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屏住了呼吸。」馬沙克說，「每個人都因為恐懼而面色蒼白。我在發抖——我很年輕，在座的人在我眼中全是大人物，重要人物，而高爾基對待他們的態度彷彿他們只是些淘氣的孩子。而且沒有誰違抗過斯大林。你不明白，你們這裡的人不會明白。」斯大林站起來，非常鄭重其事，他說他很高興這裡有位誠實的人——高爾基同志。『你們其餘的人都在說謊，你們只說讓我高興的話。』然後他在護衛的陪同下離開了。」
我聽到過關於其他獨裁者的類似故事。顯然，我們需要聽到這種「一個誠實的人」的故事。
我喜歡薩繆爾·馬沙克，我想他也喜歡我。但他需要的是有人聽他說話，給他注意力。他很孤單。但他是位舉足輕重的蘇聯作家。
他想見彼得。他再來的時候，我們在白天見了面，在公園裡喝茶，去商店陪馬沙克買鞋，因為來英國訪問的蘇聯人都要去買鞋和好衣服。他愛彼得，彼得也喜歡他。他送給彼得一把很好的小刀，還有他用俄語寫的一些兒童詩。他為彼得寫了幾首詩，但我不知道那些詩的下落。後來，馬沙克的兒子常來倫敦，他是個物理學家。而我會接到大使館的電話：我願意帶他去商店買鞋、買衣服嗎？
我不知道還有哪個作家的命運會比薩繆爾·馬沙克的命運更不幸。一個有天賦——甚至可以說天才——的農家孩子，在當時被視為輝煌未來的繼承人。受到高爾基的庇護，這意味著獲得了俄國最著名的作家的認可。高爾基不懈地跟列寧的殘暴政策做鬥爭，讓數百名政治犯獲釋，然後又跟斯大林對抗。馬沙克當時很容易覺得自己跟革命好的一面站在一起，因為那個時候，認為「革命存在著好的一面」仍然是可能的。慢慢地，他被吸收進這個壓迫的體系，但這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等他意識到自己身陷其中，已經為時已晚。從來沒有經歷過政治恐怖的人可以很輕鬆地講出這樣的話：「他應該選擇退出。」怎麼退出？他會被送去古拉格，死在那裡，就像上百位其他作家那樣。「我一直沒有去寫我應該寫的東西。」他說，「我本來可以像高爾基。我的天賦真的在現實主義寫作這一方面。我本應該寫下我在自己周圍看到的東西。」直到今天，薩繆爾·馬沙克仍然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間激起極大的蔑視。他們像是恨不得往他的名字的聲音上吐口水（這是很有俄國特色的表達輕蔑的方式，神聖地保留在他們的語言裡）：他是斯大林文學獎獲得者，他是蘇聯政權的同義詞。他們甚至不願意承認他出色地翻譯了彭斯、莎士比亞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我認識的那個悲傷而謙恭的老人是的是一個像被斯大林謀殺的馬克西姆·高爾基一樣的受害者嗎？
我遇到一件不無喜劇色彩的事情。蘇聯的文化專員說他想見我，與我討論……是什麼呢？可能是文學。我就像對待任何人一樣，邀請他共進午餐。他來了，看到只有我一個人，桌子是為兩個人準備的——當時還是在瓊的房子裡。他本來以為還有其他客人，以為是一次真正的午宴。他巡視了屋子裡到處都是的書堆和紙張，說：「你是個真正的作家，我看得出來。」他有些緊張，我假裝沒注意到。心裡在想，我如果為了適應他們的愚蠢想法而改變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我就太差勁了。「我不能在這裡跟你單獨吃午飯。」他說，「會引起誤會的。」
「噢，為什麼？」我故作驚訝地說。他是個好人，根本不像當官的。我帶他去了法國酒館，酒館二樓有個很好的餐廳。我給他講了自由法國和這個酒館的故事，還講到7月14日人們會在這條街上跳舞。他聽得津津有味。他根本不想談論文學，而且坦言文化讓他覺得乏味，並希望我對他的印象沒有因此而變壞。他喜歡馬戲表演，一有機會就會去看。他很高興這些沒有讓我感到震驚，因為他知道，作為文化專員，他應該對書很在行才對。我們分手時，他說很抱歉，但他必須告訴我，我根本不是共產主義者，我是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不，這不是稱讚。
