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笑話全是關於如何打壓黑人的，因為在統治者的圈子裡，那是他們惟一可以引以為傲的地方。他們滿腦子都是鬼花樣。吃過晚飯，我們進了賓館的房間，我在那兒有被某個或多個男人動手動腳的危險。有一個「姑娘」告訴他們，我是敵人，在我面前講話要小心。為什麼是敵人？他們質問的語氣似乎在說:難道還有人會不相信那些絕對正確的觀點嗎？「她寫了本書。」那個女人說。她來自南非，暫住於倫敦。「那麼我們就把它禁掉。」他們詼諧地回答。一個男人說（我正在竭力避開他的膝蓋）：「嘿，夥計，我們才不在乎那些自由分子讀什麼。他們能幹什麼？關鍵是那些黑鬼讀不了你的小書。他們不識字，我們就喜歡他們這樣。」在南非，「自由分子」和「共產分子」通常是混用的。
我跟戈特弗裡德住在索爾茲伯裡的時候，人們進進出出都在談論政治和戰爭。在丘奇街也一樣，只不過戰爭不再是靠流言和宣傳，而是從前線歸來的男人親口講述的，因此我們可以把真實發生的事件跟之前聽說的情況做一番比較。與此同時，我和戈特弗裡德之間也回到了我所熟悉局面：每見一次面，他對我的反對就增加一分。他的境況很糟。他本以為在倫敦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工作。他覺得自己很聰明很能幹。在索爾茲伯裡，他不是白手起家，成功創立了一個大型律師事務所嗎？他在倫敦有親戚，他向他們申請工作，但遭到了拒絕。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他們（或者說他們覺得自己）是被英國勉強收留的外國人。或許是他們不喜歡他。他知道自己能勝任那些職位，但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可笑的是，十年後，德國共產主義者成了一種時尚優雅的身份。同時，他還為英蘇文化關係協會工作。這個組織在肯辛頓廣場有一座房子，他們在那裡舉辦講座，主題是蘇聯藝術界的歡樂景象。
每次集會，最後兩排的椅子上都坐滿了真正在共產主義世界生活過的人，他們總是設法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有多麼恐怖。我們安慰他們：那些都是中老年人，不諳就裡，思想反動——這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措辭，使用起來感覺良好，同時也是讓一切嚴肅的思考停下來的最保險的辦法。戈特弗裡德掙的錢很少。多蘿西·施瓦茨在貝爾塞斯公園地鐵站附近有一套大公寓，她為戈特弗裡德提供了住所。冷戰的高潮（或者說深淵）使戈特弗裡德比以前更加惡毒、憤怒、冷酷地蔑視任何跟黨的路線稍有偏離的觀點。我發現自己幾乎沒有辦法跟他待在一起。我沒有自怨自艾，但我是怎麼容忍他那麼久的？因為我別無選擇。我們在孩子的問題上意見並無二致。彼得的大部分週末都在戈特弗裡德和多蘿西那裡度過的。通常，我送彼得過去，坐下來喝點什麼，聽一通刺耳冷酷的斥責，然後離開，享受兩天的自由。我經常去戲院。那些日子，為了能在排成一溜的凳子中間找個座位，我得一大早去排隊。在正廳後排或走廊的座位上看演出，花的錢相當於今天的三四鎊。就這樣，我看了在倫敦上演的大部分戲劇，有時候只能站著看。我一直對戲劇保持著狂熱。
我還去了巴黎。現在的人不會明白當時巴黎在人們心目中是多麼迷人的夢想之地。那些沒有參軍的英國人被戰爭困在島上好幾年。人們經常會說，他們被幽閉症折磨，夢想著出國，尤其是去巴黎。法國因為戴高樂、自由法蘭西和抵抗組織而變成了一塊磁石，更不用說游擊隊的迷人光環。現在我們的廚藝、咖啡和著裝都很好，所以很難記起我們曾經怎樣渴望著法國，甚至把法國當成文明本身。女人們對法國還有另外一種感情。法國男人愛女人，並且會表現出來。但在英國，大多數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工人們在大街上衝自己吹兩聲口哨，而且也不全是善意的口號。瓊愛慕法國。她在那裡有過快樂的時光，她的法語很不錯。她父親當時的女友是法國人。瓊覺得她美貌絕倫，跟她相比自己一無是處。
