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說說我媽媽：殘酷的故事還在繼續。她已經在倫敦住了四年，倫敦是我媽媽在流放歲月中一直夢想的世外桃源，而她這四年是在一座壓抑的小房子裡度過的，照顧另一個老人，這個老人甚至不是她自己的親戚，而是我爸爸的。我不在的時候，她不止一次到瓊家裡來陪彼得。她總是說：「我只是希望能對我的孩子有點用處。」當我離開瓊那裡，有了自己的地方，她提議（語氣不是特別自信），她應該來跟我一起住。「你需要有人幫你照顧彼得。」我的確需要，迫切需要，但不是來自她的幫助。她去見薩斯曼太太，想讓她說服我明白事理。薩斯曼太太用各種傳統的表達方式告訴她，年輕人需要過自己的生活。我媽媽從薩斯曼太太那裡回來，抱怨說薩斯曼太太是羅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可以抱怨薩斯曼太太是猶太人，不是英國人，她深受歐陸文化的影響，是她讓我接受了榮格和弗洛伊德這類不列顛外的影響。但她抱怨薩斯曼太太是羅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我媽媽都不會有反應，她甚至根本聽不見我在說什麼。
現在彼得已經覺得艾希納家——孩子們的天堂——比跟我媽媽出去玩更有吸引力。我試著提醒媽媽，一個精力充沛的九歲男孩，肯定會覺得一個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地方比跟大人在一起更有意思。
「艾希納夫婦是誰？」
「他們有四個自己的小孩，到了假期會接待其他孩子。」
「不錯，但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是澳大利亞人，是來英國避難的。」我從來沒從我父母口中聽到一丁點排斥猶太人的話，所以當我媽媽說「但他們是外國人」時，我知道她不是在暗指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是嗎？」
「我不知道，從來沒問過。」
為什麼對羅馬天主教這麼戒備？艾米莉·莫迪·麥克維的繼母是新教牧師的女兒，難道因為這個，她從小受到了羅馬天主教徒的驚嚇？但如果羅馬天主教這麼可怕，她為什麼把她的寶貝女兒送進多米尼加修道院讀書？她的這些態度統統不可理喻，讓人無可奈何……一點辦法也沒有——跟往常一樣。
有一次她帶彼得去南海岸旅行，讓彼得在那裡受了洗，這件事她後來才告訴我。她帶著挑釁的語氣，但她知道她做的是對的。讓我生氣的不是受洗這件事情——在我看來，受洗跟異教的儀式相去不遠——讓我生氣的是，她根本不考慮我是怎麼想的，一貫如此。「現在你得帶他去教堂了。」她下達了命令。事情真的是這樣，彼得經常去教堂，因為他嗓音優美，在唱詩班裡面唱歌。「你可以讓瓊當他的教母。」
「但如果瓊成了彼得的教母，她跟彼得就會變成比現在還要好的朋友了嗎？」
我搬進自己的公寓不久，我媽媽就來了。她站在我的公寓裡，頭戴質地精良的帽子，帽子垂著一小塊面紗，戴著質地精良的手套，裹著狐狸毛披肩，刷過的鞋子閃閃發亮，看著我的醜陋的傢俱。
「這些東西不是你買的吧？」
「不是，是跟公寓一起租的。你知道，她們去澳大利亞了。」
「你最好用我的傢俱；我會把它們從庫房拿出來。」
我媽媽的繼母死後，她把那棟維多利亞房子裡的傢俱放進了庫房，付錢保管，年復一年照付不誤，即便是在我們沒錢付日用品賬單的時候。等到他們有朝一日終於可以「擺脫農場」，回到英格蘭，他們可能一開始沒地方住，但至少還有一屋子的傢俱。她這麼做不是因為喜歡那些傢俱。正相反，她以前討厭那座她從小在裡面長大的陰沉晦暗的房子，討厭裡面的一切。
現在她卻不明白，用她的傢俱填滿我的公寓——我真正擁有的第一個地方——就像是把我放進她的勢力範圍，把我關進過去的監獄，套上涅索斯之衫[涅索斯之衫：古希臘神話中涅索斯為了報復赫拉克勒斯，讓伊阿尼拉（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將沾有涅索斯毒血的衣服送給赫拉克勒斯。]。
「我不想要，媽媽。把它們賣了吧。」
「你不能這樣，你不可能更喜歡這些破爛……」她打量著我的房間裡的傢俱，然後看著我。我們對視著，陷入我們之間常有的無助、無望、痛苦不堪的狀態。她本來有可能會哭出來，就像我小時候一樣，「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恨我？」或者是我對她哭喊：「可是你從來就不喜歡我，不是嗎？」
