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大寫的家國之書是紅色的，那是席捲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激烈革命，有著鮮血般的顏色，由一批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有堅定信仰的理想主義者在大地上寫就。而在他們用鮮血澆灌的地方，今天，終於開出了理想之花。
一：十八年前的革命行
母親，還記得十八年前我的那次在浙江大地上的壯行嗎？因為撰寫電視紀錄片浙江共產黨史的解說詞，1991至1993年之間，我曾以「革命」為主題，走過了浙江的五十多個縣市地區。那時候，您作為民政局的工作人員，也正在整理烈士資料。記得那次出發前，我還在您的聯繫下，參觀了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在浙江諸多犧牲的共產黨重要領袖人物中，我瞻仰了一位名叫卓蘭芳的地下黨省委書記的照片，這位被共產黨內稱之為「暴動專家」的早期中共黨員，竟然是我外婆的娘家人——奉化松岙人，而我的外婆，恰恰就姓卓。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寫的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浙江土地革命時期的浙江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農民暴動，那時候我就接觸過卓蘭芳的有關史料，還因此接觸到了另一個重要的革命家族——沙氏家族。土地革命時期，卓蘭芳和沙氏兄弟有著極其密切的革命行動。正是出於這樣一份特殊的情感關係，我對這位擔任過浙江省地下黨省委書記的卓蘭芳多了一份更深瞭解的慾望。母親，正是在那次的壯行之中，我第一次去了您的外婆家，奉化松岙。也正是在那一次，我尋訪了卓蘭芳的戰友沙氏兄弟故里，我去了奉化的鄰縣鄞州塘溪沙村。沙村給我留下了極其強烈的印象，在那裡，我第一次瞭解到了沙氏兄弟的革命往事，並深切認識到了沙氏兄弟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特殊意義。回杭後，我寫就了我平生的第一部報告文學《革命行》。
而今天，我要發給您的第三封信，正是在重訪尋訪沙氏家族的過程中完成的。為此，我又翻箱倒櫃，找出了多年前發表在《江南》雜誌上的這篇文章。我被我十八年前的尋覓再次感動了：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一年秋，中國南方杭州少雨多晴天高雲淡，人民安居樂業。是時，娃哈哈食品公司尚未兼併杭州罐頭廠；日趨破敗然又不失繁華的狹長的老青年街更沒有被拍賣的跡象；離杭城四十里處的農民做夢也不曾想到他們的祖輩稱之為鄉與村的熱土將搖身一變為宏福山莊，中國人民尚未像一年後的今天超常規跳躍式啟動時，頗有南宋遺風的杭州人依賴天時地利，在「桂子月中落」和「天香雲外飄」的西子湖畔流連忘返，悠哉徜徉，其中有我。雖然蘇維埃聯邦一眨眼不見了曾使我大吃一驚，但遙遠的西伯利亞寒風畢竟吹不涼西子湖畔的暖意。世界各地都有槍聲和血，1991年的中國南方沒有，杭州人民很幸福。
那個上午我剛剛寫完「無味之味至味也」，一個不經意的電話取走了我手中溫香的茶杯。大學同學F參與了浙江黨史（1919-1949年）電視專題片的拍攝，想讓我為其撰稿。「可以啊」，我想，哈！浙江省能有什麼了不起的革命！純粹一個「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溫柔富貴鄉罷了。
孰料革命撲面而來，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挾我而走。本世紀初一代中國普羅米修士，經世紀末人們輕輕一喚，便從歲月的厚幔中呼之而出。浙江！浙江！思想者的搖籃，盜火者的故鄉，叛逆者的天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開革命先聲的地方。中國第一個全文翻譯《共產黨宣言》者為浙江義烏陳望道；中國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二分之一出自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共十九人，浙人佔七；中國最早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發生在錢塘江南岸——蕭山衙前；中國第一個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獻身的人，為浙江東陽邵飄萍；而第一個在1927年4﹒12政變中犧牲的中國共產黨人則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浙江諸暨人汪壽華。
