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大寫的家國之書是蔚藍色的，那是科技與實業救國的強國夢，有著設計構圖般質地的線條，由一批科技界和實業界的精英沾著現代文明的墨水，將藍圖親手書畫在中國的天空。
一：兵馬司胡同15號院的小樓
母親，這封信是在北京我的家中給您起的頭。小家遷往北京時，我知道您並不放心，然而天長日久，有誰熬得過時間呢，您已開始面對現實，我卻依舊兩頭不捨，北京與江南並舉，來回穿梭。說起來，我接著要尋找的這個家族，亦是近百年前舉家從月湖畔遷往北京的，我與這個家族唯有在北遷這一事件上，尚有著些許的相通。
其實從南方遷往北方的家族並不少見，北京就有我母系家族的一些親戚，比如多年來，您的堂弟就在北京腳踏實地地發展著事業。但我現在要尋找的這個人的足跡，卻是我搜遍我家族的任何一個角落，也不可能找到的。
這個人太獨一無二了，以至於我竟然找不出任何人可以與他類比；這個人博得了我極大的敬仰，以至於我進入新年的第一篇博客寫的就是他；這個人對我心靈的衝擊是近年來少有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把他定位為我這封信的主角。並且，就在此刻，就在這遙遠的北國的隆冬，在沒有任何人指點的情況下，我懷揣著這個人的名字，開始尋找他的蹤跡。
我是從北京沙灘的紅樓開始出發的，紅樓大鐵門右側高大的大宣傳板上，蔡元培和陳獨秀的名字赫然在目。八十年前，這個人的名聲曾經和他們平起平坐，後來他漸漸成為前塵往事，供後人探索研究，或讚歎一番，或歎息數聲。此刻，我路過北海，我路過故宮後門，我路過北京東四，我路過羊肉胡同，板磚胡同，領賞胡同，大院胡同，我路過七匹狼鞋業店，沙鍋居飯店，阿米尼電動自行車鋪，蘇氏牛肉店，永康口腔醫院，我路過羅威、薇薇和蒙娜麗莎婚紗店——我終於找到了兵馬司胡同。
巷口人來車往，一派現世塵埃，我站在小豆腐家常菜的雞毛小店的門口，心突然就大熱了起來，我想往著這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地質學家，這位後來一度曾被視為「罪重當誅」的通緝戰犯，這位後來的被赦免的回歸祖國的全國政協委員，這位最終在十年浩劫中沉默死去的老人，這位今天重新被定位認識的先賢。當我不瞭解其人之時，他在我眼中，不過是吳越大地上一位科學名人兼前朝舊臣；當我開始瞭解他，走近他的命運時，我不止一次淚灑衣襟，仰天歎息，感慨不已。而當我走進他的心靈，瞭解他全部的命運之後，他成為我心目中深為敬重、視為楷模的前輩。
此刻，我把他的名字和他心中曾經繪製的藍圖，一併畫在蔚藍色的天空上，乃是因為他雖然曾經把理想的宏業建立在中國的黃土高坡，並深陷二十世紀上半葉複雜的政治漩渦，但他依然是那一代飄揚出海的、接受蔚藍色文明的、勇於擔當的、自由而又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象徵。
翁文灝先生（1889—1971），他有太多的第一：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
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
中國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
中國第一張著色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
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並出版地震專著的學者；
中國第一份《中國礦業紀要》的創辦者之一；
中國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
中國現當代史上第一位系統而科學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
中國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
中國「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的首創者；
中國第一個大型油田的開發組織領導者；
而作為學者從政的典型，翁文灝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是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在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以及對家國的極度思念之後，他選擇了新中國。1951年，他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人士。
捫心自問，為什麼我會對翁文灝這樣一個人特別地心有獨鍾？是因為他一定經歷過我也經歷著的那些困惑嗎？可他又是怎麼樣衝破繭殼，化蛹為蝶的呢？
或者，也許他並不曾真正的化蛹為蝶，他在中國現代史這個無與倫比的大舞台上，在無比艱辛的幻變過程中被卡住了。他已經看到了藍天，卻依舊身陷黑屋，好不容易掙脫，卻時不再來，他的美麗的翅膀並沒有真正舒展。他的一切終結在門檻之外，卻給我們留下無盡的仰望與遐想。
我想尋找翁文灝，是想與他的靈魂對話。我的對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命題來歸納，那就是：一個術有專攻的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如何安身立命，究竟應該以怎麼樣的方式，為我們的家國奉獻赤子之心？
這不是一個特殊的問題，百年來多少讀書人思考過它，而翁文灝卻在中國最大的歷史舞台上實踐過它。
此時的翁文灝，他的依稀蹤影，究竟又在哪裡呢？
翁文灝與北京兵馬司胡同的關係，我還是在網上查到的，然後，就帶著朝聖般的心情，從杭州直奔北京，直奔兵馬司胡同。
兵馬司其實並無一兵一馬，明朝末年，笑笑生寫的《金瓶梅詞話》，引用了許多當年流行的俗語、諺語、歇後語，其中有「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一語，形象地反映了明代北京的一些史實，細究起來，倒十分有意思。
