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穆罕默德和默裡·塞爾都比我年輕，但年齡不礙事，因為我們是一夥的，一起尋開心，串通起來製造鬧劇。跟貝蒂在一起，我比她大的那十歲就讓我成了大媽型的出主意的人。我像特薩、瓊·羅德克和天曉得還有誰一樣，經常坐在那裡聽她的訴說自己的兩難處境。
「你瞧，萊辛太太，我不知道該做什麼、該想什麼。我睡不著覺，不停地輾轉反側，因為我喜歡的是黑種男人。自從我去參加為殖民地進步舉辦的那次舞會，跟穆罕默德一起回家，我就喜歡上了他。我對一切都習慣了，萊辛太太。他以前經常跟我說，回家過週末吧，貝蒂，我不想你在這裡，我想要男孩陪我。是的，那是他們的文化的一部分，我知道，於是我就簡單地說一句，我不想妨礙你，就回我父母家了。但我父母非常擔憂，從來沒有這麼擔憂過。他們說，你考慮過跨種族婚姻的難處嗎？但我不願意說，我沒有想到要結婚。我還很年輕，萊辛太太，我才二十二歲，先不必考慮安頓下來，你怎麼想？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穆罕默德，他卻已經走了，去桑給巴爾跟英國——就是我們——對抗，我該怎麼辦？你看，我再也不喜歡白種男人了。」
「你有沒有考慮過另找一個黑人？你可以去殖民地進步派對上再跳一次舞。」
「噢，不，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看，我愛穆罕默德。而這正是我想問你的：我已經心有所屬，不再考慮其他人，你覺得這樣好嗎？」
「可是貝蒂，」我說，把她已經知道的事情告訴她，「他新娶了一位妻子，還有個女朋友，她們都是女戰士的領袖，而且她們都很漂亮。」
「是的，我知道，但只要他看到我，我知道他一定會記起我們曾經心心相印，他就會選擇我。」
「他邀請你去非洲了嗎？」
「但我像他一樣有充足的權利去那裡，是不是？我是英國人，不是嗎？那麼好吧。那是個英屬國家。」於是她把她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時光流逝。她再次坐在我對面，穿著乾乾淨淨的小襯衫，頭髮理得整整齊齊，小手拎包放在身前。「我不知道該做什麼，萊辛太太。我真的去找了他，但他不回我留給他的字條。可當他在集會中看到我時，他向我揮手，所以我又等了一個月，但現在我回家了。我覺得我的心碎了，萊辛太太，我該怎麼辦？」
她想去南非，因為她可以在那裡找個黑種男人。我說：「別傻了。白種女人如果喜歡上黑種男人，在那裡是要坐牢的。」結果她真的去了南非，那裡的情況確實如我所說。她北上穿越非洲，結果碰上了剛果的戰爭。可怕的戰爭——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為之恐懼。
我們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分享著香煙的煙霧和她的新聞。「我喜歡布拉柴維爾。」她說，「那裡有很多黑人，我過得很開心。」
「但那裡在打仗，打得很凶。」我說。
「我什麼戰爭也沒看見，我在的地方沒有。」
「那麼你現在怎麼樣？」
「嗯，我現在結婚了，爸爸很高興。」她在維多利亞湖畔遇到一個捕鱷人，他愛上了她。「你覺得他會喜歡黑人女孩，是不是？那裡有很多黑人女孩。但他喜歡我。」
她的婚姻沒有成功。她回到我們身邊，依然夢想著有一天穆罕默德——他已經陷入了很大的麻煩，他和另外一些人被指控為刺殺國家領袖的兇手——會回到英國，來認領她。
約翰·德克斯特當時是我的朋友。那時關於同性戀的法律還沒有修改，他跟一個男孩在一起時被抓住了。我已經不記得細節了。他被判了六個月，關在沃伍德叢林監獄。朋友們都去那裡看他。我去過兩次。第一次把我給嚇壞了，不是因為那座監獄非常陰森而且骯髒——對此我已經有思想準備，而是因為約翰像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不停地說，他受懲罰是罪有應得，警察非常正確，因為他做了錯事。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恢復了正常，而我一直在想，我們是多麼的脆弱，如此輕輕地倚靠著一些信念和原則——倚靠我們所以為的自己——保持著自己的姿態。約翰沒有遭到身體上的虐待，卻成為報紙辱罵的靶子，他站在法庭上，遭到蔑視，被宣判為作奸犯科的人，然後發現自己被關在一個陰森的地方，遭受懲罰。難怪有時人們會做出不真實的懺悔，說「是的，我有罪」。但我那時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我看到我們的虛假外表上面塗著一層多麼脆弱的文明外衣，感到非常害怕。