受文化與傳統影響，浙江革命史呈現出特別複雜的格局和極為錯綜的關係。1927年初，一個名叫王任叔的奉化共產黨人，還是他的同鄉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長，蔣介石密謀背叛革命的電文正是他親自譯出後報告給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而此時，後來成為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的慈溪人陳佈雷方踏入蔣家王朝的門檻。不久以後，曾經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早期成員的沈玄廬主持浙江國民黨清黨委員會時，曾與他同在一幅畫上吟詩作書的密友共產黨人葉天底卻在他所管轄的陸軍監獄就義。當蔣介石的老師、老同盟會員、奉化人莊嵩甫暴跳如雷大罵國民黨、於千鈞一髮之際挽救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命時，曾經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的國民黨右派領袖、吳興人戴季陶，卻正在「舉起你的左手打到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到共產黨」呢。
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中國別的區域的早期革命，很少有竟如浙江一般豐富多彩、瞬息萬變，波瀾起伏而又光怪陸離。有充分理由需要我們回過頭去尋找一些東西，比如尋找二十世紀末已經被歷史夜空包容的世紀初的理想主義星辰——那些以燃燒方式短暫熾熱地劃過時代長空的生命，由於他們中某些人的大默如雷，以至於人們以為他們已經消失在忘川之中。我還想說，世紀末對世紀初的追尋於我們個人命運的重要。我們這些由於風雲變幻而不免陷入迷茫的靈魂，實際上太需要信仰的支撐。於是，我便背起行囊，隨攝制組出發。歷時經年，行程二萬，踏遍浙江山水，遂成《革命行》。
……
燕趙多慷慨悲涼之士，越地有傾城傾國佳人。追溯佳人與國事的關係，春秋時自然是西施。本世紀初的革命，卻當從一位石破天驚的女俠說起，「吾自庚子以來，已置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越中兒女，向有臥薪嘗膽、復仇雪恥之士，大英雄比比皆是，劍與酒，是浙江革命史的文化背景。酒由鑒湖水釀，劍為歐冶子鑄，均為女俠所鍾愛。秋瑾好酒，一頓能飲五斤。某次在周恩來姑父王子余家歡飲，喝到興起，竟一躍而坐桌上，滔滔不絕，四座男人俱驚。又作《寶刀歌》：「主人曾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在日本留學，宣傳革命，上台演講，未曾開口，先從靴筒裡取出倭刀往講台一插，說:「如有人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女俠就義前有絕命詞，曰：「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日暮窮途，徒下新亭之淚；殘山剩水，誰招志士之魂？不須三尺孤賁，中國已無乾淨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侖歌。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志猶虛，雄心未癒，中原回首腸堪斷。」讀來驚心動魄，熱血沸騰，當有劍酒相待。
酒是詩意的、浪漫的、叛逆的。若無劍來外化、來凝聚，來逼刺大黑暗，酒便成瀰漫而消極的了。「五花鳥，千金襲，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庚子以後的浙江知識分子，把酒持劍，再不甘於「借酒消愁愁更愁」了。
