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小姐從她多年的良好工作中獲得了一幅有教養的嗓音和文雅的元音，她的怨怒的咕噥就是用這種嗓音持續地發出來的。「這些優雅的女士們只要一躺下，腿伸到半空……我可不覺得她們誰比誰更壞，每個女人，無論是公爵夫人還是客廳女侍，無論是廚娘還是女僕。」她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廚房裡，但她也幹過別的活：一大早端著熱水來到冰冷的臥室，生火，在全家人下來吃早餐之前整理好房間。但廚房是最好的，她說，因為她喜歡那裡的生活。以前廚房裡有過好日子，她說，在廚房裡，最好的時光是吃晚飯的時候，所有的僕從圍著一張長桌坐著，廚師和男管家坐在首席。多好的日子，多好的食物，而且食物是那麼充足，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像現在，所有的暴發戶都以為自己跟高自己一等的人不相上下。 我問鮑爾小姐，她的腳怎麼了？因為她走路一瘸一拐，當她以為我在看她時，她就會把住椅背或者是桌邊，支撐自己。她的腳應該歸過於國王愛德華七世之死，她說。她當時正在清潔爐柵，廚師正在刮蔬菜的外皮，客廳女侍從樓梯上跑下來，眼淚奪眶而出，那完全是她的真情實感，她尖叫著：「曲奇，曲奇，那隻老公雞死了。」鮑爾小姐震驚萬分，一失手，爐柵掉下來，砸壞了腳。
鮑爾小姐為什麼從來也沒結婚？最後我鼓起勇氣問她。男人太骯髒，她說，他們只擅長幹一件事情，如果你對那件事情感興趣的話。但她十六歲那年在蒂弗頓的舞會上已經見識過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她穿著一雙新鞋，是表姐貝蒂借給她的，一雙白色的小牛皮鞋，你得用牛奶擦它們才行。舞會上有個年輕的男人不肯放過她，把她帶到外面黑咕隆咚的地方——那是個宜人的夜晚——對她拉拉扯扯，動手動腳，然後把她的鞋給毀了。「怎麼把你的鞋給毀了？」「你猜不出來嗎？骯髒的豬們……那種一塌糊塗的東西，弄得我滿鞋都是……我不得不賠了錢，足足攢了一年的零花錢才賠上，就是這樣，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想跟男人有任何關係了。」
每當鮑爾小姐的粗鄙的嘮叨讓她的主顧們情緒低落時，我們就互相打電話問對方：我們是不是注定要一輩子聽下去？但怎麼才能把她打發走？沒有辦法，只有她的死能解救我們……但後來我搬家了。
時代精神：我們當時怎樣想
女人不可能成為喜劇演員；歷史上從未有過女喜劇演員。原因是她們沒有幽默感。
資產階級的媒體總是跟工黨做對，從未公正報道過工黨的集會、遊行和事件。
全面就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庫爾特·馮尼格特在小說《自動鋼琴》（1953年在英國出版）中描述的情景在人們看來只是奇思怪想：工作機會極度稀缺，竟然變成了一種獎品，授予格外受到青睞或格外優秀的工人。
圍繞「是否應該廢除判定同性戀為非法的法律」，展開了很多激烈的爭論。
媒體把科林·威爾遜描繪成當代的拜倫，一個喜怒無常的危險人物，法律與秩序的敵人。他剛剛宣告莎士比亞毫無天分。一天晚上，他出現在藝術俱樂部門口，神色超然地用一隻手舉著一個骷髏頭。他站在門廊裡，帶著迷人、羞澀、動人的微笑，等著我們哄笑。
數量驚人的上流社會的父親們揮舞著鞭子全國上下四處奔跑，打算去教訓跟他們的女兒睡過覺的年輕小伙子——跟約翰·奧斯本在《憤怒回眸》裡面寫的一模一樣。
你找不到一份不談論「憤怒的年輕人」的報紙。