但是現在，「喜歡」，「不喜歡」，是恨還是愛，又有什麼關係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媽媽，走吧，讓我一個人呆著。沒有，我沒這樣說。但她確實這麼做了。她在那張醜陋的書桌上幹練地放下幾張紙。「這是傢俱的收條。你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
隨後她就回南羅得西亞去了，回到她的兒子那裡。
那些傢俱自然是維多利亞風格的。那時候，只要一提到「維多利亞」這幾個字就會召來一陣居高臨下的或者是輕蔑的笑聲。但過不了多久，這些傢俱就會值很大一筆錢。我不想為這些傢俱操心。我寫信給我表哥——繆麗爾姨媽的兒子——問他要不要這些傢俱。他來看我，說這些舊傢俱對他沒有用處。現在，他已經不記得曾經來過我這裡。他那時候手頭很緊。
於是我讓存放傢俱的庫房把東西賣掉，把賣的錢寄給我媽媽。那些錢幾乎不值得寄，實在是太少了。
這裡有個未解之謎。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我媽媽一直給她的摯友戴茜·萊恩寫信。當她來到倫敦——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地方——她需要找個地方住下來，後來我知道，戴茜阿姨也需要這樣一個地方。那麼為什麼她們兩個沒有住到一起？在當時，我想到這個問題，就像想到跟我媽媽有關的所有問題一樣，感到費解、煩躁：我一點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所以也沒有多想。但現在我把這兩個人的心理形象放在一起：戴茜阿姨比我媽媽年輕，是一個身穿黑衣、彎腰駝背的小老太太；而我媽媽七十多歲了，看上去像五十多歲，身強體健，精力充沛。二十五年來，我媽媽究竟是在給誰寫信？
只有當你成年後——真正的成年，而不僅僅是在年齡上的成年——你才能理解你的父母。我進入中年後才意識到，我從來不認識我爸爸，不知道真正的他是誰，不知道如果沒有那場可怕的戰爭，他會是什麼樣子。年輕時，他性格樂觀，朝氣勃勃，踢足球，打棒球、檯球，代表縣裡參加比賽，在方圓數英里內走路去趕場跳舞，他最喜歡跳舞，走十英路去跳一場舞不在話下，跳上一整夜再走回來。戰爭殺死了那個年輕人，留下一個性格陰鬱、脾氣暴躁的男人，很快就變成了半個殘疾人，然後重病纏身。如果我遇見年輕的艾爾弗雷德·泰勒，我會認出他嗎？同樣的，我媽媽也是這樣。是的，我知道戰爭也把她給毀了，尤其是殺死了她生命中的摯愛，導致她最後嫁給了戰爭的犧牲品——並用整個餘生照料他。但過了很久我才開始看到其他東西。我媽媽是那個違抗父親的意志、選擇了護士職業的姑娘，她父親有好幾年甚至拒絕跟她說話，而她毫不動搖。這是一個凡是認識她的人都會被她的精力、能幹、獨立和幽默所打動的女人。我無法想像，如果我見到年輕的艾米莉·莫迪·麥克維，我跟她能有多少共同語言，但我一定會敬重她。
我認為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當她來到農場，那還是未經開墾的灌木，沒有多少清理出來的耕地，既沒有房子，也沒有農舍，什麼也沒有；當她知道這就是她的未來，孤獨的未來，因為她跟鄰居們毫無共同之處；當她意識到，她向前生活的動力——對傳統的中產階級生活的嚮往——從此被阻斷；當她意識到她丈夫是個殘疾人，已經不能牢牢掌控自己生命；當她知道她嚮往過的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時——她崩潰了，倒在床上。當時的人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用「精神崩潰」、「抑鬱症」這類詞：人們會說自己得了神經衰弱，或者情緒低落。
她躺在床上，望著窗外的非洲灌木叢，一個她永遠不會覺得像家的地方，一顆心因為焦慮而狂跳不已——她說她當時心臟不好，她可能自己也相信這一點。她在床上躺了幾個月，對她的小孩說：「可憐的媽咪，可憐的生病的媽咪。」乞求他們的愛和同情，這完全不像她，這本應該引起我的思考。然後她起床了，因為她必須起床。但從床上下來的那個人是誰？不再是年輕的艾米莉·莫迪（那時候她已經是莫迪，艾米莉不見了——她捨棄了她母親的名字），而是一個絮絮叨叨的女人，不斷地告訴她的孩子：她為他們犧牲了自己，而他們不知感激，沒心肝……她的絮絮叨叨的抱怨全都是女殉道士的老話。我相信，這樣一個人是當年的她——當她還是她，當她還年輕，還沒有被戰爭摧毀的時候——所厭惡和鄙夷的。
她在倫敦度過了四年失望的時光，返回了南羅得西亞，再一次告訴她的兒子和兒媳，她將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他們，而她的兒媳再一次對她兒子說：有她沒我。她開始輪流拜訪朋友們。她在信中說，「我希望讓自己有些用處，我不想成為負擔。」