很久之後，我做了一個講座，主題是知覺障礙：是什麼阻止我們看得更清晰？障礙之一是負疚感。到了提問的時間，所有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都站起來問關於「負疚感」的問題。負疚感，只問負疚感，彷彿我的講座只提到了負疚感。我認為這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剛剛在奧爾文·哈弗頓寫的《她眼前的景象》中看到這樣一段，這是1707年，一個耶穌會會士正在布道：
他讓她們（婦女和姑娘們）看到自己罪大惡極，看到自己頻頻濫用基督的血（因為她們在有罪的狀態下領聖餐）。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畫像擺在她們面前，譴責她們不知感恩、背信棄義。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很難相信這篇宣講會對人產生那樣的效果。她們匍匐下來，面朝地面。有人頓足捶胸，有人把自己的頭撞向石頭，所有的人都哭喊著乞求神的原諒和寬恕。她們在過度悲傷中對自己的罪惡賭咒發誓。她們極其過度的悲傷讓教士擔心她們會傷害自己，於是命令她們停止呻吟，好讓他完成他的勸導。但他無法讓她們安靜下來，最後自己也淚流滿面，停止了布道。
幾幕小小的閃回：
一個下午，在場的有約翰·韋恩和羅伯特·康奎斯特。他們共同的朋友要結婚了。「提醒了我們，人都是要死的。」羅伯特·康奎斯特悲壯地說。約翰·韋恩說，「婚姻是可以解除的,跟訂棺材不一樣。」
「噢，不，結婚就像訂棺材。」英俊的羅伯特說，環顧著我們這些站在四周的女人。
我養了些風信子，還沒有開花，種在一個陶盆裡。它們來自一個跟我的嘈雜公寓和轟鳴的卡車完全不同的世界，散發著異樣的光澤。克蘭西站在那兒，盯著它們，眼中充滿恐懼。「怎麼了？」我問。他因為厭惡而面色蒼白。我試著像他那樣看它們，因為普通的東西經常在他眼裡變得很邪惡或者很奇異。終於，我從這些風信子身上看出一點點曼陀羅草的影子，人吃了那種草會蹦蹦跳跳，甚至尖叫。「這是風信子。」我斬釘截鐵地說。
「把它們放到我看不見的地方。」他說。我以前從未見過克蘭西這樣的人，他完全是街道和建築的產物。（後來他也住得慣鄉村了。）在克蘭西之後，我又遇到了一些這樣的人。在公園裡，如果讓他們越出柏油路，踩到草地上，他們都會很不痛快。有時候，我讓自己停下來，拋開自己慣常的觀察方式，用中立的眼睛審視一朵雲的構造、窗簾上一條起毛的褶皺、光傾瀉到欄杆上、雨滴像鑽石一樣在窗欞上聚集。我用瘋子可能採用的眼光去看事物，事物充滿了威脅，或者宣示著它們的異己性，於是你不得不收起這種觀看方式，重新撿回普通的神志。然而有很多人就是那樣活著的，頭腦中縈繞著不詳的疑雲，把這種不詳像聚光燈一樣投向一朵雲、一條褶皺，投向晶瑩閃亮的水珠，他們的敵人存在於他們內心，他們永遠無法擺脫這些敵人，他們走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即便他們越洲過海地躲避他們。我的短篇小說《對話》就是想描述這種處境。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印度人，他腦子裡鑽進了一個念頭：我生命裡需要他。他出現在我門前，堅持要進來。我把他攆走了。我後來才意識到：我從沒想過這是因為我對他「很好」。我對他好是因為他是深膚色人種——那時候我剛到倫敦，心中充滿殖民地人的負疚感。我意識到我已經克服了「膚色壁壘」引起的多愁善感，我為自己感到高興。（「膚色壁壘」這個成語如今也已經隨風而逝。）
一天晚上，我站在廚房的窗邊向下看，看到一個男人翻過高高的木籬笆，站在那裡盯著我。我向後退了一下，退出他的視野。我去商店買東西的時候看到他在路上慢悠悠地閒晃，看著我。建築工在院子裡留了一塊木板，這個男人把那塊木板放在一些磚上，斜著架起來，躺上去，開始自慰。我給警察打電話，說有個男人在我院子裡，騷擾我。警察趕來了，在籬笆上找到一扇門。一個警察說：「好吧，老小伙兒，你在幹什麼？你不能在這裡幹那種事。」他們四個人站在人行道上，我看不見他們，但我聽到一個警察說：「現在你快跑吧，別再幹那種事兒了。」他們處理這起事件的方式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人說，有一個英國永遠地消失了，再也無處可尋——就像創造了外省文學文化的《約翰·奧倫敦週刊》讀者。很容易相信那個英國消失了。