百年亡國恨，痛心自浙始。恩格斯曾說英國佔領舟山的目的「在於侵入橫貫中部的大江——揚子江，並沿著揚子江上駛直達離江口約有二百英里的南京」。如果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就把南京佔了，今天的中國又會是怎樣的格局？
1840年7月中國尚無北洋水師、南洋水師，所以英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定海，知縣姚懷祥乃戊寅科舉人，雖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但胸有萬夫不擋之勇，他親登敵艦，口誅筆伐，斥責曰：「何故涉吾土？」但英國人不理你那個「之乎者也」的茬。「何故涉吾土？」你若不是地大物博，戰略重鎮我又何必涉爾土？7月6日英軍殺進縣城，知縣姚懷祥與「吾土」共存亡，他嘔血一升後，跳到了北郊普慈寺中梵宮池以身殉國。他手下又有一些典史、書記之類的書生也紛紛跳河的跳河，殉節的殉節。沒有強大的國力，沒有劍在手，在外族的凌辱侵略面前，中國的正直文人只有投河上吊以示節氣的份。
三總兵——定海總兵葛雲飛、處州總兵王錫朋、壽春總兵鄭國鴻，正是在此後統兵三千渡海接收了舟山。從稍有近代史知識始，我便知曉了1841年9月鴉片戰爭中最壯懷激烈的反侵略定海保衛戰：王錫朋左衝右殺、手刃數敵，終因寡不敵眾，被炮彈打斷一腿陣亡；鄭國鴻隨之亦中炮殉國。最壯烈的是葛雲飛，浙江紹興人氏，與敵肉搏，連斃數十人，左眼彈穿，右手骨碎，被敵劈面一刀，頓時鮮血淋漓，身受40多處創傷，墜崖身亡。
六天六夜的浴血苦戰，竟等不來腐敗的清政府增援一兵一彈。英勇的士兵們寧與敵人同歸於盡亦不投降。高地上，旗手始終保持著中國將士寧死不屈的精神。他選一個最顯著的位置站著搖旗，絲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炮彈。他被擊中倒下，另一個士兵趕緊取其位而代之，直到全部犧牲。
武士的利劍，就這樣不得不同樣握在東海之濱的文人手中了。一朝劍在手，思想先鋒、革命先鋒，捨我其誰。縱觀浙江歷史，自王充、自黃藜洲，自朱舜水，自龔自珍，直至當代，浙江從來就是思想的刀光劍影之地。劍是酒之魂，劍再也不滿足在形而上學的思辨領域裡戰鬥了。劍非以血祭酒，以示革命不可了。吳山越水之間，行者匆匆，彌天黑夜中奔走著復仇雪恥和排滿革命理想溶於胸腔的獨行俠。彼時，共產主義幽靈尚未在中華大地登陸，浙江大地便星散著眾多以暗殺來實踐革命的志士。「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皇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母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煌煌哉，革命也！」（鄒容《革命軍》）
英雄豪傑聚集湖山，歃血為盟，台州有伏虎會；嚴州有白布會；衢州有終南會；金華有龍華會；嵊縣有烏帶黨；溫州有私販黨。紹興一個名叫陶成章的「浙江革命黨魁」（周恩來評價）往來穿梭其間，組織革命。與此同時，他的同鄉——天下第一革命大刺客徐錫麟，因槍擊安徽巡撫恩銘而遭殺頭剜心之刑。刑前端坐凳上，著其妻手縫官紗背心，雙手合掌抵於胸前，做鳳凰涅槃之狀，懷悲欣交集之心，吐大義凜然之氣。嘗有人敘述其容顏說：「烈士身材短小精悍，廣顙高顴，頜以下微削，貌不驚人而心雄萬夫。」我想當是描繪平時的徐錫麟，而非就義時那使凡夫俗子一見而怵目驚心的容顏。史載烈士腿部受傷，審訊時盤膝坐地，滔滔不絕道：「我本革命黨大首領……蓄志排滿，已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斬了，全身砍碎了，均可。」
四座均被他一腔豪氣震得張口結舌。
臨刑前攝影，拍了一張，徐錫麟不滿意，以為不帶笑容，須再攝一張。他慨然笑談：倡大義者，以色相示人，使後世當知有所從也。
四年之後，嵊縣王金髮、尹銳志姊妹及張佰歧以光復軍敢死隊旗號率先殺入杭州，以張佰歧為首功。
話說張佰歧，十七歲時抱打不平。打死兩個惡少，逃案在外時加入光復會，立下了「大丈夫應以鐵血光復國土」的決心。後被捕，以殺人罪判以極刑，解歸故鄉，「正法」途中遇救。1908年持一支手槍三粒子彈赴滬上暗殺上海道。其中兩粒歸敵，如不遂，一粒歸自己，最後如願斃敵，從此短槍匕首威震江河。再加上陳伯平、馬宗漢等一千豪俠，如此細細算來，實在是可以為紹興單寫一部革命刺客列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