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輪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邊，抱起小兒子：「看！那就是倫敦。」碼頭在前面：混濁的水道和溝渠，暗灰色的朽爛的木牆和房梁，吊車、拖船、大大小小的輪船。我的孩子也許在想：這些輪船、吊車和海水還是開普敦的樣子，只是現在大家管它們叫「倫敦」。對我來說，真正的倫敦還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將在那裡開始。要不是戰爭阻斷了通往倫敦的道路，那種生活早在幾年前就應該開始了。潔淨的白板，嶄新的一頁，一切都將要重新書寫。
我滿懷信心和樂觀的憧憬，儘管我的財產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幾乎不到150英鎊的現金和我第一部長篇小說《野草在歌唱》以及幾篇短篇小說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經被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南非最大的城市。]的一位出版商買下了，他明確告訴我，這本小說的內容極具顛覆性，因此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出版。我隨身帶著幾箱書（我離不開它們），一些衣服，還有些不值錢的首飾。我母親要給我一些錢，那些錢少得可憐，我沒有要，因為她自己也一貧如洗。況且我整個遠行的意義就在於遠離她，遠離家，遠離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SouthernRhodesia），津巴布韋的舊稱。]——那個可怕、狹隘的國家。在那裡，人與人之間即便有什麼嚴肅的談話，話題也總離不開種族界限，離不開「黑人是如何如何無能」。現在我自由了，我終於完全成為了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是自足的獨立個體。我描寫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嗎？不，我當時已經接近30歲了，經歷過兩次婚姻，但我覺得我還沒有真正結過婚。
我同時又感到精疲力竭，因為帶著孩子。在一個月的旅途中，我那兩歲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點就會醒過來，為新的一天歡呼雀躍，晚上到了十點還不肯入睡。從早晨醒來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靜，除非我給他講故事，或者唱著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個小時在這上面，而他一路過得很開心。
我像每個來自南非的人一樣，一看到是白人在碼頭上卸貨，心中就會閃過些許不安的念頭，或者說感受，因為在南非，這些重體力活都是黑人幹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樣工作，很多白人會覺得不自在，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但在我身上，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這就是他們了，工人，工人階級。當時，我相信歷史的邏輯不可阻擋，工人們將接管整個地球。他們——那些肌肉結實、吃苦耐勞的硬漢——當然還有像我這樣的人，都是工人階級的衛士。我沒有故意把那時的想法寫得很滑稽，如果我這樣做了，就不夠實事求是了。當時，即便沒有幾億人，至少也有幾百萬人在那樣想，使用著那樣的語言。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寫進這部自傳，但沒有什麼比一部上百萬字的自傳更讓人望而生畏了。我寫過一本題為《找尋英國人》的小書，那時離我初來倫敦的日子隔得還不算太遠，它能為我在倫敦最初幾個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縱深的視角和細節。問題馬上來了，不折不扣的問題。那本小書裡寫的內容是真實的，出於對名譽的考慮，其中有兩三個人用了化名，現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無疑問，那本小書儘管「真實」，但仍然不如我要在這裡寫的這麼真實。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語調，而語調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那本小書更像一部小說，具備小說的形態和節奏。相對於生活而言它似乎過於齊整了，但它至少對一件事情的描寫是精確的：初到倫敦的我回到了兒童觀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個人、每一棟建築、每輛巴士、每條街道都在衝擊著我的感官，而我以兒童般單純的思維承受著它們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變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鬧。現在的我不再像當時那樣感受倫敦了。那時的倫敦擁有一種狄更斯式的誇張。並不是說，我在透過狄更斯編織的簾幕看倫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倫敦跟狄更斯眼中的倫敦一樣——一幅詭異的景象，處在超現實的邊緣。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倫敦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很難相信它曾經存在過：牆壁沒有粉刷，建築物污跡斑斑，到處都有裂縫，沉悶而晦暗。一座被戰爭摧毀的城市，有些區域完全成了廢墟，廢墟下面的洞裡積滿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時會被突如其來的黑霧吞噬，那就是《淨化空氣法案》實施之前的倫敦。一個人如果只知道現在的倫敦——矜持、整潔的建築，熱鬧的咖啡館和餐廳，美食和咖啡，年輕人穿梭往來、尋歡作樂、午夜過後才肯散去的街道——那麼他根本無法相信當時的景象。沒有咖啡館，也沒有好的餐館。人們的著裝保持著戰爭時期的「艱苦樸素」，黯淡而且難看。到了晚上10點，家家關門閉戶，大街上空無一人。
