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以當時舉國上下的狀態，確實可以把他們都稱為「憤怒的年輕人」。但也有三個年輕人除外，我認為他們是形而上學家，他們不僅不憤怒，而且從未跟左翼青年打過交道，他們對左翼青年膚淺的生活觀毋寧說抱著鄙薄的態度。把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稱為一個群體或一項運動，絕對很滑稽。我分別邀請這三位年輕的形而上學家一起喝茶，他們非常有魅力。其中一位是斯圖亞特·霍洛伊德，他非常年輕，新聞報道正談論他的《從混沌中湧現》。他後來寫到：「我二十五歲的時候有膽量出版一本敘述我的內在生活和體驗的書。那是1950年代末，英國媒體大肆渲染『憤怒的年輕人』，這也許構成了我敢於寫自傳式書籍的一個原因：我們得到的公眾關注讓我們都覺得，我們心中不吐不快的東西是重要的。」比爾·霍普金斯已經寫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神聖的與腐朽的》，也贏得了一片喝彩。他年紀輕輕就去世了。這兩個年輕人跟《宣告》的其他作者都不一樣，其他人都有好鬥的傾向，而且關心社會的運轉機制；這兩個人卻很羞澀，敏感，對內在體驗感興趣，深諳神秘主義文學和宗教文學。
科林·威爾森寫了《局外人》，被文學界權威譽為極其重要的作品——如果稱不上「天才之作」的話。如果說當時的文學界有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那麼這顆新星就是科林·威爾森。但之後情況發生了逆轉，捧過他的那些人似乎在想：你再也別想有這種待遇了。總的來說，處女作贏得瘋狂的讚譽不是件好事：幾乎總會發生一些沒有道理的逆轉。如果說威爾森的第一本好書受到了過分的讚揚，那麼他後來的書則遭到了不公平的忽視和冷遇。其中至少有兩本——他的書我沒有讀全——值得推薦。一本是《拉斯普丁與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它挽回了拉斯普丁的聲譽，把他從「歇斯底里的江湖郎中」的名聲中放回到俄羅斯薩滿僧人和巫醫的傳統中重新打量。另一本是《偉大的野獸》，講的是阿萊斯特·克勞利，跟上一本一樣中正平衡，入情入理。
這就是我們這些作家：關心政治的左翼，非常流行；幾個形而上學作家，不流行，但僅僅過了十年，他們就成了最優雅時尚的代表；還有就是我，一個女人，比他們每個人都大十歲。
簡而言之：寫下來的東西就成了永恆，說過的東西卻往往被忽略，這是一個悲哀的事實。寫下來的有些東西一版再版，成了你的主題的一部分，幾十年後還會有人拿出來引用，追溯到你。它是掛在你脖子上的磨盤，你無計可施。「但你說過，在第123頁……」我在《宣告》中寫的那篇《小小的個人聲音》，大部分內容我都喜歡，但其中有些東西讓現在的我感到強烈的反感。我寫下的那些關於加繆、薩特、貝克特、熱內的胡言亂語究竟是什麼？我為自己感到震驚。我對中國和蘇聯的評述也是一派胡言。我的濫情讓我極度反感，當時我寫了這樣的話：我從未遇到過一個願意拉下閥門、發射核彈的人。但現在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做這件事情，只要他的頭腦中被植入了恰當的程序。無論怎樣，這篇文章是為它的時代而寫的，就這樣吧。
我在《宣言》中提到的一件事情到今天仍然是真的——還有另外一些事情。我抱怨英國人的仇外和頭腦狹隘。有時候，當一個人從國外旅行回來，打開英國的報紙和雜誌，就像打開一扇門，裡面是一屋子聰明伶俐、能言好辯的學校學生。人們認為關於這個或那個人的新聞非常重要。戰爭和饑荒在肆虐，很多政府在搖搖欲墜，而他們卻在寫一個孩子嘗試了新髮型，或者很小氣地拒絕跟另一個孩子共進午餐。我父親以前經常抱怨英國人的這種偏狹的地方性頭腦，這就是他為什麼在1919年和1924年迫切地離開了英國。
「憤怒的年輕人」完全是報紙和其它媒體一手製造出來的現象。它滾滾向前，年復一年，不斷獲得動量，而我一直非常驚訝：為什麼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些人之間其實毫無共同之處？媒體就像昨天的科學家，因為今天的科學家已經認識到，當他們做試驗的時候，他們是試驗的一部分，他們的存在會對試驗結果產生影響；而媒體可以製造一個故事、一個醜聞、一起事件，同時卻表現得彷彿自己跟這些事情無關，彷彿那起事件或那種名聲是自動產生的，他們對結果完全沒有影響，而且他們也根本不是始作俑者。「公眾對……的興趣在持續，而且日益濃厚。」當然在日益濃厚，因為記者們在煽風點火，任憑自己爆發陣陣痙攣、道德義憤、興奮和關切。而與此同時，公眾驚異地看著他們。