通過抵押貸款獲得一處房產就是向資本主義投降，而且意味著你面臨著喪失靈魂的巨大危險。
強烈的反美情緒：美國是全世界的頭號公敵，是法西斯帝國主義霸權，比蘇聯惡劣得多。所有的美國人都很有錢。克蘭西和其他美國人經常堅持說，在美國存在著最可怕的貧困；我看到他們的英國東道主以自居寬容的態度對待他們的言論，甚至嘲笑他們：這些共產分子們當然會這樣說。
英國的一切仍然是最好的。食物和咖啡是例外，因為我們允許這些優點歸其他國家所有。
如果從「民意調查」的出現開始算起，那麼社會學——人類對自己的研究——的歷史還不到二十年，很多人（主要是左派的人）對它不以為然，認為它「不足為信」。
我們為什麼沒有國家劇院？就像所有其他歐洲國家那樣？我們的政府為什麼總是輕視藝術，而且在藝術方面投入的資金不足？
費雯麗在《慾望號街車》中扮演布蘭奇·杜波依斯。這是該劇第一次在英國上演，我們還很不習慣感情粗獷的美國戲。劇場很大——太大了。只坐滿了一半，是下午場。觀眾席上有些成群結伙的小流氓，因為他們聽說這是部淫穢的戲劇。他們往舞台上仍垃圾，高聲辱罵費雯麗，大聲評頭論足。台下太吵了，幾乎聽不到戲的內容。當時費雯麗跟勞倫斯·奧利維爾的婚姻剛剛破裂，她正生著病，她的表演帶著她本人生活的真實維度，讓同情她的人感到無比心痛，但她是一個令人無法忘懷的布蘭奇。我猜，那天的情況就像英國以前的那種沒有秩序的看戲場面，觀眾不滿意就大聲嘲笑，往演員身上扔東西。
天安門廣場上，上百萬人在聆聽毛澤東的講話。泰德·阿蘭當時也在場。毛說，美國想要在中國扔下原子彈，毀掉輝煌的共產主義新曙光，但「我們中國有很多人」，即便美國殺死一半中國人，毀掉中國的半壁江山，也不要緊：共產主義的中國的另一半人會去還擊。掌聲雷動，持續了幾分鐘之久。
我跟我的同齡朋友在一起，坐在觀眾席上看音樂劇《南太平洋》。慢慢地，我感到不自在，接著是沮喪，最後變得憤怒。是的，這是我們共同的感受。我們都是從小看著控訴戰爭的恐怖的書籍和戲劇長大的。而現在我們坐在這裡，看著這個以二戰為背景的、不痛不癢的故事——太平洋上曾經發生的生靈塗炭的可怕戰爭，在這部劇裡彷彿成了理所當然的。它不那麼找你哦個要，跟這座天堂般的島嶼、性感的美國軍隊、戀愛插曲和關於種族問題的一點看法相比。其他觀眾似乎都覺得這沒什麼。這就是那種時刻：你突然意識到，不知不覺，道德價值已經發生了變化，你被甩在後面，擱淺在某個相當滑稽的邊遠哨所。你一生中會經歷很多這樣的時刻。《廣島之戀》也讓我有同樣的感覺：死亡的畫面、被拷打的身體的畫面跟性愛中扭動的身體的畫面交錯在一起。這是一種新的感受方式，在我看來絕對是敗壞的、讓人噁心的。
變化最大的是人們對愛、性和婚姻的態度。整個五十年代，由美國向外傳遞出一種氣息：人們對男女之間進行的事情感到灰心、悲哀和沮喪。空氣中有一種絕望，類似於不聲不響的病人的那種絕望。當時有一部電影，名字我忘記了，講的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都在尋找愛——真正的愛，而且這是電影的要旨。故事發生在紐約。兩人都在這座冷冰冰的、對他們懷著敵意的城市中遊蕩，他們經常出現在同一條街上，同一個酒吧，同一間餐館，但他們從未相遇。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天生就該投入對方的懷抱——就像是「原來你在這兒，終於找到你了」的感覺——然而那片巨大的荒蕪，那座城市，將他們分離。從來沒有什麼像這部電影這樣強有力地呈現出孤獨的景象。所有這一切都變了：六十年代把這種灰色、憂傷的氛圍一掃而空。