我接下來要講一件事情，它在過去了很久之後，才充分展現出它的全部意味。我接受蘇聯大使館的邀請去吃午飯，跟保羅·羅伯遜見面。保羅·羅伯遜是歌唱家，非常公開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在美國處境艱難。我像往常一樣，心想：喔，上帝，我猜我不得不去。在場的蘇聯官員跟他們的客人一樣多。午宴上大約有十六個人，其中包括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和C.P.斯諾。斯諾即便不是黨員，也是深得蘇聯信任的人[他也深得美國的信任。就我所知，這樣的身份在作家當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是因為他那顯而易見的誠實。——原注]。詹姆斯·奧爾德裡奇和他妻子蒂娜當時也在。詹姆斯·奧爾德裡奇的長篇小說《外交官》在蘇聯被當成傑出的文學作品，但詹姆斯在英國不是特別出名。《外交官》裡面充斥著當時所謂的「進步觀點」，並不是一部好作品。他寫過一部美麗的小長篇《獵人》，講的是加拿大的荒野，他就是在那裡長大的。但可悲的是，這部小說，這部真正的作品，優秀的作品，在蘇聯卻基本上被人忽略，在英國也被忽略，因為他是個公然的共產主義者。
我當時坐在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旁邊，肖洛霍夫是《靜靜的頓河》和《頓河入海》的作者。前者是一部史詩般的小說，描寫了紅軍與白軍之間的內戰，十分精彩。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讀了，那時我還在農場。形容肖洛霍夫只需要一個詞：大男子主義。絕對是喜劇中那種愛炫耀自己多麼強悍的男人。我們之間立刻迴盪著彼此厭惡的情緒。他問我是否讀過他的書。是的，讀過。我喜歡它們嗎？是的，但是我喜歡《靜靜的頓河》要勝過《頓河入海》。
為什麼？既然他抬舉我，讓我說出我的觀點，我便告訴他，前者元氣充沛，有很多奇思妙想，其中的愛情故事美妙極了，但後者沒有達到前者的高度。他突然怒不可遏。他說，如果他在他的國家逮住我，就會騎上馬，把我栓在後面，讓我跟著跑，直到摔倒，他會把我拖在身後，直到我哭喊著求饒為止，然後他會用鞭子抽我。對我這樣的女人就應該這樣。我說我不懷疑他完全會這麼做。我們你來我往地開了幾句這樣的玩笑。後來我才發現，他的第一部小說剽竊了一個不幸的年輕作者，結果大獲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滿懷欽佩地閱讀它。他於是寫了《頓河入海》，希望能與之匹敵。[關於剽竊青年作者這件事情，人們有時候說是真的，有時候說是假的。我不知道現在的立場是什麼。——原注]
喝咖啡的時候，我跟保羅·羅伯遜和他妻子聊天。我的結論是他們都很愚蠢，因為他們滿嘴都是共產主義套話：資本主義的謊言，法西斯帝國主義，走狗，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熱愛和平的人民。這些全都不是正常談話中用到的詞。但我並沒有理解這一點：當人受到脅迫時，經常會有意識地或本能地操持起這種語言，這種狀況有時甚至會持續幾天、幾個星期。保羅·羅伯遜當時在蘇聯大使館，四處逡巡著蘇聯官員，他非常依賴蘇聯對他的善意，因為他自己的國家對他非常惡劣。當政治和公共生活變得像當時那麼兩極分化時，人們也許就會顯得愚蠢。因此，我可以說我見到了我們時代最傑出的歌唱家，並且跟他交談過；我也可以說，我沒見過他，沒有跟他交談過——兩種說法都是真的。
跟羅伯遜的交談也讓我看到美國左翼和英國左翼有著怎樣的差異。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美國是個愛走極端的民族。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人承認這一點，更不用說對此進行討論。一種（或一組）特定的國家「形象」妨礙了我們的視線：貧窮的男孩或女孩有可能有朝一日成為總統……家境貧寒的年輕人努力工作，上大學，變得富有，舉世聞名……每口鍋裡都有一隻雞（這個豐足的象徵現在變得廉價了）……傑斐遜、林肯，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形象」。但這是一個發著燒，體溫很高的國家。我們說，我們跟美國的「共同的語言」（英語）構成了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障礙，因為有些詞（儘管這些詞並不是很多）的用法是不同的。但這種說法本身絕對構成了另一個障礙，它讓真相變得模糊，真相是：我們之間的障礙是民族脾性，或者說民族氣質。現在你在美國幾乎不能大聲說，存在著民族氣質或民族性格這種東西——因為這屬於政治不正確。而這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