我重複一遍：「憤怒的年輕人」是媒體的創造，報紙的發明，從來沒有任何事實層面的基礎。但這樣講一點好處也沒有——人們已經寫了一千篇論文，已經建立起一千種聲譽，現在人們在這件事情上有了既得利益，恐怕再也不許它消失了。我去日本的時候，有位教授向我問起「憤怒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宣言，我說，他們從來沒有存在過，那只是個報紙泡沫。他的臉……我在他的臉上看到，他是此項革命運動的專家，他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聽到有人說它只是海市蜃樓。
人們把「憤怒的年輕人」（還有我）跟皇家宮廷劇院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約翰·奧斯本，也因為宮廷劇院在當時的輝煌。
皇家宮廷劇院的那群人有一張著名的照片，他們去什麼地方遊覽，在一輛巴士的頂上，可愛的瑪麗·歐瑞在前面——她的魅力不遜瑪麗蓮·夢露一絲一毫，而且有著跟夢露一樣的纖弱。這群年輕的雄獅和母獅都在笑，每隻年輕的雄獅都在看著瑪麗，尤其是約翰·奧斯本（他不久就會娶她）和托尼·理查德森，瑪莉轉過頭，笑著，但大家對她的注目讓她有點慌亂。一張無比歡快的照片，就像一群野炊的孩子在興奮得過了頭時抓拍下來的。
為慶祝《宣告》出版而開的派對本來計劃在皇家宮廷舉行，但劇院經理拒絕了，因為約翰·奧斯本在他那篇文章中侮辱了皇室。「我反對保留皇室這種象徵，因為它已經死了，是一口爛牙中的金填料。」派對改在切爾西的法森垂[倫敦的一棟著名歷史建築。]，在一個大大的地下室房間，房間裡擠滿了導演、政客、演員，當然還有參與《宣告》撰寫的作家，每個人都是當時的新聞人物。安奈林·貝文出席了派對，帶著隨從，他剛從什麼會議上回來，在那場會議上，一股所向披靡的風撫平了他那眾所周知的烈火。有幾個人上前向他發難，他們說共產主義現在已經崩潰，他更多地代表了工黨左翼的立場。大家對他的想像似乎讓他驚訝。他是政客，革命當然不在他的計劃之列；而我可以說，革命——抽像的、鼓舞人心的、毫不妥協的革命——是那間屋子裡大部分人的思想的一部分。但你並不能去問他們：「你認為應該是這種革命，還是那種革命？」不，他們頭腦裡裝的不是這種學究式的界定清楚的革命。
房間裡人聲鼎沸，但樓梯頂上傳來的響亮的聲音頃刻間讓下面的人群鴉雀無聲。那裡站著一個衣著邋遢的年輕女人，一頭金髮鬆鬆垮垮，穿著一條俗麗的花裙——當時最不雅致的打扮——一雙不滿的蒼白的眼睛。「什麼人，」她質問她的護花使者，用她那個階層的擲地有聲的語調說，「這群毛茸茸的小人到底是些什麼人？」當時有很多人跑到底層去體驗生活，極大地擾動了各個階層。
當時我身邊的人來自千差萬別的世界。住在大城市的幸運之處就在於你可以認識一些並不在乎是否相互認識的人，只有曾經在外省（像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裡）住過的人才懂得感激這種自由。
我有段時間經常跟邁爾斯·馬勒森見面。他在戲劇界工作了四十年，我喜歡聽他講這方面的經歷。我跟他一起去看戲，去劇院的餐廳吃飯（比如常春籐餐廳），還一起去動物園，他是皇家動物學協會的成員。邁爾斯喜歡彼得，彼得喜歡動物園，他可以去動物園看邁爾斯專門飼養的動物，我不記得是什麼動物了。我認識很多很多出錢給動物園飼養動物的人，他們養的是狼蛛、樹獺、蠍子、猿猴、變色龍，它們被混編成了一個門類：動物園寵物。