一位營養師，一位名叫蓋爾范德的博士宣佈：健康的飲食一定要包含蛋白質和脂肪，再加最少量的碳水化合物。他得到了政府和醫學專家的支持。他告訴大家，肉、黃油、牛奶、奶酪和雞蛋會保證我們健健康康地走向死亡。男人每天需要3500卡路里，女人需要2500到3000。蛋白質有兩種：一等蛋白質，主要是肉類，全世界的人都應該以此為目標；二等蛋白質是豆類和蔬菜裡面的蛋白質，你琢磨一下就會知道，只有二等公民才吃這種蛋白質。這種教條至少統制了人們十年之久。
美國白種男人在侮辱他們的女人，侮辱所有的白種女人，因為她們不性感，幾乎算不上女人：真正的女人是黑種女人，她們知道怎樣走路——尤其是她們臀部的擺動。
咖啡館剛誕生不久，那是年輕人除了酒館以外唯一的避難所。咖啡館在街上層出不窮，但經常關著門。警察頻繁騷擾，他們還不理解青年文化的到來。他們想，年輕人在那裡都玩得很歡：可不能讓他們這樣。
我有次散步穿過特拉法加廣場，從南非大使館門口經過，那裡聚集了一小群示威的人。一個姑娘把一些小冊子塞到我面前。我相信我不需要關於南非的信息，於是搖了搖頭。她向我破口大罵，「法西斯分子」是最委婉的字眼。
英聯邦藝術展被所有的評論家忽略了。西印度群島的朋友讓我設法說服那些評論家至少去看看。我給一家又一家報紙打電話，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問題是，展廳裡掛滿了巨幅的色彩斑斕的畫，熱烈奔放，充滿生機，它們不是當時的批評家們所承認的藝術。即便有一兩個批評家真的去了，也對它們不以為然。未經引導、沒有得到消息的公眾更是根本沒有人去。
六十年代出現了一本關於五十年代的書，書名就叫《五十年代》，其中提到的關於我的部分並不準確，因此我猜，對於其他人的描寫恐怕也是如此。那位作者根本沒費心來採訪過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而且非常缺乏經驗，他大概以為，印在一個組織的信頭上的那些「名字」就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寫信向作者抱怨，他的回答是「我看出來了，你不怎麼喜歡我」，而不是「抱歉，我寫了一本這麼劣質的書」。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意識到——應該說，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對事實無所謂的態度很快就會成為新聞報道的普遍狀況。
肯特郡有過一個社區或社群，是一些建築師在三十年代創建的，他們都是共產主義者，或者說都被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狂熱所挾裹。他們的設想是創造一種生活樣板。男人們在倫敦工作，在倫敦有個小小的落腳點，他們有的每天在倫敦和社群之間往返，有的每個週末回來。現在，每個人讀到這裡都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但當時沒有人料到失敗的原因。男人們很開心，孩子們也喜歡住在鄉下的大家庭裡，但女人們不滿意。這讓每個人都感到意外和失望。那個社群裡面的一個男人帶著幽默的哀傷告訴我，為什麼對男人和孩子來說是天堂的生活方式，對女人來說卻是一種犧牲？
電視和電台的播音員仍然堅持用錯誤的發音來讀外國人的名字，認為這彰顯了我們的獨立性。有些人卻覺得尷尬，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國家在各國之間表現得像個粗魯愚笨的愣頭青。
在外來遊客眼中，這個國家仍然非常紳士、禮貌、文明——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