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頓波托貝洛路的那座房子[指登比路的房子]被戰爭毀了，四周全是炮火轟炸過的建築。丘奇街的房子也被戰爭毀了，周圍都是廢墟。人們經常在轟炸過的地方燃起篝火，處理房子裡的屍體。除了這些，這兩座房子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在我搬出的那座房子裡，政治就意味著食物、配給制和政府一貫的蠢行。但在丘奇街的房子裡，我突然觸摸到了曾經熟悉的東西：國際政治、共產主義、同志、激烈的辯論，還有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使命——按照某個隱形的藍圖重建不列顛。瓊·羅德克在波蘭學院工作。她即便不是共產黨員，也是共產主義者。她認識「黨」（這是人們對共產黨的稱呼）裡面的每一個人，認識藝術圈的人。她的經歷不同尋常，可以寫上一兩本書。
她是兩個傑出人物的女兒，他們來自貧窮但生氣勃勃的倫敦東區——當年的東區，那個以它的天才向世界提供藝術和精神生活的東區。她父親約翰·羅德克是一位作家，當時的知名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不知為何，他辜負了大家的期許，成了一位出版商。她母親是個美人，曾做過一些藝術家的模特，甚至包括著名的伊薩克·羅森堡。她父母把她扔在福利院。這種福利院存在的目的，就是幫那些沒有條件撫養孩子的父母照管他們的孩子。福利院是個冷酷的地方，儘管從表面上看，一切都顯得和氣安寧。她父母有時去看她，但他們從來都不知道這個小姑娘每天都在忍受著什麼樣的煎熬。她從福利院和其他更嚴酷的困境中倖存了下來，靠著遺傳的藝術天分當上了烏克蘭一家戲劇公司的演員，並輕鬆地學會了德語和俄語。那段時間，她跟公司裡的一個德國演員生下了一個孩子。既然布爾喬亞[布爾喬亞：即資產階級。
]式的婚姻已經被永遠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們索性不結婚。大戰開始前，為了把那個男演員弄出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格蘭，她費了不少力氣。在《暴力的孩子們》一書中，我把他的外貌安在以戈特弗裡德·萊辛為原型的那個人物身上，因為我心裡想，這就是彼得的父親。前者是中產階級，後者很富有——按照德國衰退時期的標準來看，非常富有。我用一個人來代替另一個人，但並沒有取得我想要的效果。戈特弗裡德說，雖然我把他寫進了書裡，但實際上，他和那個德國演員的共同點僅限於他們都是德國人，都是共產主義者。戈特弗裡德那樣說只是為了表明一件事：他就是他的政治立場。著名演員欣策多年來一直在經濟上幫助瓊和她的兒子歐內斯特，他陪伴在他們身邊，看著歐內斯特長大。他也是個出類拔萃的人，他的故事也值得寫下來。艱難的時代總會成就卓越的人。但如果把這樣的想法付諸實踐會有什麼效果呢？我不得而知。
戰爭結束後，瓊帶著孩子從美國回到倫敦，發現自己沒有地方住。她在丘奇街上看到現在這座房子，房屋敞著蓋兒，四面朝天。她心想，這就是我的房子。她拎來幾桶水，開始洗刷每一間屋子，刷了好幾個晚上才刷完。戰爭損失委員會派工人來維修房子，發現瓊在裡面，跪在地上，手裡拿著板刷。
「你在幹什麼？」
「打掃我的房子。」她說。
「但這房子不是你的。」
「是我的。」
「那你最好拿出文件來證明一下。」
她身無分文，於是去找父親，請他為她擔保一筆銀行貸款。她父親有些不安。那些從貧困線上掙扎過來的人，往往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覺得自己可以在金錢方面幫助別人。靠著有擔保的銀行貸款，以及她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她終於得到了那棟房子，也就是她現在住的這棟。
這些坎坷的經歷使她可以本能地體察到別人的痛苦。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她在這方面的直覺是最敏銳、最準確的。她知道怎樣幫助別人。她總會通過一些很有想像力的方式給人以實際的幫助，而不是表現為多愁善感。我拿了很多人和她作比較。我總是遇到那些在戰爭、監獄集中營和一切災難中存活下來的人，但並不是所有的倖存者在經歷過災難之後就會變得更強大。
