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人的感覺賦予我的回憶一種輕快的語調，因為即便當時有困難，我也都一一應付過去了。但下面這小小的一幕卻描繪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鐵站站台上，左胳膊掛著繃帶，黃色羊毛衫的紐扣扣在胳膊外面。一個紐扣開了，一陣風把毛衣吹得從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裡，文胸露了出來。在倫敦，即便你赤身裸體地走在牛津大街[牛津大街（OxfordStreet），倫敦著名商業街。]上也幾乎沒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覺到的尷尬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我掙扎著想將衣服穿回來，可一切都是徒勞。一個女人從人群中走出來，讓我面朝著她，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別針，把我的毛衣別在繃帶上。她站在那裡端詳著我的臉：「骨折了，是嗎？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會好，也就是六個星期。這還是最短的。」我說不出話來。「開心點，最糟糕的事兒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這已經是最糟糕的事兒了。」我好不容易說了一句。她大笑，笑得無所顧忌，那聲音嘶啞粗糙，好像是在說「你還能指望什麼」。那種笑聲至今還可以在經歷過閃電戰的人那裡聽到。
「是嗎？如果這就是你的極限了，那麼……」她鼓勵地拍拍我，輕輕地把我推向車門，讓我站進去。「你就應該美美地喝上一杯茶，讓自己高興起來。」——當車門吱呀呀地關上時，我聽到她這樣對我說。
我把邁克爾·約瑟夫寄回給我的《野草在歌唱》原封不動地又寄了過去。他們回信祝賀我作出了重要修改。我一直沒把真相告訴他們。
不久，紐約的艾爾弗雷德·諾普夫出版公司告訴我，如果我能「按照那個國家的文化習俗」對書稿作一些修改，寫明的確有強姦發生，那麼他們願意出版這本書。說這番話的是艾爾弗雷德的妻子布蘭奇·諾普夫，而諾普夫家族在當時可謂是出版界的龍頭。我怒不可遏。她知道多少南非的「文化習俗」？這簡直是一種粗陋無知的觀點。《野草在歌唱》整本書的關鍵恰恰在於白人行為中那套無言的、曲折隱晦的密碼——什麼都不說，卻什麼都能心領神會。我那樣描寫白種女人瑪麗·透納和黑種男人摩西之間的關係，正是為了讓一切都顯得模糊不清。之所以採用這種處理方式，我的文學直覺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實際上，我一直不能決定瑪麗跟摩西是否發生了性關係。我有時覺得事情應該這樣發展，有時又覺得事情應該朝另一方向演進。
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間發生性關係是司空見慣的，不斷擴大的有色群體就是證明，但白種女人和她的黑人僕人發生性關係的事情卻是鳳毛麟角。對這類事情的懲罰是把男人絞死。事實上，這是很嚴格的禁忌。如果瑪麗跟摩西發生了性關係，那麼這個可憐女人戰戰兢兢守住的「我是白種夫人」的信念就會徹底崩潰。是的，她的確崩潰了，她瘋了——但她發的也可能是另一種瘋：當我這樣說時，那些詞句似乎就在描寫另一種不同的瘋狂。不，從整體上考慮，我認為她沒有跟摩西發生關係。當我寫那本書時，我確定她沒有。這個故事來源於這樣一段插曲：我不經意聽到一段輕蔑的、不自在的談話，他們在陽台上說起附近一個農場主的妻子，說她「讓自家的廚子幫她扣衣服背後的紐扣，還讓他給她梳頭」。我應該沒記錯，當時是我父親在描述這件事情，語氣中帶著對那個黑人最大的輕蔑：就像貴族可以放任自己在僕人面前做各種私密、猥褻的事情，因為在他們看來僕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
