻章持續的做著「修補匠」工作。早在1863年，中國皇帝咸豐發給當時的美國總統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信中還誇大自信地寫道：我中華之帝國奉天承運,兼統世界其他國家，普天之下實為一體。這封信發出時，中國已經輸掉了兩場與英國的戰爭。但是甲午戰爭的一場風雨太大，房屋徹底塌了，不能繼續靠「洋務運動」來維修，必須更加根本的修理！於是就有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及新中國的崛起。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拐點，中國在歷史上並不是這樣妄想的。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曾指出，從漢朝開始，中國一代又一代由黃河流域向外拓展，將鄰近民族社會納入中華文化圈。中國過去的科學技術成就遠超歐洲，印度和阿拉伯。不只是人口和領土遠遠超過歐洲，直到工業革命時，中國還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事實上，中國當時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十八個世紀產量的總和還多。甚至在182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30%，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當時西方人士對中國的物品繁榮感到相當吃驚。1736年一個法國人寫道：中國各省都富有特產，而運輸通過四通八達的運河快捷地抵達各地，使得帝國內的貿易非常流暢，這是歐洲無法比的。三十年後，還有一個法國人寫道：無人否認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榮的王國。像中國這樣的帝國相當於歐洲的全體，如果歐洲主權歸一的話。
基辛格認為，中國的真正實力還體現於文化，這一傳統的中國宇宙論經受了幾千年自然災害與內亂外患的考驗。即使中國在孱弱和分割的狀態下也被認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內部的或外來的豪強佔據了她，建都統治她，卻從不否認中國是天下的「中央之國」。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作用就必須先瞭解中國這一歷史承傳。一個皇朝倒下，又一個皇朝出現，往復不斷，好像遵循某種顛撲不破的自然法則。每當新的帝王統一了中國，即按照黃帝的先例，號稱恢復中華泱泱大國。
中國走進近代時，她已有了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體系。中國從來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另一個國家長期保持接觸關係，其原因很簡單，她從來沒有碰見到過一個與其規模相當的外來文化。皇帝坐在中國大陸範圍內的塔頂變成一種自然規律。中國處理國際事務方式最顯著的特色是它不是以紀念碑來凸顯一時的勝利而是長期運用戰略性的智慧。在中國的歷史上，沿著漫長的不斷推移的邊界居住著無數的遊牧民族，他們機動性很強並且經常武裝得更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遊牧民族，他們的騎兵可以輕而易舉地跨過邊境線直指中原農業腹地。而中國的反擊卻會遭遇地形的阻礙和漫長補給線的困難。面對中國的南部和東部是一些國家，他們通常承認中國心論，並且也驍勇善戰，其中最堅韌不拔的是越南。
由於條件關係，中國也知道周邊國家的存在，例如朝鮮，越南，泰國，緬甸等，但在中國人的概念裡中國是世界中心，而這些國家是次等社會。在中國人眼裡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國為大而次等社會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並進貢表達謝恩。中國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鄰國。中國勸服鄰族人按中國中心的規範方式生活，同時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國威嚴。其目的不是征服蠻夷而是「放鬆韁繩馳馬」。對那些不聽話的蠻夷，中國會採用離間計將其他們分化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這一方略的目標實質上也是防禦，即防止中國邊境的蠻夷聯合在一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界與其說是政治和領土的界線毋寧說是文化的分水嶺。
英國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士，著名的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曾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進行了描述，中國的西漢，北宋，明朝，清朝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依次為：西漢（公元1年）為26.2%，北宋（公元1000年）為22.7%，明朝（公元1500年）為25.0%，明朝（公元1600年）為29.2%，清朝（公元1700年）為22.3%，清朝（公元1820年）為32.9%，清朝（公元1870年）為17.2%。
以1600年為界，向前100年，中國GDP累計增長率為55.4％，占世界GDP合計的29.1％，比美國現在的水平還要高；向後100年，中國GDP累計增長率為－13.75％，世界GDP累計增長率降至12.74％。15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只有15萬人口，而在廣州，僅外國人口數字就達到了20萬，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貿易額超過了倫敦。直到18世紀，歐洲經濟在世界經濟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紀中期，歐洲的經濟水平才逐漸超過中國。
美國著名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家等級觀。與西方文化著重把握眼前利益的思維方式相比較，儒家文化區把長遠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考慮。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歷史上，中國人並未明確地區分國內和國外事務。他們頭腦中的世界秩序不過是中國國內秩序的必然結果，因此是中國文明認同的一種延伸。」即「在最廣泛的層面上，盛行於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衝突，保全面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個人。」而「日本人思考本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時，往往根據其國內模式來類推。他們傾向於把國際秩序看作日本社會內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現，而這種模式是以垂直組織結構的相關性為特徵的。日本對國際秩序的這種看法，在歷史上受到了中國長期的影響。」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學者布蘭特·沃瑪克認為，「中心性」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參數，而不僅僅是一個戰略，因為它植根於中國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徵。……在人口分佈上，中國人一直沒有發現中國的邊緣地區對自己有吸引力，因此不願意在這一界限之外去尋找生存空間。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都自稱為「天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或是值得關注的那部分宇宙的中心，這個態度是東西兩個文明至為關鍵的特點。但是，由於現實世界的制約，從自我意識參照物而產生的自大，從而導致各種錯誤與機遇失去，這兩方面共同決定了東西兩個文明不同的歷史軌跡。
打開一張世界地圖，東亞與西方間最簡單的一個對比是，東亞有一個中央帝國，而西方有一個中央之海，即地中海。歐美勢力在近代崛起後，北大西洋成為新的地中海，東西方勢力的主要角色與經濟、戰爭技術都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