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個兒女一條命
沈大寶生了八個孩子，老大是個姑娘，沒攤上好日子，八、九歲上，就生病死了，並不是致命的病，只是腳上生了一粒瘡，沒錢醫治，就死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普遍的缺醫少藥，死亡是貧苦人家的家常便飯。臨死前懂事的小姑娘還對媽媽說：媽媽，我要死了，不給你們添麻煩了。
走了的老大不算，接下去七個，六男一女，都活了下來，越活越滋潤。
這一大群孩子小時候可是窮的叮噹響，一群孩子擠在一間屋子裡一張床上，夜裡人疊人的，也不知道怎麼樣一覺就睡到天亮。
1959年，攤上了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大家都去吃食堂，很快就沒得吃，餓得臉發青。人口多，收入少，七個孩子，兩個大人，再加一個叔叔的女兒也養在家裡，十口人，只好半饑不飽過日子了。那時候什麼都吃，吃礱細糠，吃紫雲英，吃的渾身都浮腫了起來。
老大沈阿嘉初中沒畢業就務農，幫助家裡幹活，1964年全國掀起了四清工作運動，身為貧協主任的沈大寶，這年下半年雖然身在廣東，但他仍寫信鼓勵19歲的大兒子當兵去。那個時代的農民孩子，出生好一點的，都盼著當兵是條出路呢。這一去就是五年，在部隊上打坑道。
老大一走，老二就挑起了家中的大梁。因為有老二挑大樑，老三就有了繼續「深造」的空間。1952年出生的老三沈也夫，讀書讀到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此時老三正好上了初中，只讀了半年書，他就開始跟著大家串聯去了。農家少年自小就在鄉村，寧波城近在咫尺都沒條件去。革命一來，他竟然破天荒去了一趟杭州。世界真大啊，知道了，就不甘心了，還想跑得更遠一些，第二年就想去北京了。那段時間，全中國都在造反，革命小將唱主角，老三雖然沒有直接去造反，倒也旁觀了不少次，黃金就是在寧波抄家展覽會上第一次看到的。
中國農村裡的革命和大城市到底還是有些區別，除了革命還要活命，光抓革命不促生產，大家都會餓死。而鄞縣農村裡的活路，除了種田、養牛，餵豬之外，還可以打草包換錢。打了草包，用船裝出去，陸路是石板路，手拉車，船是生產隊的船，船頭插一面紅旗，老三這樣的日子過了沒多久，1970年，他也驗上身體，可以當兵了。
其實老二到當兵的年齡，體檢也夠格，但老三那時體驗也合格了，家裡也不能沒有人擔當啊，老二留下，老三走了。部隊在安徽，兵種是陸軍特務連工兵排，老三入了黨，當了班長，可最後也沒有在部隊再呆下去，老兵還是退伍了。老三當了整6年兵，1970年走，1977年回來。
前面三兄弟，一個小學，兩個初中，七兄妹到了老四，進入學歷的最高峰——高中。老四能讀書，但自己不想讀，初中畢業報升學志願時，故意填得一塌糊塗，想，人家老師看了這樣的表格，準定就不要我了。家裡那麼窮，讀什麼高中啊，還是掙錢養家吧。老師可不那麼想，老師跑到沈家來，逼著他重填，說他學習成績好，老師已經推薦他上高中，是陳婆渡中學，只要填了表就能去。老四被老師感動了，那就去吧。
可高中一畢業，部隊又來招兵，老四驗上了空軍地勤，當兵走了。
接著是老五、老六，老七，老五是個女孩子，女孩子讀到初中，那就是高學歷了；老六初中畢業本可以包送，考慮到家中經濟情況，算了。老七呢，家中最小的一個，本來是可以讀上去的，倒不是經濟問題，是老七他完全不想讀書，那時候正在批判馬尾巴的功能，老七覺得讀書完全無用。不讀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生活一直就是一場運動和一場運動之間的間隙。沈家兄弟剛剛喘一口氣，運動就來了。1974年和1975年間，農村裡的運動，就是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自已家裡養的小豬賣掉的錢也要上交，農民如果在自留田外多種的東西都要砍掉，要想生活得好點的慾望就像是偷來的秘密一樣。如果不是改革開放，這七兄妹還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呢？
母親，我講述的這些往事，對您來說，真的一點也不陌生。在我記憶中，無論奶奶家還是外婆家，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是相當貧寒的。最困難的時期，兩家的親戚，分別在奶奶和外婆的帶領下，常住我家，無非是有碗飯吃。父親曾經告訴我，困難時期，有一天從北方來了一群親戚，讓他給送回去了。誰知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又來了，因為北方沒飯吃，他們餓得受不了。那段時間我家的確是個中轉站，總是處在北去南來的循環之中，我記得外公外婆小舅舅，都在我家輪流地住著，不為別的，正是因為鄉間吃不飽飯之故。