我認為諾普夫的要求是偽善的，他們真實的想法是：明確強姦情節會帶來聳人聽聞的效果（在當時的確會引起這樣的效果）。我的回復是，我不會作那樣的修改。朱麗葉·奧希一直全力支持我。她說，當然我永遠也不應該違心地改動任何一個字，但他們的話還是值得聽一聽的。「畢竟，親愛的，他們有時是對的。」不過，她認為這次的確是他們錯了。「別擔心，如果他們不願意買，我可以幫你找其他的出版商。」可最終版權還是被諾普夫買下了。[原註：我不久就得到了一次嚴厲的教訓，它讓我領略了出版界的現實。《野草在歌唱》平裝本第一版的封面上印著俗麗的畫面：一位戰戰兢兢的金髮女郎面前站著一個大塊頭的「黑鬼」（只能這樣形容他），他用一把短刀威脅她。我抗議他們的做法，我告訴他們「黑人摩西不是一個愚蠢的、要殺人的惡棍」，但他們不理會我的抗議，他們說，「你對賣書一無所知。」]
我手裡的錢所剩無幾。邁克爾·約瑟夫預付的150鎊頃刻間就被房租和托兒所的費用吞噬一空。我在一家新成立的機械公司擔任了幾個星期的秘書。那家公司的幾個合夥人都很年輕，沒什麼經驗，我在那裡幾乎無事可做。在這之前，我讓彼得退出了市政托兒所，送他去了一家昂貴的私人托兒所。我怎麼才能付得起這筆費用呢？我的態度一向是：先決定做一件事情，然後想辦法滿足這筆開銷。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在干蠢事——我應該去當作家，而出版商們也總是很和善地問我在寫什麼。但我沒有精力寫作。我總是大清早5點鐘跟孩子一起醒過來——他有好幾年都是5點鐘醒的，我就這麼一直陪著他醒。我給他讀東西，講故事，做早飯，帶著他乘巴士去托兒所，然後才去上班。我坐在辦公室，沒有多少事情可做，有時偷偷寫短篇小說。我趁午飯的時間出去買東西，下午5點去托兒所接孩子，乘巴士回家。接下來通常是屬於彼得的喧鬧的夜晚，他在樓下玩，我收拾屋子。他要到10點多才睡覺，而那時，我已經筋疲力盡，沒有力氣寫東西了。
我放棄了秘書工作。這期間，出版社兩次打來電話，說他們打算加印，那是在發行之前。我說：「噢，不錯。」我以為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每位作者身上，我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概念。然而他們把我的態度理解為：我把自己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
邁克爾·約瑟夫邀請我去卡普裡斯共進午餐。卡普裡斯是當時最漂亮的講究排場的餐館。那時我已經從閣子間搬到樓下，換了一個大房間。那個房間曾經很漂亮，將來也會再度煥發光彩，但在當時卻很髒，而且漏風，靠一個火力不足的壁爐取暖。那棟房子曾遭到轟炸，所以到處都在開裂、漏水。彼得睡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與此相反，卡普裡斯餐廳的桌面上鋪著粉色的桌布，擺著銀器、玻璃杯，桌旁端坐著衣冠楚楚的客人，一切都熠熠生輝。邁克爾·約瑟夫是個英俊的男人，精通世務，輕鬆自在地坐在卡普裡斯餐廳裡。
他提到拉裡和維維安[拉裡和維維安（LarryandViv）：指著名的影壇伉儷費雯麗（VivienLeigh）和奧利弗（LaurenceOliver）。]，說他們今天不能來一起吃午飯真遺憾。邁克爾·約瑟夫似乎不適合上戰場。他在戰爭期間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當時他身邊的每個人都反對他的決定，因為他資本不多。但他很快獲得了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在柯提斯·布朗公司當過經紀人，他的好友朱麗葉·奧希確保他能得到一些新書的版權。他享受著自己的成功。他有一兩匹賽馬，經常出現在倫敦的體面場所。用餐的時候，他不斷地跟其他桌上的人打招呼：「讓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新作家——她來自非洲。」