這當然不是真的，但你不能跟她爭辯。我見過這樣的女人，而且不止一個。她們總是透過玫瑰色眼鏡看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除了她自己。「她很美，是不是？」瓊會這樣喃喃說起一個女人，但那個女人其實不如她漂亮。她讓人做了一身非常漂亮的黑色西裝，配著緊身短裙和男式馬甲，裡面是帶著波浪式領子和袖口的白襯衫。她去巴黎其實是讓這身打扮接受考驗，因為那裡的男人會稱讚你的衣著。她回來後恢復了信心。我認識的很多女人都說，一個人為了自尊也應該去趟巴黎。但法國的狀況也並非沒有諷刺性。一張報紙上登過一幅漫畫：一個法國男人穿著一身標準的武裝行頭，穿著舊夾克，戴著貝雷帽，叼著高盧煙，陪伴著一個打扮得像模特一樣的法國女人——一個是矮胖邋遢的男人，一個是高挑優雅的女人。
我去巴黎的時候，我的著裝還達不到能獲得法國人贊許的水平。但男人們的確會用專家的目光飛快地打量你一番，從頭髮到面孔到著裝，然後給你打個分數。這種打量是不夾雜感情色彩的、中立的總體評估，看完後也不一定會前來邀請你。
曾經在歌劇院發生了一幕。中場休息時，我在走廊裡看到一個非常年輕的女人走進來。她也許只有十八歲，身上穿的白緞子裹身裙也許是她的第一件晚禮服。一個雅致的女人，一襲雅致的禮服。她泰然自若站在門口，接受人們的打量、評價、判斷。沒有人說話，但大家也許都在默默地鼓掌。她一開始有些羞怯，想要退縮，但慢慢有了信心。她站在那裡，含著淚微笑著。是專家們眼神中無形的欣賞、讚許和愛慕使她振奮。可愛的法國深愛著它的女人們，讓她們對自己的女性氣質感到自信——從她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起。
我第一次去巴黎時，住在左岸一家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旅館裡。戈特弗裡德說我應該去找他姐夫的母親。我去了，找到了一位年邁的女人。她穿著舊式衣服，住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房間很高，在一座又高又冷的舊房子的屋頂下面。通過她，我進入了一個中老年婦女的生活網絡。這個圈子裡沒有男人。她們很窮，衣衫破舊，只能勉強餬口。她們住在女傭的房間裡，或者躲在任何一個肯容納她們的角落裡。她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有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難所裡度過了整個戰爭時期，經常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她們機智、聰慧，是最好的伴兒。她們就像當時住在倫敦的那些難民一樣，你很難弄清楚她們靠什麼過活。她們用漂亮的杯子給我盛珍貴的咖啡。
她們坐在火爐邊，不斷往爐子裡添木頭、煤塊和從街上撿來的任何能燒的東西——那些從街上撿來的東西要被拖上幾百級冰冷的台階。戰爭開始後，吉斯太太就再也沒聽到過她兒子的消息。她說，兒子蔑視她，因為她不是共產主義者，而她蔑視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我說，我也算是個共產主義者。她說：「別瞎說，你根本就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這些女人的丈夫、情人或兒子要麼已經被殺，要麼已經將她們遺忘。她們是那麼地勇敢，在貧窮與病痛中互相支撐。跟在倫敦的時候一樣，我聽到了很多跟倖存和煎熬有關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我們在倫敦談論的政治都只是理念和原則，是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但那些高談闊論被溶解在這些話語中：「我表哥……在寒鴉渡」、「我兒子為了掩護幾個抵抗組織的成員讓德國人殺了」、「我從德國逃到波蘭，從波蘭逃到俄國，從俄國逃到西班牙」……
我在巴黎買了頂帽子。這個需要解釋一下——我必須買，因為這是時代的需要。一頂巴黎的帽子證明你牢牢抓住了優雅本身。吉斯太太站在我身邊說：「不，不是那頂。對，是那頂。」這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積攢的屈指可數的法郎放在手袋裡。她站在那裡，代表著巴黎。那頂帽子我從來都沒有戴過，但至少我擁有一頂巴黎的帽子。瓊說：「你準備拿它來幹什麼？」