我們還談到愛情，我有些勉強。邁爾斯喜歡我，但他的感情不太需要我的回應，因為邁爾斯愛上的是愛情。他說他是二十年代的產物：他接受的情感教育是「自由的愛」，他仍然認為這是唯一恰當的生活和愛情方式。邁爾斯說他從未感到過嫉妒，也從未覺得需要佔有一個女人，但可悲的是女人們缺少他的大度。他認為，一個人應該能夠向自己的主要愛人訴說縈繞了他一個美妙的週末的轉瞬即逝的癡迷；然而在他一生中，他說，他只是一次又一次興高采烈地跑到他的第一任妻子那裡（我記得是第一任妻子，總歸是某任妻子），向她描述自己的艷遇，而她說：「夠了，出去！」女人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他發出質問，真心期待能有答案。他說，他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愛——真正的愛——只能存在於絕對坦率的基礎上。但坦率會帶來不愉快。好吧，是的，我說，我以前也聽到過類似的抱怨，但這種基本的、本能的、糟糕的進退兩難的困局確實是愛情的核心。他為什麼自以為他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就這樣一揮而就？但他真的這樣想，仍然抱著希望。他說起這些，聲音中充滿了畢生灼熱的委屈。我把他寫進了一個故事裡，叫做《戀愛習慣》。
我當時經常見到湯姆·馬斯庫勒。他風風火火，在倫敦四處應酬，如同在高能量的驅動下運轉。這種人不常見，他們讓你意識到，相比之下，你的輪子轉得有多慢。
記者默裡·塞爾在我的生活中時隱時現，他和妻子特薩·塞爾住在前面的諾丁山門一帶。他們是在巴黎認識的，當時都很窮，跟所有的人一樣，他們的年齡跟巴黎正好匹配。她是奧地利貴族，一個漂亮的生氣勃勃的女人，她的主要性格是熱愛秩序。她是我認識的最整潔的女人，他們公寓裡的每樣東西都整整齊齊，沒有半分差錯。後來，當她買得起昂貴衣服之後，她會把它們拆開，然後按照她的嚴格標準重新拼起來。默裡是澳大利亞人，和氣，隨意，粗枝大葉地慷慨地安排他的時間。又一場不協調的婚姻，沒有延續下去。默裡的內心上演著一部不斷發展的史詩，裡面居住著一些巨人，其中一位是舒爾德斯·莫爾斯比。我後來得知這個人物真的存在——今天仍然存在——我感到很失望。
有時候，我們不斷地聽到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幾年下來，那個人在我們心目中漸漸帶上了我們所熟悉的傳說故事中的人物才有的全部魅力，我們最不想聽到的，就是他們生活在普通的陽光下。這部傳奇中的一個事件是默裡和他的朋友們決定翻修一條在泰晤士河上行駛的帆船，並準備駕著它航游世界。有一年的時間，他們把週末和假期都花在翻修帆船上，不用說，他們的女人對此一致反對。最後，他們啟航了，臨行前開了香檳酒，發表了演說。然而海峽裡波濤洶湧，他們全暈船了——他們從未想過會有這種危險。他們在瑟堡棄舟登岸，那艘船也許現在仍然好好地在那裡。他們回家了，但不是從海上。超現實的歷險讓默裡的朋友們開心了好幾年。默裡為一家流行報紙工作，類似於《太陽報》或《每日郵報》。一天，他對一條醜聞窮追猛打，將它推向極致之後，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突然就像前往大馬士革的聖保羅一樣，恍然大悟。「我對這些人做了那麼糟糕的事情」，他想，「我在幹什麼？我應該是個熱愛人道的人啊。」他從報社辭了職，懷著改過自新的罪人的悔悟之情把這件事告訴了每一個朋友。
在當時，醜聞版面的記者並不受人愛戴，因為他們說謊、弄虛作假、對他們的受害者很殘忍，但我認為我們也不厭惡他們，鄙夷他們，跟今天體面人的態度不一樣。那時候的記者當然還沒有發展到現在的偽善水平。我們的處境確實越來越糟了。如果我說「默裡一下子就成了現在的他，一位舉世聞名的記者」，大家都會覺得很好，但事實上，他一開始的處境很艱難，美德是它自己惟一的回報。他的一部小說因為涉嫌誹謗而被召回。他的生活彷彿停滯在在赤道的無風帶，一動不動，有段時間靠在塞文河口籃捕三文魚養活自己。籃捕就是等潮水退去，把三文魚從事先做好的陷阱裡撈出來。他住在一棟極小的房子裡，吃了太多的三文魚。他一邊抱怨，一邊用美味的三文魚招待來看他的朋友。冒險的傳奇繼續進行，舒爾德斯·莫爾斯比成了隨從騎士。是真是假，誰在乎？這個世界上講故事的人不應該為枯燥沉悶的精確性負責。
一幕：我面前的矮桌上散放著煙灰缸、香煙和茶杯，對面坐著貝蒂，一個相貌平平的年輕女人，眉頭緊鎖，眼睛中充滿焦慮。然而她也帶著一點點自得的神色，因為她已經在步那些憂慮的阿姨的後塵：特薩·塞爾、瓊·羅德克和其他阿姨。她膝蓋上放著一個乾乾淨淨的白色手袋，看上去像是在教會義賣中買來的。她是個主教的女兒：主教的女兒們似乎確實遠遠比大多數人更經常地在道德歷險的泥淖中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