彼得在原來那棟房子裡過得很快活，在這裡也一樣。瓊的兒子歐內斯特已經是少年，和瓊一樣出色。他就像彼得的哥哥。沒有伴侶來分擔重任、孤身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人都明白，我剛才交待的是那個時期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說住在原來那棟房子裡讓我覺得很奇怪，彷彿浸沒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裡，那麼我在肯辛頓丘奇街的生活則像是索爾茲伯裡的公寓裡的生活的延續——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總有人來喝茶、吃東西、爭論問題，還經常發生吵吵嚷嚷的辯論。我上下樓梯時要經過一扇敞開的門，那門通向小廚房，裡面經常擠滿了同志。大家在那裡吃點心、聊天、喊叫，或者秘密地散佈新聞，因為共產主義世界正在發生著很多事情，大家只能壓低聲音討論，不能公開。我再次置身於這樣的氛圍：每次見面、每次交談都變得很重要，因為如果你是個共產主義者，那麼世界的未來就落在你肩膀上——你和你的朋友，以及世界上所有跟你一樣的人。一言以蔽之，我們是工人階級的護衛隊。我陷入了矛盾。跟戈特弗裡德·萊辛這個「百分之一百五十」[百分之一百五十：指對共產主義「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忠誠」。]在一起生活過之後，我對這種教條和自負感到厭倦。戈特弗裡德已經陷入生活的谷底，因為精神萎靡，他對非共產主義者和非共產主義理念的態度變得更加粗野、狂暴。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像看鏡子一樣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就像一幅滑稽的漫畫，但是沒錯，那就是我。G.M.霍普金斯的詩句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這一切，通過絕望，養育出吊死狗，垂頭喪氣；通過憤怒，
豺狼，更加凶狠；它們集結起來，侵染整個時代。[引自霍普金斯的《湯姆的花環》。該詩作於1887年左右，描述的是英國失業工人的苦境。]
我會從夢中醒來，嘴裡念著「它們集結起來，侵染整個時代」。我，霍普金斯說的就是我。
我生活在群氓中間，我是群氓中的一個。同志們經常爬上樓梯，來到房子頂層，因為上面住著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和她那招人喜愛的兒子，還有一個來自非洲的帶著異國情調的人，這在當時總被當成新聞。我發現人們很願意聽我講南非和南羅德西亞。在共產圈子之外，只要我說南羅德西亞不是黑人的天堂，人們就難以忍受。他們的表情似乎在說，你真是冥頑不化。我在那些不願意瞭解真相的人那裡遭到了太多白眼，而同志們卻希望瞭解真相。共產圈子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只要你偶然說起，「我曾去過秘魯，而且……」，大家馬上就想探個究竟，因為全世界的重任都落在他們肩上。我越來越覺得這很荒唐，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我回顧了索爾茲伯裡的歲月，有很多年，我們認為我們的行動和思想具有粉碎世界（把世界真的打碎）的重要意義；但是站在倫敦看過去，那一小群人卻讓人覺得滑稽可笑——然而，我知道，在南羅得西亞全體白人中，只有這一小群人看清了真相：白人的統治必將結束，並且為時不遠了。問題不在於我們的觀點，而在於我們努力的效果。現在我再次置身於少數派當中，這群人知道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當時是冷戰的高潮，韓戰已經開始。共產主義者一天比一天孤立。共產圈內部的氣氛被毒化了。例如，如果你對「美國人在戰場上投下感染了細菌的物質，使用細菌武器」這一點表示懷疑，那麼你就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叛徒。我充滿疑慮。我憎惡那套宗教式的教條，事實上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某某同志信仰不堅定了。」共產主義者會這樣說，帶著挖苦的語調，這種語調已經滲透到了別的談話中，越來越常見。但同樣，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講這種話的絕不僅限於跟理想化的蘇聯達成共識的同志。
儘管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同志們都接納了我，因為我說著他們的語言。我告訴他們，在南羅得西亞時，我加入了我們自己創立的共產黨，或許任何真正的共產黨組織都會對那個小黨不屑一顧。他們不理會我的話，或者他們根本就沒聽見。和我交往的人總是以為我跟他們想的一樣，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心中的強烈信仰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沒有人會那麼冥頑不化，居然不認同那些信仰。當時，我還不能跟瓊和那座房子裡的客人討論我的「疑慮」。如果說黨的路線讓我如鯁在喉，那麼還有一種東西比這更強烈。英國殖民者總是懷著英國文學激起的憧憬來到英格蘭。「在那裡我們會看到雪萊、濟慈和霍普金斯的英格蘭，看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和簡·奧斯丁的英格蘭，我們將會呼吸到文學的慷慨空氣息。