《雷諾茲新聞》是一份社會主義週末報，讀者是勞工支持者、工會倡導者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者——但我認為共產主義者不讀它。這是一份莊重、冷靜、不煽情、不散佈醜聞的報紙，它的讀者一定會討厭我們今天這些散佈謠言、譁眾取寵的報紙。它舉辦了一次短篇小說競賽，邀請我當評委。參賽的小說有幾百篇，他們選出最後入圍的四十篇給我。這些小說水準很高，都是現實主義的風格：狄更斯、哈代、A.E.科珀德、薩默塞特·毛姆、契柯夫和高爾基是他們的先驅。
大多數小說都附著一封信，描述作者面臨的困難。那是個高就業的年代，休閒文化還沒到來。對那些沒有家人體諒、有孩子、要長時間上班的人來說，找到寫作的時間和空間非常不容易。有些人說他們已經完成了長篇小說，問我是否願意看看。我大概讀了他們寄來的三十部長篇。我從未做過這麼曠日持久的工作，當時發現的東西讓我很驚訝，但現在我知道它們是很常見的。首先，這些長篇全都近乎好作品。所有的作家——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例外的——都經歷過「近乎好作品」的階段：作品缺少某種內在的玄機，脈絡也不夠清晰。
我們繼續寫啊，讀啊，扔掉不夠好的作品，然後有一天，某種東西發生了，一個過程完成了，向前邁出了一步。我講這些陳詞濫調是因為很難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寫作-重寫-讀最優秀的作品」這個過程最後終於成功了。職業作家都知道這個學徒的過程，業餘作家卻固執於自己早期的疙疙瘩瘩的草稿，不肯放手。我收到的每部長篇都出自一位有才華的人之手，但每部作品都需要重寫，或者放棄，開始嘗試另一部。有種現象被我稱為「我的小說症狀」，太多作者陷入了這種症狀，它經常發生在作者為掙得寫作時間和空間而付出過犧牲的情況下，他們投注了心血和時間的產物變得神聖起來，他們不肯放棄它，也許會花上十年的時間端著它向出版社兜售。
我給每個作者都認真寫了回信，提了些建議，告訴他們，如果你重寫了，或者寫了新的長篇，寄給我。但沒有一個人再給我寫過信，可悲的才華浪費一直都存在。不過事情已經有所好轉了，現在有寫作班、寫作課，最重要的是，找時間寫作要比以前容易了。
我回憶起這件事情，是因為人們在問的那個令人哀傷的問題：那個英格蘭，那個不列顛去哪兒了？那些故事、那些小說描寫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明智、正派、充滿希望的生活，沒有追逐潮流的野心，也沒有聳人聽聞的情節。理查德·霍加特是那個不列顛的典型代表，他去主持「荒島唱片」[持續了很多年的一檔廣播節目。——原注]節目之後說，他收到了七十三封信，問的都是這個問題。在什麼地方一定還存在著誠實和正直——或者說，我相信是這樣——而且我們國家的政治命運會出現一個輕微的轉向，讓這張不列顛的面孔繼續向前。至少，我希望如此。
現在我把我在那套大得過分的公寓裡的生活，看作我跟戈特弗裡德住過的那些地方的延續，我們很隨意——人們來來往往，有些人在這裡過夜，有時會過上整個週末，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同志們（現在大部分已經是前同志）的「波西米亞區」無限好客，無拘無束，預演著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數不清的年輕詩人、前途光明的劇作家、小說家、男人和女人在我這裡進進出出，全都身無分文，從一個房東那兒到另一個房東那兒，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有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
舉個典型的例子。柏瓦特，一個年輕的印度人，通過英國文化協會來到倫敦，他來自貧困的村莊，一文不名，寫了一些很不錯的劇本，涉及到村莊的永恆主題：惡劣的放貸人、冷酷的父母、勇敢的愛人、對抗貧困的村民。這些劇本曾經在印度上演。瓊·羅德克、魯賓·席普的前妻塔娜·席普和我——我們三個人照顧他。「我的美惠三女神」，他這樣叫我們，微笑著坐在那裡，像個可親的孩子，搖晃著腦袋，對我們為他付出的努力懷著哲學上的關切。塔娜幫他打字，瓊和我餵他吃的，照顧他，給他找地方住。他在我們身邊呆了兩年，然後離開，被一個意志堅定的挪威女人征服，跟她結了婚。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問題是，如果你是個小說家，你的打字機總是渴望跟在某個故事後面卡嗒卡嗒響上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