約瑟夫安排這頓午餐，並不只是為了讓作者覺得備受矚目，也是為了讓作者知道，不要指望他為書打廣告。他給我講了一些典型先例，比如保羅·加利科的小書《雪雁》，戰爭期間出版的，但在正式出版之前，靠著不脛而走的口碑就加印了好幾次。「廣告對一本書的命運毫無影響。」每個出版商都會這樣講。
有些軍事學校設計了這樣一個命題：把自己想像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將軍，現在有三支部隊，一支勉強能守住陣地，一支正被敵人追趕，一支正在擊退敵人；你手中資源有限，那麼你會優先增援哪支部隊？正確答案是增援獲勝的那一支，其餘的讓他們聽天由命。似乎很少有人給出正確的回答，因為大家總是在同情心的誤導下選擇增援處於劣勢的部隊。出版商的思路跟這種考題的策略如出一轍。已經獲得成功的作家能夠得到廣告支持，而那些還在苦苦奮鬥的作家，要麼沉底，要麼自己游上岸。當公眾在地鐵裡看到一部小說的廣告時，他們其實正在看著戰爭補給向著戰場上獲勝的分隊輸送，看著一本已經走俏的小說變身成最暢銷的書。
在卡普裡斯餐館氣氛的感染下，我告訴邁克爾·約瑟夫，如果讓我說我現在最想要什麼，那就是巧克力棒糕。我剛回到我的貧民窟，一輛長長的黑色轎車就轟隆隆地開到門前。司機遞給我一個漂亮的粉色盒子，裡面裝著一打巧克力棒糕。我把它們擺到樓下的飯桌上，為已經很豐盛的家庭晚餐錦上添花。
我在那戶人家的經歷與我原先的想像大相逕庭。我本來以為要靠緊張的配給度日，極度節省，甚至處在半飢餓狀態。而在南羅得西亞時，我曾經還往英國寄過救濟食品。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是意大利人，是世界一流的廚師。我猜她一本烹飪書也沒看過。她帶著六個供應本去韋斯特本園林路（當時那還是一條貧民窟街）的商店買東西，但她帶回來的黃油、雞蛋、煙肉、烹飪油和乾酪總是比配給量多兩三倍。她是怎麼弄到的？我問她，她得意地說：你也是時候摸清門道了。原來有兩三個吃賄賂的警察總在那一帶巡視，她用黃油和雞蛋賄賂他們，他們就對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是不是也參與了這種不法行為？是的，我參與了——我把我和彼得的供應本交給她打理。在那種氛圍中，擺出小小的道德姿態不僅很可笑，也會讓那些善於鑽空子的好心人覺得不可理喻。而且當時的報紙正在大肆鼓吹結束配給制說已經沒有必要實行配給了。我從來沒吃得那麼好過。房租裡不包括伙食費，但房東太太就像很多好廚師一樣，忍不住要把每一個願意在她的餐桌邊坐下的人都餵飽。我每週只在樓下吃兩三次飯，而彼得大多數時候都在樓下吃晚飯。當房東太太沒錢買東西了，她就向大家收錢。她把我和那棟房子裡的其他房客都吸進她那套借入、貸出的複雜的財政體系中，其中夾帶著她喜歡的香煙、衣服和鞋子。
我跟中產階級的朋友說起那些黃油、雞蛋、乾酪和受賄的警察，他們都冷著臉，很生氣。「我們的警察是不會腐敗的。」他們說。他們看我逗留在陌生的海岸（跟工人階級生活在一起），認為我不過是為了藝術創作而突發奇想去體驗生活。他們指望從我這裡聽到跟工人階級有關的漫畫式的趣聞軼事，就像高高在上的《龐奇》雜誌登的那種取笑僕人的卡通畫。
從那時起的幾十年間，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每個人都對我抱著不友好和不耐煩，直到後來政府自己承認警察確實問題很多。其實他們那種充滿敵意的不耐煩，我很早之前就領教過了。當我說「南非是黑人和有色人的地獄」時，他們就是這種態度。即便有新出版的阿蘭·帕頓小說《哭吧，親愛的祖國》（比《野草在歌唱》稍早一些）擺在那裡，他們仍然不肯承認我說的是真的。而當我堅持說「南羅得西亞跟南非一樣糟，有些黑人認為比南非還要糟」時，我遭到的冷眼就更多了，因為只有赤色分子和不知足的人才會說這種話。
登比路的這戶人家對南非不感興趣，事實上，凡是這片街區以外的東西他們都不感興趣。他們說起去西區——離這裡不過一英里多點——就像說起一次重要的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