所以，您不可能不理解，這些窮則思變的人們，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大的創造生活的能力。
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一個家族總有一個核心人物，如果說馬家是馬衡，翁家是翁文灝，沙家是沙孟海，那麼沈家就是老二沈門嶠。而家國情懷也從來就不是誰的專利品。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並非僅僅指的一種責任，它所指的更是一種情懷和一種能力。因此，我對老二沈門嶠有著一份特殊的關注，亦並非僅僅因為他是七兄妹中的核心人物。我關注他，更因為他對國家的態度。
沈門嶠是個熱情的漢子，中等個子，身體結實，絕對沒有老闆肚，講話熱情坦承，完全沒有鄉村傳統農民的拘緊。他是個眼界開闊的人，這是可以從他的談吐中發現的，他關心的總是一些大事情，集體的事情，他的關注點在人群中。
他說話嗓音先是很低，但很快地就激動地高了起來，越來越高，最後幾乎叫了起來，並配以強烈的形體動作表達自己的感情，於是便有了強烈的感染力。看得出來，沈門嶠就是一個有著強烈政治熱情的人。
在中國的民間，總是會有這樣一種類型的人，在舊社會，他們有可能是鄉村領袖，是族長，是鄉賢，是開明紳士，哪怕當長工，他們這樣人也一定會是長工的頭，和沈大寶一樣，是「作頭」。而在新社會，他們一定會盡一切可能要加入共產黨的，因為只有通過組織才能把家與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組織中才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沈家老二沈門嶠，正是這樣一個人。
新中國的同齡人沈門嶠，他的故事與改革開放同步。相比於他的其他幾位兄妹，沈門嶠的生活似乎更有幾分傳奇色彩。
我們已經知道，他的母親生他之時，夢見一座花轎被人抬了過來，故為他取名夢轎。做母親的怎麼會想到半個世紀之後，兒子成了專門賣轎車的老闆。要知道五十年前母親連什麼是轎車還不知道呢。
沈夢轎的名字一直叫到他上小學，老師問他叫什麼，他嫌「夢」字難寫，正好看到眼前有扇門，順手一指那扇門，他就成了門轎。老師問他又是什麼轎，沈家老二大字不識一個，如何說得清楚，老師就代為取名，從此他被喚作了沈門嶠。
沈門嶠說他自己是不會讀書的，讀到六年級畢業，他還寫不好那個「6」字。這可能是有些誇張了。沈門嶠不喜歡數學倒是實情，照他自己的說話，他最痛恨的就是數學，稍帶著也就不喜歡與數學有關的經濟。他內心的全部熱衷都在於政治。人們說到農村的窮苦孩子，一般會引用西北農民的這樣一個段子：一個孩子在放羊，問他為什麼放羊，他說掙錢娶媳婦；問他為什麼娶媳婦，他說生娃；問他為什麼生娃，他說長大了放羊。可這個段子卻完全套不到生活在東海之濱古鄞州鄉間的農家子弟沈門嶠身上。
沈門嶠從小就有政治抱負，從小就有忠君報國思想，喜歡看楊家將岳飛抗金等中國歷史書，讀到岳飛的《滿江紅》「壯志饑歹胡虜肉，笑談客飲匈奴血」，自己就身臨其境，壯懷激烈起來，看到奸臣誤國，就恨得捶胸頓足，咬牙切齒，看到古來歷史中家國滅亡之處，忍不住就會淚流滿面。沈門嶠還喜歡軍事，雖然沒能當上兵，卻不妨礙他研讀「孫吳兵法」，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書籍也是他的案頭之書。沈家老二尤其歡喜看有關抗日戰爭的電影，什麼《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都是他百看不厭的片子，沈門嶠特別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是真正稱得上國仇家恨的。據象山檔案館記載，當年因日本人在寧波投放鼠疫，致使平民百姓大量死亡，沈門嶠的老家象山橫裡村受害最為嚴重，全村死亡三分之二，沈門嶠的爺爺奶奶，也是在那苦難的日子裡，短短幾天內就相繼而亡的。因此他曾想過，要是生長在戰爭年代，他就一定要當個將軍，殺敵立功，報效祖國。和平年代怎麼辦呢？也要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盡力啊。沈門嶠想，不能當將軍，就弄個鄉長、縣長幹幹，也有平台可以實現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