還有一次去巴黎，我住在另外一家簡陋的旅館裡。我突然想到，這不就是奧斯卡·王爾德去世的旅館嗎？我下樓去前台詢問，旅館女主人說：是，他就是在這裡去世的，而且就在你住的那個房間裡。人們偶爾向她打聽這件事情，但她也說不出什麼，畢竟當時她還沒來這兒。我去付賬，但前台沒有人，於是我敲開了旁邊房間的門，裡面的人說：進來吧[原文是法語。]。那是一個昏暗而凌亂的房間，角落裡放著幾面閃閃發光的鏡子，椅子上搭著一些披肩，還有一隻貓。夫人坐在扶手椅上，身體被粉色的緊身胸衣扣得鼓鼓的，一雙肥胖的腳放在水盆裡。年輕的女僕正在替她梳理著枯黃衰老的頭髮。夫人把頭髮撩到腦後，彷彿那是珍寶，長在她想像中的年輕的樹上。這是巴爾扎克筆下的場景嗎？或者是左拉的小說？或者是德加的《門房》？總之絕對不會是二十世紀的小說。我徘徊在門口，看得出了神。「把錢放在前台吧，」她說，「賬單就在那兒。別忘了回來再見一面，夫人。」但我沒有回去，我覺得不應該破壞那完美的一幕。而那次旅行，我也沒能見到吉斯太太，這讓我覺得很遺憾。
我曾有過許多稀奇古怪的邂逅，其中有一次就發生在我的某次巴黎之行中。那時，從巴黎回倫敦的飛機晚點了幾個小時。大家在奧利機場乾坐著，無聊疲憊，煩躁不安，好不容易才挨到登機。坐在我旁邊的南非人從我的口音中聽出了我來自羅得西亞，並開始和我攀談。他喝醉了，我想，但後我又想，不，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我幾乎沒有聽他說話，滿腦子盤算著：飛機落地要到下半夜了；我坐不起出租車（我要到幾年後才坐得起出租車）；彼得仍然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後來，那個男人的話才漸漸進入我的耳朵。
他告訴我，他去了巴勒斯坦，協助伊爾根抗擊英國佔領軍，而且幫忙炸掉了大衛王酒店。現在，他已經盡到了一個猶太人的職責，問心無愧地返回南非。女人喜歡聽告白，尤其是如果她比較年輕（好吧，那時我還算年輕），有一定的吸引力。當一個男人喝醉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神志不清時，女人在他們眼裡就算不上人了；在這一點上，很多男人清醒時也這麼認為。我突然意識到，這個男人是我的國家的敵人，我應該想想怎樣提醒當局。我們著陸了，機場幾乎空無一人。我開始想像，如果我對空中小姐說我想見警察，事情會怎樣？「幹什麼？」我似乎能聽到她尖刻的聲音，因為她和我一樣，只想快點躺到床上去。過了一會兒，其他乘客都下了飛機去乘巴士，一兩個男警察走過來。
「剛剛在巴黎過來的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個男人，他說他參與了炸毀大衛王酒店的事，還說了一些其他事。」
警察猶豫起來，相互瞥了一眼，然後又審視著我。我又累又煩，而且外表普通，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說，這個人告訴你，他一直在參與炸毀這家酒店的事情？」
「是的。」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就是說，他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說，他在耶路撒冷犯了謀殺罪、叛國罪還有天曉得什麼罪？」
「噢，算了吧。」
但事情當然不會到此為止。我還得繼續接受滿腹狐疑的警察的詢問，直到他們確定我不是傻子。
「嗨，嗨，你還是回家吧，親愛的，把整個事情忘了吧。」
但問題是，我到現在依然相信那個人說的是真的。或者——這樣也許更有意思——整個事情都是他的想像，只是他的想像太強烈了，炸旅館，殺警察，以至於這些想像對他來說變成了真的，而且必須跟人分享，哪怕只是跟身邊同機的陌生人。
我也去了都柏林，邀請我去的是一些作家，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因為印象中我度過了一個愉快友好的夜晚。但最令我難忘的不是這個。我離開那個晴朗、乾燥、炎熱的國家一年多了。我以為我在倫敦已經嘗遍了陰沉和灰暗，但突然間，我來到了這座城市，滿眼都是凌亂破敗的古建築，同時不失莊嚴。這是一座以自己為驕傲的城市。但街上到處都是衣衫襤褸的孩子，他們面帶饑色，打著赤腳，胳膊凍得發紅。沒有哪座城市會像當時的都柏林那麼貧窮。那是一種鋒利的、啃噬人心的貧窮，而這種貧窮也在折磨著作家們。有位作家把一本書塞到我手裡，是默文·沃爾寫的《焚燒的葉子》。這是一本不該被遺忘的書，它描寫了一個醉酒的週末，描寫了一次絕望的醉酒。不到十年，我再次來到都柏林，而那座襤褸飢餓的城市已經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