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比我在英國認識的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更加的共產主義、更狂熱、更堅持黨的路線、更表現出多疑妄想狂。他們中間產生了更多共產黨所說的「百分之一百五十」——這種稱號當然不是讚美之辭，因為他們知道，極端的共產主義者很容易倒向自己的反面，變成痛恨共產主義者。美國政府對保羅·羅伯遜和美國的其他共產主義者非常嚴酷，在英國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遭到過那樣的待遇。
現在，克蘭西·西加爾出場了，彷彿出現在一幕電影場景中。他一身當時美國年輕人的打扮，牛仔褲，運動衫，低掛的腰帶，你必定會在那裡看到一把幽靈般的手槍。孤獨的亡命之徒。與歹徒孤身作戰的警察。
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有這樣一個美國人來了，他需要住處，我能不能租一間房給他。我說我的房東經歷讓我沒有勇氣重操舊業。那位「不知何許人」的同志說：自己的房間空著，卻不幫助同志，不感到羞恥嗎？
克蘭西跟我以前見過的美國人都不一樣。我以前見過的美國人大部分都屬於出版界或電影界，他們莊重，正確，平頭短髮，彷彿穿著一身看不見的盔甲。他們斟酌措辭，說話緩慢。人們造出「上唇緊繃」[上唇緊繃：「stiffupperlip」的字面意思是僵硬的上唇，在英語中的引申意義為「堅毅沉著」。]這個短語，也許就是為了形容當時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男人，因為他們的嘴巴彷彿被下了咒語：上唇幾乎不能動。你可以在一百碼之外認出一個美國人，從他的嘴唇的架勢你就可以知道是他。這是因為麥卡錫嗎？難道是他把美國人嚇得變成這種嘴唇緊閉、完全一致的人，即便他們跟左翼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沒過多久，這種類型的美國人就消失了，美國人變得個個無拘無束，輕鬆自在——這成為了一種時尚。
克蘭西是個英雄人物，塑造他的不僅僅是上千部電影史詩和左翼的英雄男女——他們生活在他的想像中，就像他的好朋友——還有美國歷史上的偉人。他剛剛履行了美國青年的義務：駕車像個瘋子一樣獨自一人，一路上跟亞伯拉罕·林肯、克萊倫斯·丹諾[克萊倫斯·丹諾（ClarenceDarrow）：1857-1938，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曾成功地代理了眾多起疑難複雜的經典案件，其中有：《洛杉磯時報》大樓爆炸案、煤礦罷工事件、婁伯和裡波路謀殺案、著名的進化論法庭辯論等。]、薩科與萬澤提[薩科與萬澤提（SaccoandVanzetti）：無政府主義者。
因涉嫌與1920年一樁武裝搶劫案有關被捕入獄，後被執行死刑。案情有巨大爭議，許多社會知名人士曾為其申訴。]、傑斐遜、布盧爾媽媽[布盧爾媽媽（MotherBloor）：美國社會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積極分子，勞工領袖。]、約翰·布朗[約翰·布朗（JohnBrown）：美國廢奴運動領袖。]交談，還包括羅莎·盧森堡、斯佩蘭斯基[斯佩蘭斯基（Speransky）：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俄國最偉大的改革者之一。]、布哈林[布哈林（Bukharin）：俄國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托洛茨基（Trotsky）：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主義運動左翼領袖]和任何一個進入到他的想像的人。
克蘭西是一面鏡子，反射出我身上每一樣開始讓我感到不自在的東西。我只是剛剛才開始對它們感到不自在——而這正是困難所在。即將到來的事件提前投射出它們的陰影。但從那些事件的視角往回看，很容易自欺欺人。當時一閃而過的感覺的陰影，一團朦朧的雲翳，十年後也許會變成揭示真相的暴風雨：關於你自己的，關於他人的，關於時代的。但它們也有可能已經煙消雲散了。
讓我開始感到不快的東西是左翼的浪漫主義，更不用說左翼的濫情。這種浪漫主義決不僅僅出現在共產主義者身上，它其實滲透了整個左翼。濫情經常伴隨著極度的殘忍，或者說，它會導致極度的殘忍。刻意渲染的姿態。垂死的英雄把紅旗舉上電光火石的風暴之巔。巴士底風暴，冬宮風暴……這兩場風暴都經過了神化，跟真相毫無共同之處。我可以在這裡寫上一兩頁紙——我在說什麼？——應該是一卷，好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