百年光陰彈指間，今天，還是那些遛早的老人、那些為生計奔波的商販、那些匆匆而過的行人……從光影交錯的兵馬司胡同口掠過。我漫步在這條古老的胡同，清幽與娟秀相伴，一尺之外，已成靜土，古老的槐樹與灰色的牆壁，讓我們恍然於往昔與現實。胡同中目前還有若干四合院存在，更多的是諸如國家檔案局的宿舍樓、聯合大學的分校、中國法學會等單位的存在。相比而言，我要找的地方，太無聲無息了。
終於找到了兵馬司胡同15號，這正是當年的北京西城兵馬司胡同9號。門口立了一塊石條，石條斜面上刻著「民國地質調查所舊址」的字樣。此處離當年繁華的西四牌樓不遠，鬧中取靜，1916年初，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搬到了這裡，是至今留存的中國最早的科學機構舊址。
一項科學的重大發現，一項科學的理論和學說的誕生，或者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往和一個名人或者和一個群體聯繫在一起，又往往是和一個歷史的遺存聯繫在一起的。蘆溝橋因此意味著七、七事變和後來的抗日戰爭，北大的紅樓就幾乎是五四運動的象徵。而站在兵馬司胡同9號前，我們則看到了一座近百年前中國現代史上科學的聖殿。
當時的中國戰亂頻仍，政治混亂，經濟衰敝，一方面科學研究難以維計，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剛剛起步，中國沒有幾個人知道地質學的概念。近代科學在中國缺乏文化基礎和社會的廣泛認同。地質調查所從這裡艱難起步。它佔地4畝零8厘，有三座靠募捐建的小樓。院落沉澱了中國地質事業的一部艱難的創業史。「兵馬司9號」成為一個多學科開拓的科學機構，是當時中國地質學，包括礦床學、石油地質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學術中心。
來尋訪之前我已經查閱了有關資料，知道了這三幢樓的來龍去脈。
第一座樓為座北朝南的南樓，是1920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與章鴻釗、翁文灝，會同農商部礦政司司長邢端發起募捐、籌建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共募集捐款3萬9千餘元。當時的黎元洪大總統捐資1千元。圖書館工程由德國雷虎公司承建。藏書4千餘冊，並已經具備較完善的圖書服務基本功能。號稱是東亞第一地質圖書館。那時一戰剛結束不久，丁文江為敵國建築師承接工程一事，專門呈文請農商並外交部批准。圖書館在一片舊瓦房中鶴立雞群，是20世紀初的德國民居樣式。
1921年9月，圖書館落成揭幕時，胡適在《努力週刊》一周大事點評中作過這樣的評論：「這一周中國的大事，並不是（財政總長）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內閣的總辭職，也不是四川的大戰，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開幕。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是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單這一點，已經很可以使中國學別種科學的人十分慚愧了。」
這座西洋小樓裡有丁文江的辦公室，圖書館一層會議室裡更是群英薈萃，留下了諸多珍貴的歷史瞬間。上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者醞釀仿照倫敦地質學會的樣子，辦個團體，1922年初，擁有26名創立會員的中國地質學會在此成立，並長期在這裡組織學術報告會。
第二座樓便是翁文灝的辦公樓。1928年冬，地質調查所的核心辦公樓在兵馬司9號落成使用。這是一幢德國樣式的二層精緻小樓，是國際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叔祖貝壽同設計監修的，此人乃為由中國到西方學習建築的第一人。說到蓋辦公樓的錢是哪來的，亦有一段掌故。當時政府無錢，蓋辦公樓要靠多方募捐，結果樓雖蓋好了，還有不少虧空。所長翁文灝一面挪用學術刊物的印刷費應付建築商，一面呈文農礦部要錢。錢下來了，區區500元，尚不足建築師貝壽同的設計費。當今院士王恆升那時剛大學畢業不久，翁文灝帶著他去礦廠「化緣」。礦主正陪來客躺著抽大煙。王恆升拿著化緣簿子，畢恭畢敬站在一旁，堂堂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急得滿地打轉。好不容易礦主抽完了，問來者何為，兩位書生好言相求，總算礦主心情好，在簿子上簽了錢數後，王恆升趕緊去櫃上支取銀票。幾十年後，兩位去「化緣」的學者先後成了院士。後人提起往事，這樣蓋起的樓，這樣難堪的知識分子，至今讓人扼腕歎息。
兵馬司胡同的第三座樓為沁園燃料研究室，它是一個人獨捐的——金紹基——丁文江和翁文灝的好朋友。金紹基以父親金燾的字「沁園」命名了這座三層樓。金紹基早年留學英國，上世紀20年代後期在北大兼過化學課，黃汲清、李春昱、朱森都是他的學生。金沁園的後人中有三位名人：長子金紹城，1920年與周肇祥等人發起和創辦了中國畫學研究會；孫子金開英，中國石油界的老前輩；外孫王世襄，學貫中西的文物大家。
1930年前後，經過十多年的奮鬥，地質調查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丁文江和翁文灝對國際地學界的水平有著清醒和深刻的認識，他們重視尋求國際合作和聘請高水準的專家，為中國的地質工作制定了高標準和高起點，以期迅速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翁文灝執掌地質調查所以後，一直在試圖創造一個中國式的地學大家庭，為學者營造一個適宜發展和能夠交流學術的環境，以推動學科的迅速發展。地質調查所成為頗有影響的地質學學術中心。先後創辦了5個研究室，成了中國多個科學機構的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