在流放中，輝煌的文字支撐著我們，現在我們很快就要踏上光明之地了。」我遇到的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是由文學哺育大的，是文學支撐著他們，而其他人並非如此。簡而言之，儘管有些許改變，但毋庸置疑，我在南羅得西亞的經歷仍然在這裡繼續著，尤其是我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來捍衛我寫作的權利和時間，而不是跑出去散發小宣傳冊或《工人日報》。不過對於一個跟戈特弗裡德·萊辛抗爭過的女人而言應付英國的同志們綽綽有餘。戈特弗裡德曾說：「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寫作只是布爾喬亞的自我沉溺。」人們給作家和藝術家施加壓力，讓他們去幹別的事情，不讓他們寫作、畫畫、作曲，因為這些「只是布爾喬亞的自我沉溺」。這種壓力從當時一直延續到現在，將來還會繼續，儘管意識形態有所不同。因為它的根源在於嫉妒，而且嫉妒的人只以為自己真理在握，卻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疾病的侵食。
我現在已經是受到認可的新作家，這個身份對我很有幫助。《野草在歌唱》深受好評，賣得很好，版權甚至賣到了國外。短篇小說集《這曾是老酋長的國度》反響也不錯。不用說，我遭到了同志們的攻擊，他們認為我的小說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他們覺得《野草在歌唱》中了弗洛伊德的毒。當時我還沒讀多少弗洛伊德的書。而我的短篇小說沒把組織起來的黑人工人階級的視角放進去。他們說的沒錯，因為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有組織的黑人工人階級的視角。共產主義文學批評的愚昧已經無以復加，你隨便引述他們的一句話都會被認為是在諷刺或挖苦他們——很像今天的「政治正確」。
我要抵擋的壓力並不僅僅來自自己人。例如，一份流行報紙《每日寫真》（跟《太陽》報一樣，停刊很久了）的編輯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說要付給我一大筆錢，條件是我寫文章支持絞刑、體罰孩子、嚴刑重典、婦女留守、打倒社會主義、關押共產分子。我說，這些觀點我全都不贊成。那個身材矮小的猥瑣男編輯說我的個人觀點無關緊要，如果我願意，他會培養我成為一名記者，而記者應該學會就任何主題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我不斷地拒絕，他不斷地提高價碼，同時火氣也越來越大。我飛奔到街邊的電話亭，給朱麗葉·奧希打了電話。我很缺錢，但是她說，無論如何都不能寫言不由衷的話，不能寫低於自己的最高水準的文字；如果我開始為錢寫作，那麼接下來我就會開始相信我寫的東西很好。我們都不願意看到這樣。她說出版社在付款期沒到之前是不會付我版稅的，但如果我實在走投無路了，她就去問問，而且她會讓《每日寫真》的編輯別再糾纏我。
還有其他類似的機會，都是魔鬼的誘惑。我沒有受到誘惑，但我有時的確在編輯的辦公室好奇地逡巡，因為我不相信這樣的事情真的會發生。人怎麼會那麼卑劣？怎麼會那麼不擇手段？讓作家違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寫作，讓他們為了錢而寫二流的作品——這些編輯大概也不會相信這種事情吧？
《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羅得西亞招來了一片謾罵，但同時也使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個派對邀請——作為「姑娘們的一員」去款待新成立不久的民族政府的來訪官員。好奇心不容我拒絕這個邀請。我感到不可思議，南非的習俗居然也適用於這裡——「英國板球隊要來了，弄些姑娘來陪他們」。來訪的十來個南非白人，都是部長或比部長級別略低的官員，他們來倫敦狂歡。我知道每個人的名字，但我覺得把他們作為一個種類來描述更恰當。他們個個體格高大、食量驚人、興致高漲，在餐廳吃晚飯時不停地講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