訪蘇之行帶給我的最好的結果，是我成了薩繆爾·馬沙克的朋友。馬沙克是蘇聯享有盛譽的作家，斯大林文學獎獲得者。他是位詩人，翻譯彭斯和莎士比亞的著作，也寫兒童故事。當時作家們不能寫他們想寫的東西，因為嚴肅文學遭到迫害，於是他們選擇翻譯：這就是俄譯本的翻譯水準為什麼這麼高的原因。當我訪問蘇聯時，我並沒有特別注意到他。但後來我突然接到蘇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一定是在1954或1955年。我去肯辛頓，到薩繆爾·馬沙克下榻的賓館見他。情勢正在鬆動，因為斯大林已經死了，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戒備。從那之後，他每次來倫敦——他來過幾次——就會有人打電話給我，於是我就去見他。我等孩子睡下，大約九十點鐘到他那裡，大約一兩點鐘離開。在這中間，我傾聽。那是我的角色。他非常年輕的時候曾經跟他的第一任妻子來過倫敦。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沒有錢，但他們沉浸在愛情中，愛彼此，愛倫敦。他對我說那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想聊聊舊時的倫敦：大英博物館，郊遊，公園，書店。我讓他想起他的那位妻子，他說。但她後來死了，他又有一位妻子。她在二戰期間死了，死於飢餓和寒冷。他喜歡談論那場戰爭對俄國人意味著什麼。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裡，他坐著另一把，向我追溯往事。他把手放在扶手上，有時手腕微動，略微抬起手指，意思是說，他還有很多話可以講，但他擔心那些看不見的聽眾們：克格勃在他們關照的人的賓館房間裡都安裝了竊聽器。
二戰期間，或者說偉大的愛國戰爭期間，俄國人日復一日地在生命線上掙扎……我坐著，這樣想：任何一個英國人都很難想像那樣的困苦，那樣的寒冷。後來，他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她在列寧格勒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工作，而他住在莫斯科郊外。那時很難獲得旅行的批准，即便是享有盛譽的作家，但他有時候確實可以坐火車去列寧格勒——安娜·卡列尼娜的火車，他提醒我——而她休息一天。她在列寧格勒圍困中倖存了下來，她很瘦，身體虛弱，健康不佳。他們在她的房間裡坐上一整天，說話或者沉默，然後他坐火車回莫斯科。他們之間甚至不需要言語，他說。在一起就足夠了。那場戀愛就是這樣進行的，但她也死了。
關於政治他也談了很多，他談論斯大林當政的時期。「我從未出賣過任何人。」他堅持這樣說，一遍又一遍，提高聲音，怒視著電話機，他相信克格勃的竊聽器一定藏在那裡。「我們都做了妥協，每一個人。你不會明白，像你這樣生活在西方的人不會明白。根本沒有可能向他們說『不』。但當我被審訊的時候，我沒有說到其他作家——這正是他們想要的。他們想恐嚇我們，這就是為什麼即便他已經決定不把我們送進監獄了，但他們還是要審訊我們。」
他也想提醒我，要小心政治對於作家的危險性。「你還年輕，我也年輕過。我是個少年天才，農民的兒子。高爾基注意到了我。他說我是個天才。他和我很相似。我們都來自貧困家庭，都喜歡獨自一人徒步穿過一個個村莊。他走遍了俄羅斯，我也走遍了。有時候，幾個月的時間我都是獨自一人，行走。農民們給我吃的。但沒過多久，高爾基就被毀掉了——他們殺了他——我也被毀了，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我在委員會呆了一輩子。我的天才就是浪費在那裡。我總是對年輕作家說，不要去委員會，他們會讓你完蛋的。這也是我現在在對你說的。」
「呵，但你看，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了。」
「那好啊，很好。但這對你來說這比較容易，你可以說『不』。但我們要說『不』就太難了。」
他告訴了我一個故事。有天，他走在某個省的鄉村公路上，高爾基看到他，停了下來，讓他上車。「我想讓你看些東西，今天你會見到一個重要人物。」一些作家在一棟鄉下房子裡開會，斯大林傳話說，他會來一下。他真的來了。他聽了他們的精心準備的發言，都是阿諛逢迎之辭。然後高爾基站起身，直接對斯大林說，剛才講的每件事情都是假的。人民的狀況很糟。「我們坐在那棟精緻的房子裡，而周圍的人都在受苦。作家們也在受苦。黨關於文學的理念是錯的，對作家也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