享受政府戰時補貼的食堂往往是整個街區僅有的可以吃飯的地方，那裡有不錯的葷菜、難吃的素菜，還有給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館對普通人來說是最高級的餐館，我還記得那裡的炸魚配薯條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當時有也有一些供有錢人去的精緻餐館，出於尷尬，這些人總是避免讓人看見，因為戰爭期間的配給對他們來說沒有那麼嚴苛。你在整個英倫三島都別指望喝上一杯像樣的咖啡。僅有的文明設施是酒館，但酒館晚上11點就打烊，而且你必須具備和酒館相配的氣質才能進入。而這幾十年來，酒館變得太多了，它不再讓外來人覺得像是進了一家俱樂部，它有自己的會員或「常客」，外來人在這裡只會覺得自己是被勉強容忍。配給制仍然在施行。戰爭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它不僅徘徊在炸彈襲擊過的地方，還縈繞在人們的頭腦和靈魂中。人們聊著聊著，話題就會轉向戰爭，就如同受傷的動物舔著酸脹的傷口。人們既警覺又疲憊。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個美國人打來電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狂歡。六點鐘，我穿上我最好的裙子來到萊斯特廣場跟他會合。我們以為會看到興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無一人。我們在一家酒館待了一個多小時，覺得和那裡格格不入，於是開始找餐館。那兒有些昂貴的餐館，但我們吃不起，而中國餐館、印度餐館、意大利餐館等各個國家的風味餐館——這些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餐館在當時一個也沒有。所有的賓館都訂滿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在蘇荷區和皮卡迪利一帶來回走著。所有的東西都如此陰沉、乏味。後來他說，管他呢，我們自己找樂子去。出租車司機把我們送到梅菲爾的一家俱樂部，我們在那裡看到了「燦爛年輕人」[燦爛年輕人（theBrightYoungThings）：1920年代的英國小報給倫敦年輕貴族和社會名流起的綽號。]的後繼者們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麵包。
到了50年代末，倫敦就有了咖啡館和好吃的冰激凌（多虧了意大利人），有了物美價廉的印度餐館。人們的衣服色調明快，價格便宜，不再像當年那麼一本正經了。整個倫敦被粉刷一新，充滿歡快的氣氛。大部分炸毀的廢墟都不見了。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陰影。他們不談論戰爭，也不去想它。
我一開始住的地方在貝斯沃特，那一帶骯髒、破敗，很難把它與昔日的輝煌聯繫起來。每到傍晚，妓女們就會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來的安排，我要跟一個從南非來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尋英國人》中描寫了這段有些不快的經歷。我們住的公寓很大，傢俱齊全。其中有兩間房租給了妓女。一開始，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樓的姑娘們是做什麼的。但我發現後馬上去找那個南非女人理論，因為我覺得這樣對兩個小孩兒不好，可是她卻突然哭了起來，說我不夠友善。
我整整花了六個星期才找到一個願意讓小孩住進去的地方。熱浪悄然來襲，這讓我十分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抱怨英國天氣陰冷。我走在滾燙的人行道上，雙腳投降了，鬥志也要垮了。就在這時，一家意大利人歡迎我的孩子和我搬進去，解決了我的主要問題。那棟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進了附近一家市政托兒所。要知道，從他一生下來，他的環境就教給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歡去托兒所。他每天從托兒所一回來就鑽進地下室，那裡住著一個跟他同齡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陰冷、骯髒，而且被戰爭毀了，這讓我十分洩氣，但它卻是彼得的樂園。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個不折不扣的閣子間裡。閣子間小到我沒法把打字機擺出來。我從《作家與藝術家年鑒》上隨便選了柯提斯·布朗經紀公司，寄了幾篇短篇小說給他們。朱麗葉·奧希給我回了信（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封內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說：「不錯，但你有沒有長篇小說，或者有沒有想寫長篇？」我回復她，我確實寫了一個長篇，但已經賣給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個出版商。她說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後，她大吃一驚並且非常生氣，因為為了補償出版商出版這本「危險的書」所承擔的風險，他們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給他們發了電報，告訴他們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發他們欺詐。週末一過，她就把書賣給了邁克爾·約瑟夫。
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是邁克爾·約瑟夫的讀稿人[讀稿人（reader）：專為出版機構閱讀稿件，提供出版意見的人。]，她寫了篇熱情洋溢的報告，同時建議對這本書作一些修改。我已經在這本書上花了幾年時間，不斷地寫、重寫，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當時我的肩膀還受了傷。怎麼會受傷？這完全是由一起嚴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當時，我在萊斯特廣場跟一個小伙子看電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羅得西亞的英國皇家空軍服役時，我們墜入了最浪漫的戀情。
但我們的生活卻走上了戲劇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將去英國工業聯盟[英國工業聯盟（FederationofBritishIndustry），是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ofBritishIndustry）的前身，它是是英國最大的商業代表組織。會員公司覆蓋從製造到專業服務，從零售到建築，從公用事業到媒體和娛樂等眾多領域。]供職；而我，用一個也許會讓人不安的詞來說，仍然是赤色分子，雖然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從電影院出來，逕直踩進街上鋪的滑滑的瀝青裡滑倒了。鋪路工人說，我應該看路。戈特弗裡德[多麗絲·萊辛的第二任丈夫，1949年離婚。]已經到了倫敦（他提議的居住地），他跟從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Salisbury），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的舊稱。]來的多蘿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貝爾塞斯公園地鐵站的一套大公寓裡。在我的肩膀康復期間，他把彼得接過去住了六個星期。